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敗在一“念”之差
——“文革”五十周年祭
                                                                                                                 

萬維讀者網（Creaders.Net）讀者唐之夢來稿： 今年5月16日，是中共開國領袖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50周年的日子。網路上各種相關文章也多了起來。本來，這個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已被否定（雖未徹底“清算”）的“十年動亂”，在人們的記憶中漸行漸遠，卻因薄熙來在重慶的“橫空出世”而時光再現！

有關薄熙來的新聞到現在為止還能夠引起大家的興趣並不奇怪。薄作為一個“閃耀”多年的“政治明星”，註定不會像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腐敗分子那樣很快消失。甚至，撇開政治倫理不說，薄的個人“魅力”，至今也讓他擁泵不少粉絲。

當他幾年前遭遇政治滑鐵盧時，有媒體曾套用中國古話“心比天高，命比紙薄”來形容其處境，可謂再恰當不過了。這位一心想躋身中共最高權力階層的“太子黨”，在幾乎唾手可得的“碩果”面前，突然命運逆轉，於世人面前上演了一出故事情節與007大片有得一拼的“黑色幽默”喜劇。

自薄2012年4月下台，到同年9月28日被“雙開”，再到2013年9月23日被判無期徒刑，有關其在仕途上失敗的原因，國內外媒體分析很多，當時着實讓信息世界“熱鬧”了一番。

不過，在今天看來，觀察一個政治人物的成功與失敗，如果拋棄對其根本性的執政理念的分析，而津津樂道於貪腐、謀殺、叛逃、桃色等“娛樂八卦”新聞，這無異於捨本逐末。這樣做既顯淺薄，又於釐清事實真相不利，更無助於中華民族的未來！

作為一個長期以來在公眾眼裡才華橫溢的“官二代”，又生存在當今中國特色的政治生態環境裡，他理應青雲直上。不過，現實卻開了一個玩笑，薄突然慘敗並鋃鐺入獄。在探討其“為什麼”時，筆者認為其實很簡單，回顧其在重慶五年的執政歷程，薄熙來敗在一“念”之差——

“空降”重慶 大受歡迎

薄熙來是2007年底派到重慶去的。從網上公布的簡歷看，他擔任中國商務部部長的到期日是2007年12月。也就是說，他正式到重慶走馬上任應該是2008年初。

而2008年既是中國的大災年（百年不遇的冰雪天氣和汶川大地震），又是舉世矚目的奧運年，全國人民都忙着救災和準備奧運去了，所以，擅長“政治秀”的薄熙來基本上是“按兵不動”。因為他明白，即使他想做一些“秀”，恐怕也很難吸引國內外的眼球。

貼上薄熙來標籤的重慶在世界正式亮相，應該是2009年1月1日。因為重慶召開大型新聞發布會對外宣布，從這一天開始，它們將不再沿用老的城市形象標識，而採用具有全球化意識的“人人重慶”新標識。

如今在網上還可以搜索到當年新華社記者新聞稿中，重慶市政府有關領導對新標識的解讀：“‘人人重慶’旅遊標識為圓形徽章，以地球為背景，反映‘旅遊整合世界，人類共享文明’的理念。”

在世界絕大多數人看來，一個城市的形象標識，就是一個城市的“名片”，而名片上所宣示的理念，就是這個城市的靈魂。一個城市倡導何種理念，便決定了這個城市的文化認同和價值取向！
那麼，重慶的這個新標識所倚賴的理念來自哪裡呢？為了讓讀者更好地了解拙作，在此，筆者也不妨對“旅遊整合世界，人類共享文明”的理念作一簡單介紹。

原來，它出自於中國一位學者撰寫的理論着作——《旅遊整合世界》。這本理論着作是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作者是中國國內一位熱衷於全球化研究的學者。

在這部論着中，作者一改傳統的人們對旅遊只是吃喝玩樂的膚淺理解，認為隨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人類文明的進步，旅遊是人類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欣賞、共同分享的必然途徑。

為此，作者在書中寫道：“政治的力量常常產生地域的壁壘，宗教的力量又往往導致心靈的隔閡，只有旅遊，才能使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人們走到一起，共同分享人類文明的成果。”

該書出版後，受到國內學術界和部分媒體的關注。有媒體認為這一理念將“成為改變世界的先聲”，也有媒體寫道：“西方中左翼政黨吉登斯說，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是一個‘失控的世界’，我們從來不能成為我們自己的主人，但是我們能夠而且必須找到馴服這個失控世界的方法。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旅遊整合世界》理論就是當代西方中左翼政黨‘馴服這個失控世界’的方法。”

不僅如此，作者的這一觀點還得到了60餘位駐華大使的贊同和解讀。大使們普遍認為，“旅遊整合世界 人類共享文明”理念是在不斷深入的全球化時代，反映各國之間、各民族之間共同利益的一個具有全人類意識的哲學新觀點。它作用於現在，更作用於未來。

由於該書影響越來越大，2012年12月，作者還應聯合國記者協會邀請，赴紐約出席其年度頒獎盛會，並向大會提供了書面演講，受到與會嘉賓好評。聯合國記協還向包括潘基文在內的來自全球的500餘位嘉賓，贈送了《旅遊整合世界》一書。

從這幾年反饋的信息來看，書中的許多觀點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潘基文全球電聯組織特使阿米亞先生認為：“旅遊整合世界’理論為政府和城市提供了一個改變世界的新指向。”據說，去年7月2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非盟演講時，還引用該書中的觀點批評其家鄉“父母官”的戀棧和貪婪。

不過，早在2008年，該書首次出版時，只印刷了3000冊，故影響力有限。只引起了少數對新思想較為敏感的官員和地方的注意。而像重慶這樣聲稱自己的城市標識來源於此理念的，薄熙來應該是“第一人”。現在回過頭去看，也足以證明其接受新生事物的膽識。

至今為止，幾乎沒有人認為薄熙來的選擇是一種偶然行為。因為無論是從他的執政經歷，還是從他的個人性格來看，人們都普遍認為薄的選擇有其必然性——

薄在北大讀的是世界史，研究生學的是國際新聞專業。他英語流利，這在早期中國官場鳳毛麟角。他從政最早出名，是因為辦大連國際服裝節。早年的一份時尚雜誌在舉辦的“中國時尚先生”評選中，薄被列為榜首，提名者認為他是“最具時尚眼光的中國官員”。

確實，與傳統官場作風相比，薄熙來敢說能講，沒官腔，做事乾脆利落，予人一接觸便留下好印象。他在大連當市長時大打“國際牌”，使得大連成為中國沿海最先邁入國際化進程的城市之一，並成為中國最早的榮獲“聯合國人居獎”的城市。

因為他的風風火火，曾經有媒體報道，官員們最怕薄熙來從國外回來。他一下飛機，就打電話開會，哪怕是深夜，也要把大家叫過來。因為他要把出國所看到的、所想到的以最快速度吩咐下去，並要求官員們立即執行，一分鐘也不能怠慢。

去重慶前，薄熙來位居中國商務部部長一職。而商務部是代表中國經濟與全球對話的橋頭堡。作為一部之長的他，不僅要時刻把握世界經濟的脈動，對世界政治、軍事、文化等全方位的趨勢，也要洞察明了。可以這麼說，在中國官場，幾乎沒有人懷疑薄熙來的國際化視野。

2008年3月，到重慶不足3個月的薄熙來，就迫不及待地開辦了重慶市領導幹部培訓班，下令副處級以上幹部均要受訓，其目的是要讓重慶的幹部儘快轉變“內陸型思維”。期間，薄熙來還親自講課。他在會上曾振聾發聵地警示“到了睜大眼睛看中國、看世界的時候了”。

薄熙來在工作中事必躬親也遠近聞名。在大連時，為了消滅城市衛生死角，他會多次光顧同一地段，從而使相關官員沒有鬆懈的機會；商務部長上任幾天后，他迅速出台了一份被商務部稱為“薄十五條”的內部文件，如規定外事活動必須錄音，活動結束後，兩小時內必須把錄音整理成文字報送他本人，四小時內發簡報等。

所以，當重慶第一次向世界推出其帶有薄熙來色彩的城市LOGO時，尤其是要向國內外展示進入薄熙來時代的的城市理念時，很難想象這不是薄本人深思熟慮的結果！

重慶新的城市LOGO經媒體公布後，受到市民的普遍歡迎和外界的一致好評。一位區領導曾經對筆者說：“它給重慶這個內陸省份仿佛打開了一個天窗，一下子拉近了與世界的距離，人們沉浸在開放、全球化的氛圍中，而這種新思想的傳播，只有他敢做、能做與會做。”

在重慶時，筆者曾與一些官員作過較深層次的交流，他們普遍認為，對於薄熙來本人來說，當時“下放”重慶可能並不開心，但對於重慶市人民來說，卻是一件大好事。因為他的才能和國際化色彩是現有官場中不可多得的，對於重慶這樣一個積極上進的內陸地區，迫切需要像他這樣不落俗套的領導幹部。

隨着重慶城市新標識的宣傳推廣，“旅遊整合世界，人類共享文明”的理念成為當時重慶幹部群眾中叫得最多的口號之一。重慶市民打心眼裡歡迎這一提升重慶品位的全球化理念，並以擁有薄熙來這樣具有國際化新思維的領導而自豪。

當時曾有人作過粗略統計，這一理念一時間在重慶出現的頻率僅次於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而多於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

即使薄熙來下台多年，這個理念在重慶市幹部講話、撰文中仍在使用。這並不足為奇，因為這個理念本身不是來自於官場而是來自於市場，所以其生命力毋庸置疑。

改弦易轍  唱紅打黑

幾年前，筆者經友人介紹，也曾與《旅遊整合世界》的作者進行了溝通。他說，他和薄熙來並不相識，他對薄熙來的認識完全來之於媒體的報道。當重慶用“旅遊整合世界，人類共享文明”的理念來設計它的LOGO時，他並不感到驚訝，因為在他的印象中，薄熙來是中國官場中不可多得的具有國際化視野的人。

不過，當半年後重慶突然颳起“唱紅打黑”的風暴時，這位《旅遊整合世界》的作者不是驚訝，而是震驚！他對我說，他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力量讓薄熙來放棄自己積攢已久的正面形象，而甘願貼上倒行逆施的標籤。因為無論從他的父輩還是他本人，都沒有回到過去的理由。

這本理論着作的作者因此開始懷疑薄熙來是一位具有信仰的政治家，他更傾向於薄是一位實用主義者。這位作者當時告訴筆者：“薄熙來走上了一條與世界潮流相背的不歸路。在他眼裡，看似目標很近，但他永遠達不到目標。”

的確如此。雖然在不少人看來，薄的“重慶模式”在當今中國政治生態環境裡並非一無是處。如“打黑”，使得老百姓早已厭惡的數量眾多的貪官污吏噤若寒蟬；“唱紅”，又讓在貧富懸殊的社會裡倍受煎熬的普通百姓，產生回到毛“窮公平”時代的“心靈快慰”。

不光是“唱紅打黑”，薄同時也進行民生工程。長期以來，每天外表光鮮的薄熙來把一個城市打扮得漂漂亮亮，便有他受公認的獨到之處。這比那些拿了納稅人的錢而整天碌碌無為的官員更受民眾歡迎。

只是在有識之士看來，薄作為一個“獨霸”一方的政治人物，在全球化時代，寧願放棄與現代潮流相向而行的機會，而熱衷於“昨天你把我搞下去，今天我又把你打下去”的政治怪圈，着實讓人費解！

在其“唱紅打黑”轟轟烈烈之際，就有媒體尖銳指出：“‘重慶模式’實際上只是在重複中國幾千年來“成王敗寇”政治制度的運行規律： 亂、治、亂、治……循環往復，對國家的進步，不會有絲毫的正面推動作用，相反，還將與人類文明的距離越拉越遠。”

全球化時代的人們普遍認為，一個現代政治家只有通過現代化的治理方式取信於民，走的才是正道，否則，“政績”不過是政治泡沫，看似眼花繚亂，實則異常脆弱。所以那時人們普遍認為他的“民生工程”也其實是“面子工程”，目的是籠絡人心。

薄到重慶一年余，開始物色“打黑”的重點對象。時任重慶市司法局局長的文強便是當地百姓最痛恨的官員之一。他“三位一體”：大警察、大富豪、大官，在重慶官場和民間都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薄去重慶前，文強周圍已集攏了一班魚肉百姓的群體。

2009年9月26日，文強和時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因涉嫌包庇、縱容黑社會和受賄等違法行為被警方逮捕，接着一批“黑社會”頭目也相繼落網。不久，薄將文強等一批民憤極大的犯罪分子判處死刑，重慶上下一片叫好。

不過，重慶市民拍手稱快的掌聲還未消停，薄王治下的重慶便很快出現了另一番令人不安的景象：迫害無辜、刑訊逼供、肆意掠奪等酷似“文革”時代無法無天的行為越來越得不到約束。
薄王下台後，有媒體報道稱，薄熙來和王立軍掌管重慶期間，有數以千計的人受到酷刑對待，其中被虐殺和失蹤的人數近300人。薄倒台後，僅重慶政法系統就至少有1000名警官提出上訴，造成了“文革”後該系統內規模最大的冤假錯案。

另外，薄王還認定和掃蕩了680多個“黑社會組織”，並強行沒收了1700多億的資產，據悉大多作為政治經費諸如收買海內外媒體、拉攏上層關係以及供個人揮霍等等。這與上世紀50年代毛對資本家的“五反”和“社會主義改造”相比，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王立軍出事前，重慶在全市大街小巷建立全天候、大一統的監控系統，總預算達幾百億。待到王立軍被抓時，各種攝像頭已經安裝到了一半，重慶官員因此喝酒慶賀，高興地說“終於可以放心打手機了”。

薄熙來一直是媒體的“寵兒”。重慶“唱紅打黑”開始後，面對媒體，薄熙來一直都否認自己想回到過去。每當記者問及此事，他總是回答“那是無稽之談”、“扯淡”……這說明他也顧忌大部分群眾的想法。

但是他和王立軍的做派，確實讓社會人士呼吸到毛“文革”時代的寒涼，以至於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溫家寶不得不在一些場合指出中國還有“文革餘毒”！

古人云：“聽其言，觀其行”。薄在新聞媒體面前，無論自稱多麼不願回到過去，但他的紅色廣場、紅色經典、紅色頻道、紅色短信、紅色歌曲以及不經正常法律程序胡亂抓人的行為，已經無法擺脫世人對他的成見。

他的無法洗刷的“紅”“黑”烙印，再也無法讓他回到從前那個“最具時尚眼光的中國官員”形象，卻在很大程度上予人斷定他只是一個具有小聰明，而缺乏大智慧的“紅色孽種”。

甚至，薄對毛時代紅色道德的突然“迷戀”，在引起人們的匪夷所思之時，也激發了公眾對其家庭成員的蔑視與攻擊。有人就公開指出其公子薄瓜瓜便是與其所提倡的“道德”不沾邊的“花花公子”。
“當薄瓜瓜被停課一年，在聚會上的‘艷照’和他穿本科禮服對着牛津大學校門撒尿的照片在網上流傳後，這種虛偽更進一步被曝光”，英國《金融時報》曾如是說。

三個誤判  註定失敗

也許有人會說，薄熙來並沒有拋棄他剛上任時所倡導的理念，即使到他下台時，重慶也一直都在使用。此話差矣。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經說過：“人不能同時踏入兩條河流。”

一般來說，為政者的核心理念只有一個，一個國家抑或一個地區的一切工作都應該按照核心理念運行。例如鄧小平時期，全體中國人便是在“摸着石頭過河”的思想指導下搞改革開放；江澤民時期是“三個代表”；當時的胡錦濤似乎有兩個理念，對外是建設“和諧世界”，對內是“科學發展觀”。

雖然其時社會上人們對“和諧世界”和“科學發展觀”哪一個是核心理念，它們二者誰派生誰，不分伯仲。但從二者的本質內涵來分析，其基本價值觀畢竟是相同的，把他們扭在一起，並不至於在運轉國家機器上產生思維障礙。

而薄熙來則不一樣了。假設他學胡錦濤也搞兩個理念，對外是“旅遊整合世界，人類共享文明”，對內是“唱紅打黑”，顯然，這是兩個南轅北轍的理念。在地球人眼裡，前者代表潮流，後者代表倒退。

可以想象，一個城市抑或一個國家在兩個價值觀絕然不同的理念下運行，會產生何種結果？如果硬要把二者捆綁在一起，那麼在外人看來，這只不過是一種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做法。
不幸的是，事實的發展證明，薄熙來走的正是這樣一條路：他一方面想把自己“包裝”成為重慶改革開放、與世界融匯的推手，另一方面卻又採取“文革”式的激進手段，打擊異己。比如當時有一位青年人只在微博上罵他和王立軍像“一坨屎”，薄便用他的“法律”判這位青年勞教一年。

政治家與政客的區別在於，政治家有信仰，而政客只注重實用。歷史上凡是稱得上政治家的，無論是正面還是反面人物，都是具有堅定信仰的人。遠的不說，近的如羅斯福、丘吉爾、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蔣介石、趙紫陽、葉利欽等，均是對信仰至死不渝的人。

筆者同意薄熙來是一個缺乏信仰的政治人物的觀點。他缺乏對信仰的虔誠，而只是利用。他對任何一種理念，無論是“綠色”的還是“紅色”的，都缺少一種刻骨銘心的“愛”。所以當他的“馬仔”為他找到一條看似能使他直上雲霄的“雲梯”時，他會毫不猶豫“喜新厭舊”。

人們普遍認為，薄之所以改弦易轍，選擇“唱紅打黑”，在於這種疾風暴雨式的運動更能吸引眼球，更能挑動社會的情緒，也更符合他於中共“十八大”之前，為博取上位而急於求成的心理。
但今天看來，他當時的“喜新厭舊”顯得有些急促。在掀起“唱紅打黑”之前，薄熙來對自己的實力、對手的實力，還有社會公眾的力量以及由此產生的後果都缺乏理性的評估。他和他的團隊的一舉一動，就像部隊倉促上陣，求勝心切，結果滿盤皆輸。

現在看來，至少有三個“誤判”決定了他必然失敗的命運——

首先是對自己能力的誤判。毛澤東能發動“文化大革命”，把整個社會搞得“雞飛狗跳”，那是因為他不是人，而是“神”。在那個混亂的年代裡，無論哪一派，都把毛“敬若神明”。而薄熙來，充其量是一方“諸侯”，實際上是被發配的京官，其無論是可支配的黨政力量還是個人魅力，都與當年的毛澤東不可類比；

其次，是對廣大群眾的現實心態產生了誤判。薄在重慶拿文強開刀，一方面是“殺雞給猴看”，另一方面是想試探社會效果。不料效果很好，遠遠超出薄的預期。這在某種程度上促使薄和他的團隊扭曲了對群眾真實心態的思考。

是的，大部分群眾對目前中國國內普遍缺乏公平正義、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感到不滿，但他們並不想回到過去。群眾的憤怒，是因為既得利益集團“與世界接軌”太慢，他們想做的，只是逼着權貴們加快前進的步伐，早日與世界文明同步。

就像前蘇聯解體之後的最初幾年，俄羅斯群眾對當時的國家經濟、社會秩序也十分不滿，進行勐烈的抨擊，但俄羅斯民眾並不是認為回到過去更好。針對於當時各種複雜的思潮，普京還站出來說：“把過去說得一無是處，那是沒良心，因此想回到過去，那是沒腦子。”

薄熙來在重慶開展“唱紅打黑”運動後，中國國內的少數一些地方，雖然也有一些人迎合他的做法，但是對於大多數社會公眾來說，他們對飽含“文革”色彩的“唱紅打黑”運動，一開始就感到厭棄。就連《人民日報》下屬的《環球時報》當年所做的民意調查也顯示，大部分受訪者不喜歡“唱紅打黑”運動。

第三，薄熙來高估了自己在胡溫主政的政治生態圈裡“橫衝直撞”的本錢。胡溫均是平民出身，而薄是響噹噹的“太子黨”(“太子黨”內也有許多開明派)，由於江的掣肘，胡溫時代號稱“九龍治水”，權力並不集中，這使得原本就不把胡溫等人放在眼裡的薄更加有恃無恐。

但胡溫畢竟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無論在官場還是在民間，都有不可替代的影響力，往往起着風向標的作用。薄開始“唱紅打黑”後，胡溫至始至終沒有去過重慶，這讓官場和民間都意識到薄的做法在高層核心圈並沒有得到有力支持。

雖然在他的“遊說”下，胡溫時期的過半常委都到過重慶，但除了說幾句好話表面應付，多數起不到實質作用。因為在“人治”社會裡，只要“一把手”不點頭，再“大”的事都“有點懸”。這也是反對薄的力量只增不減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自己的主觀誤判，外部因素對他也越來越不利。諸如像薄熙來一樣的黨政官員，無論是高層還是中低層，都是眼下既得利益獲得者，最擔心“文革”式的群眾運動再次發生，所以如果他欲得到“同仁”真心實意的支持，那簡直就是痴心妄想！

不僅如此，與薄熙來唱反調的卻大有人在。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汪洋就是一位與薄“唱紅打黑”長期公開叫板的典型代表。汪洋曾在會上強調：“不能用運動式的方式解決民生問題”，暗諷薄熙來不尊重經濟規律，用“文革”手段管理社會、發展經濟。

在當時的中國國內媒體上，“蛋糕論”成為薄“重慶模式”與汪“廣東模式”多次論戰的焦點。正當有些媒體和官員“高度”評價薄的“唱紅打黑”時，汪則說：“增強憂患意識比歌頌輝煌更重要”，可見汪對薄這位“仁兄”的不認可，顯然是“和尚頭上的虱子——明擺着。”

由於“唱紅打黑”首當其衝的是薄的前任和政治對手，這無疑又給薄的仕途埋下了許多“定時炸彈”，隨時隨地都有爆炸的可能。外加薄熙來一向霸道、自負的作風，所以越到後來，離心離德者越多。王立軍就是其中一個關鍵人物。

據媒體公開報道，王立軍曾在2012年1月18日左右當面告訴他的靠山薄熙來，說他握有谷開來謀殺海伍德的證據。薄熙來聽後非常憤怒，扇了王一記耳光，並大喊：滾！這使得王終於下了跳離薄的戰車而逃亡300公里外的美國駐成都領事館的決心。

回顧薄熙來的重慶執政之路，他欲“更上一層樓”，可謂“天時、地利、人和”一樣也不沾邊。胡溫最高當局在薄熙來“唱紅打黑”開始不久，就把他看成是一個不安分守己的“壞小子”。胡錦濤因此在會上反覆強調“不動搖”、“不折騰”，很大程度是針對薄熙來而來。

一“念”之差  千古之恨

俗話說，旁觀者清。薄熙來作為一個政治人物，雖然他的才能和個人魅力不能和毛澤東相比，但他與現時官場上的大多數官員站在一起，卻總是鶴立雞群的。尤其是他的國際化色彩，不僅在國內，即使在國外也有許多粉絲。

薄能用英語開玩笑，並具備西方政客取悅公眾的能力。從大連當市長開始，他就以一個有別於多數共產黨官員刻板姿態的新形象而得到西方社會的接納。在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外記者的筆下，他總是中國官員中反應靈敏、開明開放、具有國際視野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例如，德國的一家雜誌曾寫道：“他善於跟媒體交流，憑着流利的英語和在國際舞台上的活動能力，薄熙來對於中國這個正處於上升期的世界經濟大國有着積極的作用。”德國《世界報》則乾脆把他稱為“穩定執政黨領導地位的推動者”。

只是薄到了重慶後，西方政界、商界和媒體才逐漸對他刮目相看。針對“唱紅打黑”運動，英國《經濟學人》雜誌還在刊載的一篇頗具諷刺意味的文章寫道：“想不到他還有這樣的胃口。”
歷史不可重演，但可以假設。假設薄熙來對自己當初所倡導“旅遊整合世界，人類共享文明”的理念不產生“二心”，而是“一心一意”弘揚推廣，真抓實做，今天的他會是一個什麼狀況？
大多數人認為，如果薄熙來堅守這一理念“不動搖”，“不折騰”，並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黨政資源大力推廣，使之成為重慶走向世界的響噹噹的理念，這不僅會使得重慶在國內外的形象上一個新台階，薄本人在國內外公眾中的形象也會上一個新台階！

胡溫“新政”時，薄被貶做“西南王”，與自己心中的目標落差很大。憑他的性格，自然也不會過多宣傳胡的“和諧世界”和“科學發展觀”（實際也如此），這時，如果薄在自己的地盤上大力推廣一位學者的全球化理念，既不會與胡發生根本性衝突，又保全了自己的個性。

說不定，胡錦濤還會為了表示一下將其逐出京城的“愧疚”之心，而讚揚其“活學活用”。在官場和群眾眼裡，薄早已樹立的突破傳統，不落俗套，不畏權威、走向國際的良好形象勢必層層加分。

薄熙來被下放到重慶，本來就有人對他表示同情。如果他在重慶不搞“唱紅打黑”，不僅不會樹敵太多，反而會以“臥薪嘗膽”的姿態一改過去張揚、跋扈的形象，人際關係定會越來越順。若黨內民主進步，搞“差額”選舉，其當選常委的幾率“不要太大”。

群眾雖然喜歡有才能的官員，特別是像薄這樣具有國際化素質的領導幹部，但不喜歡倒退到“文革”時代。薄熙來即使在自己的勢力範圍重慶，也得不到大多數群眾的真心擁護，更何況在中國的其它地方。

相反，隨着時間的推移，胡溫最高當局看到了各階層反對他的力量日益壯大，終於下了將其拿下的決心。而王立軍事件的爆發，成了壓垮他政治生命的最後一根稻草！

許多人把薄熙來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歸咎於他的政治文旦徐鳴,認為這位神秘低調的政治幕僚徐鳴是薄“唱紅打黑”的主要謀劃者和參與者——正是徐出的這個“餿主意”，使薄熙來走上了政治歧途。因為人們實在找不到薄要回到“文革”的理由。

在“文革”期間，薄熙來的母親被紅衛兵整死，薄本人坐了五年牢，並在“大義滅親”的批鬥中親自踹斷了自己老爸薄一波的三根肋骨。這對於薄熙來來說，既是傷疤，又是恥辱。
薄對徐鳴的器重眾所周知。薄曾經在不同場合說：“文有徐鳴，武有王立軍，經濟有黃奇帆。”但熟悉徐鳴的人卻認為他只是一個小腦袋發達的人，他給人的印象是腦子轉得快，文筆也好，但缺乏政治眼光，尤其是國際化視野，遠不如薄熙來。

不過，不管怎樣，作為一個自始至終的決策者，薄熙來很難把主要責任推給其他人。徐鳴充其量只能承擔其“狗頭軍師”的責任。何況，這些責任，王立軍等人，還有重慶市原來的領導班子，肯定都有份。

有人說，如果薄不與“旅遊整合世界，人類共享文明”的理念擦肩而過，很有可能的是，優秀的理念加上他的才幹，薄熙來在重慶開出一片國內外矚目的新天地，從而在歷史上留下個清明形象。從某種程度來說，這比當一任常委甚至總書記恐怕更有價值！

薄垮台後。有評論指出，在全球化時代，本來就很國際化的薄熙來不再是中國的薄熙來，而是世界的薄熙來。薄的事例再次告訴人們，不論為政者個人多麼富有才能，只要不順潮流而行，註定失敗，即使一時有偶然的成功，最後必然還是失敗。薄如今像薩達姆、穆巴拉克、卡扎菲一樣，成了當代全世界人民面前逆潮流而動的反面典型。

可憐一代“英豪”，敗在一“念”之差！

看似結局 難言結局

作為一個曾經稱霸一方的“諸侯”，薄熙來時代早已結束，但作為一個昔日的“政治明星”，薄的故事篤定還將與中國歷史有着諸多“剪不斷，理還亂”的政治糾纏。眼下就有不少人把習王治下的中國政局，看成是“似曾相識‘薄’歸來”。

不過，這或許是歷史螺旋式上升時產生的錯覺。與薄明顯不同的是，至少一開場，就有人聲稱看到了習王的“底牌”——通過“反腐”集中權力，然後進入改革“深水區”。

從習王對“反黨”分子任志強的“輕判”，以及近日對人民大會堂“唱紅”的調查，還有《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透露習對“文革”的看法，或見一斑。而那時的薄，就連發“底牌”的資格都沒有!

在傳統文化日受抬舉的今天，有人用“道術”文化的辯證關係來為薄辯護，指出薄並沒有拋棄他的“道”，“唱紅打黑”只是“術”，他們還用薄曾經說過的諸如“把權力關進籠子裡”一類的話，來進一步佐證其“唱紅打黑”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雖然這些“道術”異化的辯詞讓聽者疑慮重重，但在中國現實官場文化長期作用下所形成的“說一套，做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家裡一套，外面一套”……的政治生態里，薄的“人格分裂”的做法的確可以找到些許“客觀”的緣由。

這種“兩面派文化”的受害者薄當然不是第一人，也不會是最後一人。不久前央視主持人畢福劍，在私底下調侃毛而被擱上檯面，最後導致丟了飯碗，不也是這種文化的受害者嗎？！

現在看來，假使薄在沒有發“底牌”資格的時候，卻做“越俎代庖”的事，那只能讓外界理解為其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做了一回“偷雞不成反蝕把米”的傻事。

在胡溫時代，薄給自己開了一個“拿張舊船票”卻想“上新船”的代價不菲的玩笑。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不過，反過來也坐實了薄並不如外界所言乃“實用主義者”或“機會主義者”的說法，而是一個具有信仰的政治人物——因為他早就在“謀劃”自己的未來。這跟後來習王當局聲稱對周薄徐令的處理“摘除了黨內定時炸彈”的說法相吻合。這也符合在官場上經常不講“規矩”的薄性格！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自古以來，政治人物“你方唱罷我登場”，孰是孰非，只能讓歷史作答。未來中國政治的風雲必定仍將雲山霧罩，撲朔迷離。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順道者昌，逆道者亡！

筆者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大“道”，借鑑世界文明的好方法是良“術”，如果後來者能做到“道”“術”相向、“道”“術”相融，將不僅體現出超越前人的大智慧，更是中華民族之幸、世界人民之福！

（首次發表於2016年5月16日萬維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