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俄國人維經斯基等來中國，加快了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步伐。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政權只是控制了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部分地區，俄國的大部分還在前沙皇的軍隊控制之下。協約國資助俄國白衛軍圍攻布爾什維克政權，丘吉爾揚言“要把紅色的幼苗扼殺在搖籃里”。列寧指揮工農紅軍和高爾察克、鄧尼金、謝苗諾夫的軍隊進行艱苦鬥爭。列寧出於世界革命的考慮，認為需要形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才能保衛紅色政權，打破國際反動勢力的圍困。1919年3月，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成立大會，取代已經不起作用的第二國際。共產國際的一個使命，就是在亞洲各國建立共產黨。共產國際在亞洲和中國聯絡的過程，石川禎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運用蘇聯檔案作了詳細考證。1920年初，蘇聯紅軍在鄂木斯克打敗了高爾察克的白衛軍，隨即先後占領了伊爾庫茨克和海參崴，在伊爾庫茨克建立了俄共遠東局。在這種情形下，曾在俄國遠東一帶活動、當時正在莫斯科的俄共黨員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於1919年8月向俄共中央委員會提出了在東亞開展共產主義工作的提綱，獲政治局批准，並被任命為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1920年1月，伊爾庫茨克建立了蘇維埃遠東共和國，威廉斯基於2月14日抵達伊爾庫茨克，然後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駐在那裡的俄共遠東州委在1920年1月發給黨中央委員會的信中通報說，準備與中國革命家建立經常性聯繫。威廉斯基與俄共遠東州委建立了關係，後來還親自去了中國。這年4月，維經斯基一行由海參崴出發去中國，就是威廉斯基指示的。根據維經斯基參加共產國際會議的代表登記履歷，我們知道格列高里·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中文名吳廷康）1893年生，1907年中學畢業後，做過排字工和事務會計等。1913年為謀生計赴美，1915年加入美國社會黨。1917年至1918年在加拿大，1918年春回國。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加入俄共，在西伯利亞遭高爾察克軍人逮捕，流放薩哈林島。服刑期間舉行暴動，1920年1月回到海參崴，參加了布爾什維克。1920年4月經威廉斯基介紹加入共產國際。他不會漢語，之所以被選拔為赴華使者，大概是因為他英語熟練，並有國際交往的經驗。維經斯基以華俄新聞社記者名義，帶了兩名助手季托夫（東方學院畢業生）和謝列勃里亞科夫（著名的朝鮮社會活動家），以及中文翻譯楊明齋。他們先到北京，維經斯基通過在北京的俄國人打聽情況，問北京的知識界有誰對俄國革命感興趣。當時在北大俄文系任教的柏烈偉介紹了李大釗，這樣，維經斯基與李大釗接上了聯繫。但是維經斯基和李大釗的見面並沒有深入涉及建立中國共產黨的具體行動，只是一個初步接觸的討論。張國燾回憶：“李先生和我雖然經常談論馬克思主義，有時我們還熱衷於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工人運動的實際推進，但都還沒有組織中國共產黨以及與共產國際聯繫的決心。”於是維經斯基一行南下上海，去找陳獨秀，這次會面有重大進展。陳獨秀在老漁陽里2號他的住所、《新青年》編輯部會見了維經斯基，聽他介紹了共產國際的情況後，非常感興趣，於是叫上李達、李漢俊等人與他一起座談幾次，陳獨秀很快決定籌建中國共產黨。李達回憶：“由於李大釗同志的介紹，維經斯基到了上海，訪問了《新青年》《星期評論》、‘共學社’等雜誌、社團的許多負責人，如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及其他各方面在當時還算進步的人們，也舉行過幾次座談。其經過也和在北京的一樣，最初參加座談的人還多，以後就只有在當時還相信馬列主義的人和維經斯基交談了。由於多次的交談，一些當時的馬列主義者，更加明白了蘇俄和蘇共的情況，得到了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在這時候，‘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維經斯基來中國的主要的任務是聯繫，他不懂得什麼理論，在中國看了看以後，說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戴季陶等人就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孫中山知道了這件事，就罵了戴季陶一頓，戴季陶就沒有參加組織了。當時在上海參加發起的人有陳獨秀、李漢俊（黨成立大會以後退出）、陳望道（黨成立大會以後退出）、俞秀松、施存統（參加後去日本留學）、沈玄廬（大地主，第二年退出）、李達等。當時還曾起草一個黨章草案，由李漢俊用兩張八行信紙寫成，約有六七條，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用下列的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一、勞工專政，二、生產合作’。”張國燾回憶，1920年7月暑假，李大釗派他去上海找陳獨秀，詢問陳獨秀的意見。陳獨秀非常明確地表示支持建立中國共產黨，並首先付諸實施：“大約快到七月底，我才與陳先生慎重其事的談起李大釗先生的意向。他開門見山地說：‘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中國共產黨。’陳先生這種堅決的主張，我還是第一次聽見。陳先生向我表示，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統等人談過，他們都一致表示贊成。他特別提到戴季陶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甚篤，而且有過相當的研究，但戴與孫中山先生關係極深，是否會參加中共，就不得而知。邵力子也因早具國民黨籍的關係，參加與否，正在考慮之中。其餘諸人參加上海小組似已無問題。他還預計沈雁冰、俞秀松等人也會很快參加。”1920年6月，陳獨秀同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黨組織，還起草了黨的綱領。8月，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成立，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沈定一等。施存統參加了前幾次籌備座談，6月底去了日本。戴季陶被孫中山禁止，中途退出。丁寶林作為唯一女性也參加了前幾次座談，但7月出家當尼姑後，就沒有參加了。在上海成立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織，是各地共產主義者進行建黨活動的聯絡中心。維經斯基8月17日寫給俄共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報告稱：“我在這裡逗留期間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組成（四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出版部、宣傳報道部和組織部。”所謂“出版部”，就是陳獨秀的《新青年》編輯部和後來的《共產黨》雜誌社，“宣傳報道部”就是維經斯基的華俄通訊社，“組織部”就是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維經斯基於8月再回到北京，北京的籌備工作也加緊開展了。1920年8月16日到18日，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曙光社、人道社，天津的覺悟社以及青年互助團等五團體，在北京陶然亭以及北京大學圖書館舉行“改造聯合”的會議。少年中國學會是當時最大的青年組織（後來的中共黨員李大釗、鄧中夏、張申府都是會員），成立於五四運動之後。曙光社是以在北京求學的山東籍學生為主，於1919年11月成立的青年組織，發行《曙光》雜誌，自1920年起開始大量刊登介紹蘇俄的文章。天津的覺悟社是以馬駿、周恩來、劉清揚等為中心，於1919年9月成立的進步青年團體。人道社是發行《新社會》雜誌的鄭振鐸、瞿秋白等於1920年8月結成的青年組織，刊行《人道》雜誌。青年互助團是工讀互助團解散後成立的團體。這五個團體的會議是為了聯合各地的進步團體而召開的。在16日的茶話會上，李大釗呼籲：為了求得內部一致，必須要明確主義，各團體要據此加強聯絡。18日，各團體代表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開大會，李大釗、張申府出席，會上決定統一團體的名稱為“改造聯合”。第二天在少年中國茶話會上，李大釗說：“對內對外似均應有標明本會主義的必要，蓋主義不明，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對外尤不足與人為聯合之行動也。”與此同時，維經斯基與北大學生多次接觸座談，羅章龍對此記錄得很詳細：“我們同維金斯基見面的談話會是在圖書館。會上，他首先介紹了十月革命，還帶來一些書刊，如《國際》《震撼世界十日記》等。他還講到蘇俄在十月革命勝利後，面臨種種困難，為了解決困難，不得不臨時實行軍事共產主義、餘糧徵集制等等。這次談話內容相當廣泛。當時我們很想了解十月革命和革命後的俄國，他談的這些情況，使我們耳目一新，大家非常感興趣。在他離京前，我們召開了一次會，會議地點在北大圖書館辦公室。這個會可說是北京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會，他以第三國際代表身份親臨小組參加會議，是相當肅穆的。他在講話中說他的訪問是雙方共同的需要，說參加座談會的人都是信仰共產主義的中堅分子，同意應邀參加座談會的人是共產黨員，並表示要向共產國際匯報。守常在會上簡明致辭，感謝第三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關懷。還說：我們這些人只是幾顆革命種子，以後要好好耕作，把種子栽培起來，將來是一定會有收穫的。”羅章龍說北大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1920年10月成立的，成員有30多人。但是研究會的成員不一定都能加入共產黨，李大釗為人謹慎，在建黨問題上不會貿然行事。當時與他商量建黨的人一個是張國燾，另一個是張申府。張申府回憶：“1920年春，共產國際的代表威金斯基到北京來，經過北京大學俄籍教授柏烈偉的介紹，找到李大釗和我，然後又由李大釗介紹他到上海找的陳獨秀。八月間，陳獨秀來信對我說，北京只有李大釗和你兩個人可以談成立黨的事。當時北京的黨員，就是李大釗和我兩個人。本來想發展劉清揚，大釗和我在北大圖書館主任室同她談話，但她當時不願意。後來發展了張國燾，張是北京的第三個黨員。”張申府的回憶比較合理，為一些黨史研究採納。10月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擴大發展了成員，形成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因為張申府當年10月就去法國了，所以後來張國燾、羅章龍的回憶錄都沒提到他是成員。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最初的成員有：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李梅羹等。後來加入的有鄧中夏、高君宇、范鴻劼、繆伯英、吳汝銘、王仲一、宋天放等。維經斯基的中國之行建立起上海、北京兩個共產黨早期組織，開啟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一步。之所以能有這個成績，除了他的活動能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帶來了必要的經費。眾所周知，建立一個政黨，開展組織、聯絡、宣傳等工作，沒有經費是不行的。五四之後中國湧現了大量的進步團體，出版刊物，但是絕大多數都是曇花一現，很快就維持不下去了。中國共產黨能夠脫穎而出並且不斷發展壯大，與共產國際的經費資助是密不可分的。共產國際在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給了多少經費，檔案資料沒有明確記錄。日本在上海的情報機關消息是很靈通的。他們對上海的俄國僑民進行監控，名單有幾十人，都稱為“過激黨”。1922年7月8日，在上海的木下內務事務官給日本警方寫過一個報告《在上海的共產黨》，提到過經費的事情：信奉布爾什維主義的上海共產黨是公曆一九二〇年五月，由中國人陳獨秀一派創建的。其後就在暗中開展活動，共同為黨的發展而努力。目前號稱有黨員四百人，但多數為人云亦云的附和之輩。真正埋頭研究主義，或一切行動為主義的且具有深厚基礎者，僅有二十餘人。一九二〇年五月到七月間，伊爾庫茨克政府特派員波波夫、巴賽斯基來上海之際，在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二號與陳獨秀見面，還交給其一筆宣傳費。後來他們再來時，也多次送過錢來。傳其總額達八十萬日元，其中二萬日元是交給日本人的等。雖然這些不一定就可信。但上海共產黨的財源其後好像確是略微豐富了一些。日本人的報告說的是1920年至1922年共產國際資助中國共產黨的情況，數字是估算的，這個資助確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