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借蘇俄喻趙姓大國，總是相當貼切。

蘇俄那些諾貝爾獎作家的結局，你細品，再細品……

Original 孤燈書生 暗訪記者李先生 7/14/2021

無論如何，諾貝爾獎是全球公認的最高獎項。

在美國人看來，能夠獲得諾貝爾獎的人，和奧運會冠軍並列。

美國的移民政策中，有一項是“傑出人才移民”。

傑出人才移民中有這樣一條：獲得諾貝爾獎者，和奧運會冠軍，直接移民。

也就是說，這兩種人才不受任何限制，沒有任何條件，只要願意來了，美國就伸出雙手接納。

能夠獲得諾貝爾獎的，那都是絕世之才。

當然包括文學獎。

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那都是當世超一流的作家。

儘管，當時超一流作家，不一定都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那都是國寶級的作家。

印度人很驕傲地說，我們有泰戈爾；英國人很驕傲地說，我們有蕭伯納；法國人很驕傲地說，我們有薩特；德國人很驕傲地說，我們有托馬斯曼；日本人很驕傲地說，我們有川端康成；澳大利亞人很驕傲地說，我們有懷特；哥倫比亞人很驕傲地說，我們有馬爾克斯；秘魯人很驕傲地說，我們有略薩；瑞士人很驕傲地說，我們有黑塞；美國人很驕傲地說，我們有海明威和福克納……

中國人也可以很驕傲地說，我們有莫言。

無論那些蠢貨們如何污衊攻擊莫言，莫言毫無疑問都是世界超一流的大作家。

烏鴉的翅膀，是遮不住太陽的光輝。

蛆蟲的肆虐，是擋不住雄鷹的飛翔。

有人問，蘇聯時代有沒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他們的遭遇如何？

有，不但有，而且還有好幾位。

蘇聯時代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叫蒲寧，1933年獲得。

當年，和他一起競爭獎項的，是紅色作家高爾基。

在中國，高爾基的名氣比蒲寧不知道大了多少倍。

但是，這一屆諾貝爾文學獎，卻授予了蒲寧。

如果閱讀蒲寧的作品，會感覺到他繼承了俄羅斯文學的優良傳統。

事實上，他是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寫作的最後一位大師。

諾貝爾文學獎沒有授予托爾斯泰，沒有授予契訶夫，一直引以為憾。

而現在把獎項頒發給蒲寧，也算是一種補償。

諾貝爾文學獎沒有頒發給高爾基，卻頒發給蒲寧。

在蘇聯引起軒然大波。

蘇聯上層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說諾貝爾文學獎是一種政治偏見獎。

事實上，蒲寧絕對是個語言大師，他的獲獎，當之無愧。

僅僅閱讀他翻譯成漢語的作品，我都會為他的描述而深深着迷。

這一年，他獲獎的時候，已經流亡到了法國。

現在的俄羅斯人稱蒲寧是“白銀時代最後一位大師”。

蒲寧誕生在俄羅斯貴族家庭，和那個時代一大批俄羅斯著名作家的身世一樣。

比如普希金、果戈里、萊蒙托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貴族家庭出身的蒲寧，擠上了開往法國的最後一艘輪船，從此開始了流亡生活。

此後，他只能在作品中描寫記憶中的俄羅斯大地，他對俄羅斯一往情深，對俄羅斯的土地，對俄羅斯的人民，對俄羅斯的一草一木……然而，卻再也不能回來。

1941年，納粹進攻蘇聯，大批蘇聯軍人被俘虜，帶到法國關押。

白髮蒼蒼的大作家蒲寧，帶人展開對蘇聯戰俘的營救。竭盡全力，阻止法西斯的暴行。

1953年，蒲寧在法國病逝，終沒有實現葉落歸根的夢想。

1958年，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然而，獲獎小說卻不是在蘇聯出版的。

1949年，帕斯捷爾納克已經寫好了《日瓦戈醫生》，然而卻不能出版，只能在朋友間地下傳閱。

斯大林去世後，帕斯捷爾納克預感到出版形勢有變，就把手稿投給出版社，然而卻遲遲沒有回音。這是1953年的事情。

1956年，對在國內出版絕望的帕斯捷爾納克，把《日瓦戈醫生》的手稿，托朋友輾轉帶到意大利，終於出版。

此書一出版，就在西歐國家引起強烈反響，一年內再版7次。法國、英國等國家也競相出版。

此書僅僅出版兩年，就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

然而，《日瓦戈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卻在蘇聯國內遭受到一連串的懲罰。

這些懲罰來自當時位置最高的赫魯曉夫。

後來，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他沒有讀過《日瓦戈醫生》，但這本書在西方社會獲獎，所以他要對作者進行懲罰。

帕斯捷爾納克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插畫家，曾經給托爾斯泰的作品畫過插圖；他的母親是一位著名鋼琴家。

蘇聯誕生後，他們全家本來都逃到了德國。可是，帕斯捷爾納克因為對紅色蘇維埃抱有幻想，又在兩年後回到蘇聯。

此後，他再也沒有機會去德國，也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家人。

回到蘇聯，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受到蘇聯文壇的批判，他的作品難以發表，因為未能反映紅色主旋律。

無奈之下，他只能做翻譯。

他翻譯的莎士比亞作品，和歌德的《浮士德》，現在堪稱俄語翻譯的典範之作。

但在當時，他的這些翻譯作品，都不讓出版。

而帕斯捷爾納克又性格剛硬，絕不低頭。

1932年，他選擇自殺，但被救活。此後出現了嚴重的抑鬱症。

他只能依靠偷偷寫作《日瓦格醫生》，來進行精神寄託。

蘇聯文壇認為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是對蘇聯文學界的挑釁。

蘇聯媒體對帕斯捷爾納克展開人身攻擊，對這部小說進行批判。

蘇聯大學生走上街頭，高呼口號，“把叛徒作家趕出蘇聯”，甚至將他住處的房間玻璃砸碎。

蘇聯作家協會負責人找到帕斯捷爾納克，要求他拒絕諾貝爾文學獎。

而帕斯捷爾納克回答說：“不！”

此後，帕斯捷爾納克被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

而蘇聯作家協會還寫信給赫魯曉夫，要求開除帕斯捷爾納克的蘇聯國籍。

迫於種種壓力，尤其是擔心家人受到傷害，帕斯捷爾納克不得不發表聲明，宣布自己放棄諾貝爾文學獎，並違心地否認蘇聯對自己的迫害。

然而，這份聲明僅僅換來幾個月的平靜。

1960年，帕斯捷爾納克悲傷離世，他的情人（沒有領結婚證的妻子）被以走私罪而逮捕，他們的女兒也遭關押。

直到赫魯曉夫去世後，她們才被放出來。

蘇聯第三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是肖洛霍夫。

他的獲獎作品是《靜靜的頓河》。

《靜靜的頓河》曾經獲得斯大林的讚譽。

而且，1958年，蘇聯駐瑞典大使，曾經鄭重其事地給諾貝爾獎評委會推薦這部小說，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原話是“如果此書能夠獲獎，蘇聯將無盡感激。”

然而，直到1965年，肖洛霍夫才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靜靜的頓河》第一部出版於1928年、

肖洛霍夫出生於1905年。

也就是說，他23歲就出版了這部世界一流的長篇小說。

而且，這部小說氣勢恢宏、場面廣闊、人物眾多、情節複雜，沒有豐富的人生閱歷，絕對是寫不出來的。

有一種說法是，肖洛霍夫在一名死去的白俄軍官的背包中，發現了這部小說，然後自己冒名出版。

證據是，他其餘的小說質量，都遠不如《靜靜的頓河》。

肖洛霍夫是一名蘇聯黨員，也是一名紅色作家。

他1930年受到斯大林的召見，然後寫作農業集體化的長篇小說《被開墾的處女地》。

即使這樣，他曾經受到蘇聯克格勃的懷疑，他們派人在他家臥底，準備逮捕他。

肖洛霍夫得知消息後，趕緊向斯大林求助，才倖免遇難。

第四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是索爾仁尼琴。

他是第一個把古拉格集中營寫進小說中的蘇聯作家。

古拉格，是蘇聯政府關押持有不同政見者的集中營，也就是勞改場。

《中國青年報》報道，因為飢餓、寒冷、折磨、高強度勞動等原因，死亡在這裡的人，有150萬以上。

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被關押了八年。

關押的原因是，他給家人寫了一封信，信件被檢查的時候，發現他稱斯大林是“留着小鬍子的人”。

當時，他是一名上尉連長，已經隨部隊打到了德國境內。

斯大林死後的1956年，他才被從古拉格放出來。

此後，他成為一名中學數學老師，白天教數學，夜晚寫小說。

1968年，索爾仁尼琴的長篇小說《癌病船》在西歐出版。

蘇聯作家協會惱羞成怒，將他開除出這個組織。

儘管他在國外名聲大震，但蘇聯卻不承認他是作家。

1970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蘇聯當局非常惱怒，通過官方渠道向瑞典政府施壓，要求取消這一決定。

但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排除干擾，依然授予索爾仁尼琴這一獎項。

蘇聯又禁止索爾仁尼琴前去領獎。

1973年，索爾仁尼琴更偉大的作品《古拉格群島》在巴黎出版，蘇聯當局怒不可遏，以叛國賊將他逮捕，剝奪了他的國籍，將他押上飛機驅逐出境。

索爾仁尼琴是條硬漢，他說：“我終將活着回來。”

後來，他先後流亡西德、瑞士等西歐多個國家，最後定居美國。

1994年，此時蘇聯已經解體，他終於實現了自己的諾言，回到俄羅斯的土地。

2008年，索爾仁尼琴在莫斯科逝世。

蘇聯終究沒有熬過他。

第五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蘇聯作家是位詩人，他叫布羅茨基。

布羅茨基出生在著名的猶太家族，但在蘇聯，因為他的猶太身份，總是遭受歧視。

猶太人，在德國不受待見，在蘇聯和也不受歡迎。甚至在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也將猶太商人刻畫成一個流傳後世的反面形象。

布羅茨基從小就“鄙視列寧”，他在回憶文章中說：“因為他無處不在的畫像”。

這是一個不一樣的少年。

18歲時，他的詩歌開始在蘇聯報刊上發表，聲名大振。

詩人和小說家不一樣。

詩人都成名很早，因為少年富有激情。小說家都成名較晚，因為小說需要豐富的生活閱歷。

23歲時，他的詩歌突然遭到蘇聯文壇批判，罪名是“色情和反蘇”。他的工作證都被收走了。

24歲時，他以“寄生蟲”的罪名而被逮捕，被判處5年苦役。

因為他沒有工作證，只能打零工，甚至在醫院背過死屍。蘇聯當局認為他沒有正式工作，就是國家的寄生蟲。

32歲那一年，蘇聯當局認為他有精神病，強行將他塞入一架飛機，送出了蘇聯。

此後，他開始了流亡生活，後來定居美國。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知道我要永遠離開我的國家，但去哪裡，我一無所知。我從來不敢相信他們會把我送上飛機，當他們這樣做時，我不知道飛機是飛向東還是飛向西。”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政府邀請布羅茨基回來，布羅茨基堅決拒絕了。

他的雙腳始終沒有踏上俄羅斯的土地。

偉大的作家，都是硬漢！

1987年，布羅茨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當有人問他：“你是蘇聯作家，還是美國作家？”

他說：“我是猶太人，俄語詩人，英語散文家，美國公民。”

藝術家是沒有國籍的。

藝術作品是屬於全人類的，藝術家也是屬於全人類的。

請我們珍愛藝術家，因為他給全人類創作，他是全人類的瑰寶。

請善待藝術家。

我的祖國是一所精神病院：那些逃離蘇聯的異見分子

法博天地 7/15/2021

    文章來源：《世界博覽》 

    蘇聯上世紀60年代中期形成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雖由不同派別和思潮構成，但其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基礎上建立法制秩序方面”是一致的。　　

    蘇聯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瓦吉姆·弗拉基米羅維奇·別洛策爾科夫斯基在《自由、權力和所有權》一書中，形象地描述了其父輩那一代人對蘇聯社會主義的嚮往。“在我父親保存的材料中我常常看到一張小傳單，是當時美國的社會主義者交給所有回俄國的人的傳單。上面寫道：‘如果你們回俄國是為了在那裡促進建立美國式的民主制，那麼我們祝願你們的船隻在海洋里沉沒！’”

   而1972年瓦吉姆本人不得不離開祖國時，心裡想着如果朋友要寫什麼囑託的話，那一定是：如果你們到國外是為了在那裡促進建立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民主，那麼我們祝願你們的飛機掉到海洋里去！

    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府一貫宣稱政治生活高度民主，言論自由，充分發揮人民當家作主積極性是蘇維埃新社會的基本特徵。然而，正是在追求這種目標的蘇聯出現了經久不息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尤其是在政治敏感度相對弱一些的自然科學界湧現出了大量持不同政見者。

    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主要是知識分子，俄羅斯知識分子固有的歷史傳統和對精神自由的追求激勵其不斷地去探索真理、公正、民主和自由，直面權勢，批評和質疑占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和現存的社會政治制度。

  “持不同政見者”是在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和“解凍”背景下出現的，不過，一開始“持不同政見者”只是一股社會思潮，並沒有成為一場運動。到60年代中期，也就是勃列日涅夫執政初期，“持不同政見者”逐漸成形為運動，它幾經起伏，成為勃列日涅夫任期內蘇聯政治和文化精神生活領域引人注目的重要現象。

   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主要由麥德維傑夫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派、薩哈羅夫為首的西方派、索爾仁尼琴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以及其他一些思潮構成。各派主張既有區別，又有相似之處，但在反對復活“個人崇拜”，要求民主、自由和法制方面，要求“在尊重人的基本權利的基礎上建立起法律秩序是一致的”。

   持不同政見者運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蘇聯黨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大量的問題甚至是危機，然而，蘇聯黨和政府卻把這些來自社會的不同聲音當作是給社會主義制度抹黑，是帝國主義思想顛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先聲，因此，採取各種措施壓制和打擊持不同政見者。

強化意識形態　　

    1966年11月，勃列日涅夫主持召開了專門討論意識形態問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勃列日涅夫強調指出：“意識形態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可能給我們帶來無法克服的危害，應該加強意識形態的工作。”

    為了強化思想工作，蘇共中央和政府的宣傳部、科學和學校部、文化部等職能機構擬定了新時期強化宣傳鼓動工作的具體措施，除了要求全社會不斷加強馬列主義理論學習之外，在每次黨的代表大會後都要展開強大的宣傳活動。一向受到特別重視的青年政治思想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時期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一時期，宣傳部門和一切有關研究機構出版了大量的書籍，從各個角度不厭其煩地討論如何在學生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甚至有人提議在大學生宿舍中開展政治教育。五年大學生活每一周開展什麼活動，由誰組織，由誰監督，活動的具體內容都有詳細明確的規定。

    此外，勃列日涅夫時期為了向世人宣傳和證明馬列主義和蘇聯共產黨方針的正確性，力圖在全國營造一種欣欣向榮的社會氣氛，政府不斷新建各種紀念館和紀念碑，勳章和獎狀漫天飛，慶祝會和紀念會一個接着一個地召開。發達社會主義理論的提出更把這種粉飾太平的舉動推向高潮。

   但是到了1968年，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在呈報蘇共中央的報告中說，通過監控發現青年政治思想工作狀況不容樂觀。許多學生學習馬列主義和黨史課程純粹是為了應付考試，在他們眼中高校黨的工作者就是一些不學無術，只會對學生進行監督的人。

    1976年安德羅波夫在給蘇共中央書記處的報告中進一步談了國家安全委員會三年來監控高校學生的情況。“在青年學生中三年之內發生了324次不良表現，參加的人有4406人……發表誹謗性的、蠱惑性的、修正主義和其他政治上有害的意見，作為不良表現的一種形式，在數量上和參與的人數方面都是最普遍的。”

   勃列日涅夫時期社會團體行政化傾向非常嚴重，社團逐漸演化為黨和政府控制知識分子的工具。由於社會團體和各種協會與黨的機構一起控制着大多數出版、評獎、出國以及晉升的途徑，它的權力很大。如果一個作家不能發表自己的作品，那他就無以為生。

   儘管政治局年年研究意識形態問題，次次都強調它的重要性，但對社會形勢和人們價值觀念趨向的變化，卻一直拿不出一套切實可行的政策和舉措，即使是通過的決議和措施大多也沒有得到執行。

監控與施壓　　

    儘管勃列日涅夫明確宣布，蘇聯不禁止與眾不同的觀點，也不禁止對公共社會的各個領域進行批評。然而。從60年代中期，蘇聯政府和安全部門迫切需要利用法律措施來打擊日益高漲的要求民主、言論自由與保障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的持不同政見者運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俄聯邦增補了刑法關於反社會秩序罪的第190條。

    新增加的俄羅斯聯邦刑法第190條內容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和模糊性，而且，判罪的依據更側重於行動可能帶來的後果方面，這樣一來為執法機構隨意解釋法律條文，迫害持不同政見者留下很大的空間。

    1967年安德羅波夫出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後，為了加強同所謂的思想顛覆活動進行鬥爭，經過蘇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五局，“其任務是組織反間諜工作和與境內的思想顛覆活動作鬥爭。”第五局主要由負責文藝界知識分子問題、大學生和無組織青年、偵查匿名作者和恐怖行動策劃者、以及專門負責同索爾仁尼琴和薩哈羅夫等著名持不同政見者打交道的處室構成。

    克格勃第五局初期大約有200多人，1967年克格勃強化了自己偵察機構的工作，在一年當中招募了24952個新的情報員，占全部情報員的15％，並超過當年揭露出的持不同政見者人數的二倍還多。為了監督人們的思想和情緒，蘇聯的領導愈來愈經常求助於用特殊手段進行這種調查工作的專門機關，這一方面造成了國家安全機構不正常的膨脹，另一方面又使缺乏民主的現象持續存在下去。

    政治上施加壓力，分化瓦解是蘇聯政府對付持不同政見者經常使用的辦法。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利季婭公開表示反對政府審判持不同政見者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並在要求為兩位作家減刑的公開信上簽名，從此，她的作品出版遭到限制，甚至她的名字都很難在刊物上出現，最後被作協開除。尤為嚴重的是一些因為持不同政見而被開除公職的人，很難再找到工作，他們只能靠家庭和朋友資助，以及干私活為生。

    除了開除黨籍、公職，收回住房，取消在莫斯科居住的權利之外，甚至還可以用“寄生蟲”(不勞而獲)的名義把持不同政見者遣送到邊遠地區管制勞動二到五年。

     198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布羅茨基就曾以“寄生蟲生活方式”的罪名，被列寧格勒法庭判處到邊遠地區強制改造勞動五年。

薩哈羅夫

    對蘇聯氫彈之父薩哈羅夫的迫害就是政治上施加壓力的最具代表的案例。1968年，當薩哈羅夫《關於進步、和平共處和思想自由的思考》一文開始在私下出版物上刊發，並且在西方廣為傳播後，尤其是薩哈羅夫明確反對政府鎮壓支持“布拉格之春”的知識分子的遊行後，他就被禁止參與原子能實驗計劃了。1970年薩哈羅夫等人創建蘇聯人權委員會後，政府加大了對薩哈羅夫的政治壓力。

    1973年9月6日，蘇共中央書記處通過了“關於薩哈羅夫反社會的活動”的長篇通報，並很快傳達到全國各地和各個行業，從此，蘇聯掀起大規模批判薩哈羅夫的高潮。

    在政府壓力下，40位蘇聯科學院院士發表公開信批判薩哈羅夫，“薩哈羅夫近年來不再積極參與科學工作，並發表一系列關於蘇聯政府及內外政策的聲明……薩哈羅夫的言論已經淪為帝國主義反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工具。”

    1975年10月初，當薩哈羅夫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後，蘇聯政府再一次掀起批判薩哈羅夫的浪潮。安德羅波夫親自批准一份有關“揭露授予薩哈羅夫諾貝爾和平獎政治背景的聯合行動措施”的文件，要求克格勃在國外加緊散布西方授予薩哈羅夫和平獎是干涉蘇聯內政的言論。

    1980年初，由於薩哈羅夫公開反對蘇聯出兵阿富汗，蘇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專門討論了薩哈羅夫的問題，決定將其流放到不向外國記者開放的高爾基市。直到1986年底，戈爾巴喬夫才允許他重回莫斯科。

    由於持不同政見者的許多活動從法理上講並不違背蘇聯憲法的要求，這給執法機構處理持不同政見者增加了難度。

   1965年9月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逮捕了在國外發表文章的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12月5日莫斯科普希金廣場發生了蘇聯有史以來第一次“要求公開審判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請尊重蘇聯憲法”的示威遊行。

   1966年2月蘇聯政府對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進行審判，分別判處兩人7年和5年徒刑。1967年A.金茲伯格、加蘭斯科夫、薇拉拉什科娃和多勃羅沃里斯基等人，因為編輯並在西方出版有關西尼亞夫斯基和達尼埃爾案件訴訟材料《白皮書》，遭到逮捕，而後又逮捕並審判了發起聲援支持A.金茲伯格等人的L.鮑戈拉茲和P.李維諾夫，這樣每一次逮捕審判持不同政見者總會激起新的一輪抗議，引發更大的，更廣泛的社會反響。

    一批哲學家在給蘇共中央的信中寫道：“蘇維埃國家的歷史上，還從未有過作家因撰寫和出版(在國內外)反蘇維埃、反國家的文藝作品，被控從事反蘇維埃、反國家的活動而遭到逮捕和公開審判的情況……此外，就我們所知，在沙皇俄國的歷史上和歐、美、亞、非各洲的近現代歷史上，也從未有過因在本國或國外撰寫和出版反國家的文藝作品，被控從事反國家活動，而遭到逮捕和公開審訊的情況。”

    即使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認為最成功的一次審判，效果其實也並不像它所想象的那麼好。1972年國家安全委員會逮捕了雅基爾和克拉辛，雅基爾的父親是著名的基輔軍區司令，死於斯大林的大清洗，當時持不同政見者對雅基爾的期望很大。然而，二人在克格勃種種壓力下屈服了，他們不僅承認自己有罪，而且供出了近60名持不同政見者。

    1973年夏天，國家安全委員會終於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有西方記者參加的記者招待會。在這次招待會上，被告像斯大林時代那樣承認自己有罪，並呼籲其他持不同政見者放棄行動。

   為了這場表演，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安德羅波夫親自出馬，威脅利誘雅基爾和克拉辛，讓他們在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配合克格勃工作。據後來移居西方的克拉辛在其自白書《法庭》中透露：安德羅波夫要求他們“是否考慮一下在記者招待會上在外國記者面前講講話？他們寫了多少關於你們案件的謊言。應該洗一洗他們的腦子。要讓西方知道，你們在法庭上講的話不是被迫的，而是自願的。只是不要以為，我是在收買你們。”

    儘管這場戲進展很順利，克格勃的目的達到了，蘇聯的報刊雜誌也進行了大量的宣傳和報道，但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很少有人相信雅基爾和克拉辛的悔過是真誠的，大家都看到了他們兩人和政府在道德與政治上的骯髒性，甚至有人懷疑他們二人本來就是克格勃的間諜。

送進精神病院與驅逐出境　　

    利用精神病迫害持不同政見者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歷史上最為醜惡的一幕，通常的做法是把一些對政府不滿或者對社會沒有危害但是想法不切合實際的人，直接宣布為精神病患者，不顧本人和家屬的反對強行關入精神病醫院接受治療，從而迫使受害者放棄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不去進行所謂的反社會活動。

   或者是先把某些要迫害的人逮捕，宣布他們違反了《俄羅斯聯邦刑法》第70條(反蘇鼓動和宣傳)或第190條的規定(詆毀蘇維埃國家和制度，擾亂社會秩序，不服從國家管理人員)，而後由法院起訴並立即進行精神病學鑑定。通過鑑定宣布該人為無責任能力的人，這樣法庭就可以在被告人缺席的情況下進行不公開審理，判決將其送人精神病醫院強行治療，從而，避免以前多次在政治案件審判中所面臨的被動局面。

    蘇軍退役少將格里戈連科案件就是一個典型事例。格里戈連科曾在第18集團軍服役，1964年因為組織“為恢復列寧主義而鬥爭聯盟”被關入精神病醫院。1965年出院後，格里戈連科以搬運工為生，拒絕領取戰士養老金，並成了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主要人物。他不僅積極支持克里米亞韃靼人返回家園的鬥爭，而且，還籌劃成立人權組織。正是為此，1969年5月7日格里戈連科在塔什干被捕，謝爾比茨基法醫研究所對他進行了檢查，並宣布其為精神錯亂症，送往專門的神經病醫院接受“治療”。後經勸說到美國治病。

   若列士麥德維傑夫因為在國外出版了幾本有關批判李森科的書，並對蘇聯生物學發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970年5月29日就被從家裡強行抓到精神病院，準備對其進行強制治療。主治醫師利甫希茨認為若列斯·麥德維傑夫有二重人格，

   “他是個生物學家，可同時他又總是做許多和他的直接責任完全無關的事情。再說，他總是對某些事情感到不滿，總想對某些事情進行鬥爭。”但由於國內外著名科學家和文化界人士的強烈抗議，20天后若列士一麥德維傑夫被釋放。

    驅逐出境乃是政府制裁持不同政見者的另一措施。7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談判期間，蘇聯開始迫使大量持不同政見者伴隨着猶太人移民潮流亡西方。馬克西莫夫、戈爾巴涅夫斯卡婭、阿馬利里克、金茲伯格、西尼亞夫斯基、圖爾欽、布科夫斯基、格里戈連科、若列士·麥德維傑夫等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都移居西方，以至於在西方的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遠遠多於蘇聯國內的持不同政見者。對於一些不願離開祖國的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蘇聯政府甚至不惜採取驅逐出境的辦法，強行將其遞解出國，索爾仁尼琴就是這樣被趕出蘇聯的。

    1970年10月初，當索爾仁尼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公布後，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始積極介入對索爾仁尼琴問題的處理，並準備在他出國領獎時將其驅逐出境。然而，索爾仁尼琴卻決定不出國領獎，打亂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計劃。　　

索爾仁尼琴

   1974年12月14日《真理報》和《消息報》同時刊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關於剝奪索爾仁尼琴蘇聯國籍和驅逐出境的命令”，隨後，索爾仁尼琴被押解登上前往法蘭克福的航班，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活。

   1956～1960年因政治原因被判罪的蘇聯公民共有4676人。1961～1965年被判罪的為1072人。1966年為48人，1967年為103人，1968年為129人，1969年為195人，1970年為204人。1976～1980年總共為347人。

    當然，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材料所公布的數字可能與實際的持不同政見者人數有很大的出入，因為許多持不同政見者是按刑法一般條款審判的，而且，被判處送精神病院或驅逐出國的持不同政見者遠不都是經過法律手續的。此外，許多持不同政見者是通過行政、黨或別的渠道施加壓制的形式處理的。但是，通過這一材料最起碼能夠說明70年代以後，政府儘量減少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公開審判，而採取其他各種方式了。

   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壓力，幾經沉浮，但一直沒有中斷，這說明它有深刻的社會基礎，是蘇聯社會病態的自然產物，並不像蘇聯當局所說的那樣是西方顛覆蘇聯社會主義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