紐約客：被遺忘的美國華人清洗史

#平權與反歧視 #亞裔與華人 2021-04-30

  1853年，阿爾塔日報發表了一篇關於是否應該允許中國人成為公民的社論。它承認，“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幾乎和歐洲人一樣白”，然後又聲稱，“他們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白人。”

  這篇文章把華裔美國人描述為“道德上比黑人差得多的階層”，並把他們的性格描述為“狡猾和欺騙”。文章說，儘管中國人在“工藝、工業和經濟”方面有某些可取之處，但“他們並不是美國人能聯想到或同情的那種人”，結論是:“他們不是我們的人，永遠也不會是。”

  1882年2月28日，來自加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約翰·富蘭克林·米勒提出了一項禁止華工進入美國的法案。米勒說，“我們請求你們保護美國盎格魯-撒克遜文明，不受任何其他文明的污染或摻雜。中國才是中國人的！加州是留給美國人和那些將來會成為美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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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客作者Michael Luo的文章指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事件激增提醒人們，美國目前的現實反映了對排斥華裔的過去。

  黃金山，這是廣東人對這片遙遠土地的稱呼，那裡的當地人有紅頭髮和藍眼睛，據傳可以從地下挖出金塊。

  根據《舊金山紀事報》的一篇報道，1848年，一位來自廣東的商人在薩特溪(Sutter Creek)發現黃金後不久，就寫信給家鄉的一位朋友，講述了他在加州山區發現的財富。

  這位朋友告訴了其他人，自己也出發去穿越太平洋。

  無論是來自商人的信，還是來自抵達香港的船隻，加州淘金熱的消息席捲了中國南部。男人們開始聚攏資金，經常用他們家族的土地作為貸款的抵押，擠上長達三個月才抵達美國的船隻。

  最終成千上萬的人到達了這裡。

  有些人是來尋找黃金的，另一些人則為鐵路公司鋪設鐵軌來連接美國的東西兩部分，工資對他們有吸引力，還有一些人在美國西部的工廠里工作，生產雪茄、拖鞋和羊毛製品，或者找到其他機會。

  他們大多是農民，經常成群結隊地從同一個村莊出發，梳着傳統的清代男性髮型，前面剃掉頭髮，後面紮起辮子，一直扎到腰間。

  他們是在逃離被暴力叛亂和經濟匱乏所困擾的家園。

  他們來此是為了尋找美國廣闊而開放的邊疆。

  他們相信，那裡等待着自由和機會。

  然而，隨着華人的增多，美國白人開始焦慮。暴力，往往是令人震驚的殘暴，隨之而來。

  十九世紀中葉的美國捲入了一場關於種族問題的史詩般的鬥爭。據最新估計，內戰造成75萬人死亡。在隨後動盪的重建歲月里，至少有2000名黑人被私刑處死。

  然而，在美國歷史上的這個決定性時期，中國移民在美國另一邊忍受的同樣惡毒的種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了。

  根據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教授威廉姆斯(Beth lewis - williams) 2018年的一項詳細研究，在18世紀80年代中期，可能是私刑的高峰期，至少有168個社區強迫社區裡的華人居民離開。

  在1885年發生的一起的恐怖事件中，懷俄明州領土羅克斯普林斯的白人礦工，屠殺了至少28名中國礦工，並驅逐了數百人。

  今天，美國有超過2200萬亞裔，預計到2055年，亞裔將成為美國最大的移民群體。亞裔美國人一直被視為模範少數族裔，沒有經歷其他少數族裔面對的那麼大的種族差距，當然也可能是更加的被忽視。

  然後是特朗普當選總統，他對“功夫流感”(kung flu)和“中國病毒”(China virus)的種族主義嘲諷，以及席捲全國的反亞裔攻擊浪潮。

  這些襲擊事件激起了亞裔美國人社區內外的極大情緒。但目前尚不清楚，一旦這種緊迫感消失，人們的熱情將會如何發展。亞裔美國人並不容易融入美國的種族敘事之中。評估受害者的遭遇，以及持續的異己感在哪裡結束，結構性障礙在哪裡開始，是很複雜的。

  但是，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事件激增，提醒人們，美國目前的現實反映了其排斥亞裔的過去。這種提醒將使長期以來被忽視的歷史變得清晰可辨，變成了對一個更加包容的未來的探索。

  十九世紀，美國絕大多數華人移居舊金山。在淘金熱之前，舊金山只有幾百人的定居地。到了十九世紀末，舊金山迅速發展成為一個擁有近35萬人口的混亂大都市。

  斯坦福大學歷史學教授章家敦《金山之魂》(Ghosts of Gold Mountain, 2019)中寫道，至少在一開始，很多人普遍歡迎中國人。

  “他們是我們當中最勤奮、最安靜、最耐心的人，”加州的主要報紙《加州日報》在1852年說。“也許除了德國人以外，沒有哪個國家的公民比他們更安靜、更有價值。”

  鐵路官員對他們的職業道德感到滿意。一名高管寫道，“事實證明，中國人的勞動總量幾乎和白人男性一樣，而且要可靠得多。”

  然而，白人工人開始把中國人視為競爭對手，認為他們先是爭奪黃金，後來又爭奪稀缺的工作機會。許多人認為中國人是一個異教種族，不能被美國人同化，對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感到陌生。

  1852年4月，隨着中國移民人數的增長，加州州長比格勒(John Bigler)敦促加州立法機構“遏制這股亞洲移民浪潮”。比格勒是民主黨人，是加州的第三任州長，他明確將“亞洲人”與歐洲白人移民區分開來。

  他認為，與西方同行不同的是，中國人來美國，並不是為了把美國作為“所有國家受壓迫者的庇護所”，而是為了“獲得一定數量的貴金屬，然後回到自己的祖國”。立法機關制定了一系列驅逐“蒙古和亞洲族裔”的措施，包括對每一個沒有資格成為公民的移民，徵收50美元的費用。

  當時，入籍程序由1790年的一項法律管轄，該法律將公民身份限制在“自由的白人”。

  1853年，阿爾塔日報發表了一篇關於是否應該允許中國人成為公民的社論。它承認，“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幾乎和歐洲人一樣白”，然後又聲稱，“他們不是法律意義上的白人。”

  這篇文章把華裔美國人描述為“道德上比黑人差得多的階層”，並把他們的性格描述為“狡猾和欺騙”。文章說，儘管中國人在“工藝、工業和經濟”方面有某些可取之處，但“他們並不是美國人能聯想到或同情的那種人”，結論是:“他們不是我們的人，永遠也不會是。”

  在偏遠的礦業社區，民間私刑維護者往往占上風，白人礦工迫使中國人放棄了他們的生計。1859年，礦工們聚集在加州北部沙斯塔縣的一家雜貨店，投票決定驅逐中國人。

  特拉華大學英語和亞洲研究教授讓·普費澤在 “Driven Out”（2007年）一文中全面介紹了反華暴力事件，他寫道，由200名白人礦工組成的武裝暴徒，衝進岩石溪口拒絕離開的華人營地。他們抓住了大約75名中國礦工，並將他們趕到沙斯塔鎮，人們用石頭砸他們。該縣年輕的警長克萊·斯托克頓和他的副手設法驅散了暴徒並釋放了俘虜。

  但是，在接下來的日子裡，白人礦工團伙在周圍城鎮的中國人營地里橫衝直撞，斯托克頓和他的手下努力控制住暴力。這些小規模衝突被稱為“沙斯塔戰爭”。最後，州長用汽船緊急運送了113支步槍，斯托克頓召集的一隊人馬才得以恢復秩序。騷亂者被送上法庭，但很快就被無罪釋放。

  當地報紙《普雷塞爾先驅報》上的一篇文章說：沙斯塔共和國再次恢復了平靜，願激烈的戰爭警報不再召喚她忠實的兒子們去戰鬥！

  1871年10月24日，在洛杉磯唐人街一條被稱為Calle de Los Negros或Negro Alley的狹窄街道上，種族衝突爆發了。這條街道兩旁都是商店和住宅。很多細節都是模糊的，但是作家張純如在《中國人在美國》(the Chinese in America, 2003)中寫道，一名白人警察在調查槍聲時被擊中，一名前來幫忙的白人被殺。幾百名憤怒的暴徒於是聚集在一起。

  “美國人流血了，”一個人後來回憶說。“中國人敢於向白人開火，不顧一切地殺害自己膚色以外的人，也讓人感到震驚。我們都擠了進去，憤怒地叫喊着，有些人也注意到，我們為所有的這些感到高興。”

  街道被洗劫一空，有人喊着“絞死他們”。夜幕降臨時，大約有20名中國人死亡，其中大部分被吊死，他們的屍體在月光下搖晃，其中一個是14歲的男孩。

  這起事件仍然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大規模私刑事件之一。

  19世紀70年代中期的長期經濟蕭條激起了白人的怨恨。東海岸的工廠倒閉，失業的工人到西部去找工作。這條橫貫大陸的鐵路的建成，也給許多勞動者帶來了就業困難。

  愛爾蘭移民丹尼斯·卡尼(Denis Kearney)在舊金山經營着一家運乾貨的公司，他開始在市政廳附近的一塊空地上發表激烈的演講。他的聽眾最終增加到數千名，基本上都是憤憤不平的工人。他的大部分怒火都指向“鐵路強盜”、“好色的債券持有人”和“政治竊賊”，但他最尖刻的批評卻是指向“中國佬”的。

  他在“中國人必須滾！”的歡呼結束了演講。1877年，數千名失意的加州勞工組成了加州工人黨(Workingmen’s Party of California)，卡尼當選為該黨主席。他說，“加州必須全是美國人，否則全是中國人。我們下定決心，它將屬於美國，並準備實現它。”

  在加州中部，白人工人開始燒毀中國人的房屋。在舊金山，一個反華俱樂部的成員擾亂了市政廳前舉行的夜間勞工會議，並大聲要求他們譴責中國人。一群人遊行到唐人街，放火焚燒建築物，在街上開槍射擊。隨後發生了數日的搶劫和襲擊。數千名志願者在警察、聯邦軍隊和離岸炮艇的支持下，才在三天之後將暴亂控制住，到那時已有4人死亡，14人受傷。

  到1880年，華裔人口超過了十萬五千人。1882年2月28日，來自加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約翰·富蘭克林·米勒提出了一項禁止華工進入美國的法案。米勒說，“我們請求你們保護美國盎格魯-撒克遜文明，不受任何其他文明的污染或摻雜。中國才是中國人的！加州是留給美國人和那些將來會成為美國人的！”

  南方民主黨人團結一致反對中國移民，西部各州的共和黨人也是如此。為華人辯護的是一群新英格蘭共和黨人，他們有爭取平等權利的歷史。

  在米勒演講的第二天，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喬治·弗里斯比·胡爾（George Frisbie Hoar）指責該法案的支持者是出於“古老的種族偏見，這種偏見在歷史上經常扮演着可憎和血腥的角色。”

  曾積極參與廢奴運動的胡爾，將華人的困境與被奴役的美國黑人的困境進行了比較。“有什麼論據用來反對中國人，而這些論據在人們的記憶中並沒有用來針對黑人的。”

  儘管有胡爾的懇求，法案還是輕易在國會得以通過。1882年5月6日，切斯特·阿瑟總統簽署了後來被稱為《排華法案》的法律，禁止中國勞工在十年內進入美國，並禁止已經在這裡的中國移民成為公民。

  該法在1892年得到更新，並在1904年成為永久性法律。這標誌着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有聯邦法律以種族為由限制一個群體進入美國。

  到1924年，美國已經採取措施，拒絕了幾乎所有來自亞洲的移民，並制定了一個配額制度，嚴格限制來自東歐和南歐的移民。

  《排華法案》最初通過後，驅逐華人的行動更多了。

  1885年11月3日上午9點30分，哨聲響徹了華盛頓州塔科馬市。白人治安維持會將11月1日定為撤離該市數百名中國居民的最後期限。一群拿着手槍和棍棒的暴民在街上遊行，把留下的大批人團團圍住。

  “我的妻子拒絕去，一些白人把她拖出了房子，”一名商人後來作證說。“由於我們在暴動中經受的驚嚇、恐懼和損失，她失去了理智，從那以後就成了無法治癒的瘋子。”

  在一場傾盆大雨中，白人治安維持會成員騎在馬背上帶領着大約200名中國人泥濘地向火車站進發。根據普費爾澤在《驅車而出》(Driven Out)中敘述的情況，這群人中只有少數人有足夠的錢支付到140英里外鄰近的波特蘭的客運列車的票價，其他人則爬上一列經過的貨運火車的車廂，還有一些人乾脆開始走路，沿着鐵軌走了好幾天。

  在美國西海岸，“塔科馬方法”成為消除華人社區的經典手法。

  儘管如此，華人仍然堅守着。一些人向法院尋求幫助。1898年，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於一名20歲出頭、名叫黃金德（Wong Kim Ark）的男子的判決，他出生在舊金山，在訪問中國的家人後被拒絕返回美國；根據第十四修正案，該案件的裁決確保了非白人的在美國出生者的公民權。

  然而，在1943年之前，美國的大門基本上是對中國移民關閉的，直到排華法案最終被廢除。導致這一變化的不是戰時美國良心的覺醒，而是地緣政治的轉變，中國加入了美國對抗日本的戰鬥。即使在那時，也只有一小部分中國移民被允許進入。

  1924年頒布的有利於來自北歐和西歐的移民的配額制度，直到1965年通過《移民與國籍法》才全面取消。這個法案開始優先考慮擁有專業技能的移民，以及美國公民和永久居民的親屬。支持者堅稱，這些改變不會對美國的民族構成產生太大影響。

  事實上，他們不知道，這個法案推動來自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潮，並啟動了這個國家的人口結構轉變，這種轉變至今仍在進行。自1965年以來，來到美國的移民中大約有四分之一是亞洲人，這個數字預計只會上升。

  我的美國故事要歸功於美國大門的打開。我的父母都是從台灣移民來讀研究生的。我的雙胞胎兄弟和我出生在匹茲堡，父親在那裡開始了電氣工程師的工作。

  我們的故事是關於向上流動的。那麼，為什麼我們在美國的存在，仍然經常感覺是有條件的呢，這到底意味着什麼？

  一旦我們開始了解反亞裔種族主義在美國歷史上的表現，這些矛盾就開始變得不那麼令人困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