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友轉來署名“老三”的評論

“整人運動後遺症”：

世界數百年，中華幾千年，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政黨，任何一個領袖，如此熱衷於發動各種整人的政治運動。從建國前的土改運動，以及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肅反運動，拯救運動開始，一直到文革末期，這三十年間連續不斷的多達幾十種政治運動。這些門類繁多的以整人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運動，的確打倒和消滅了數百萬計的政治敵人，鞏固了政權。然而也造成了整個民族，文明意識的崩潰和墮落！使整個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傳統美德幾乎喪失殆盡！

由此國民學會了極權崇拜，金錢崇拜；學會了依附權貴，排除異己；學會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學會了欲制人於死地而後快；學會了拉幫結派；學會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學會了視誠信為糞土；學會了視秩序為荒唐；學會了視善良為可笑；學會了視寬容為傻瓜；學會了視忠孝為多餘；學會了視人愛為廢物；學會了為追逐名利而不惜出賣做人起碼的良心；不得不說，上述種種民族惡習的養成，已經成為了整人運動的後遺症，這可能是連歷次整人運動的發動者們也沒有料到的！

更令人心寒的是：上述這些扭曲了的人生觀，審美觀和價值觀，已經不單是存在於某個個體中了，而是成為了其他國家或民眾，對於整個中國人種的評價了！這也是整人運動後遺症的外溢效應，它成為了整個民族的悲哀和恥辱。

中科院教授：從49年到現在，舉國上下始終不懂尊重科學

ZT 慧田哲學 7/29/2021

【https://mp.weixin.qq.com/s/Ttoe4m5cMeXglvJzbqIitQ】

森根兄：

你的來信推薦我讀《科技日報》總編輯劉亞東發表的一篇好文章“除了那些核心技術，我們還缺什麼?”。我也收到多位朋友轉給我這一文章，有的打上括號“深度好文”。我已經閱讀。我理解大家稱“好”，大概在於兩點：

1. 對我國科技現狀說了真話；

2. 指出我國科技落後的三個原因。

我先說說劉亞東的第一點：

關於科技現狀，劉亞東說了真話。他說，“中國的科學技術與美國及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差距，這本來是常識，不是問題。”這句話，他說得對。他還說，“國內偏偏有一些人，一會兒說‘新四大發明’，一會兒說‘全面趕超’、 ‘主體超越’，‘中國現在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都分別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算得有整有零，說得有鼻子有眼。

輿論無疑對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國際上的中國威脅論提供了口實。那些把中國建設成就誇大其詞的與論，無論出於什麼動機，都有百害而無一利，其結果是誤國害民。”

劉亞東進一步談到，“只有認識到差距，才有可能彌補差距，否則我們的中國夢將永遠是中國夢。……中興事件無論最終結果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好就好在它讓更多的國人正視了中美科技實力的巨大差距，驚醒夢中人!”

關於科技現狀，我還想補充說一些我所了解的當前中國科學院和高校的令人着急的現狀。

今天的中國科學院與三十年前相比，第一，物質條件大為改善，表現在兩個方面：國家投入逐年增加，科研裝備比較先進；第二，論文多。

可是，大部分經費集中在軍工技術項目，少部分才是基礎研究和國民經濟急需課題。科研人員人自為戰，忙於多多發表論文、找關係、跑項目，年輕骨幹為買不起房子、為個人前途和國家命運而苦惱。

今天的高校，教授不願意到課堂講課；所做的研究和中科院類似，但求數量而不講質量。著名大學居然創建和開辦六七十個“各類”學院，把知識碎片化了，讓學生無所適從，學不到應有的系統知識，打不好基本功。學校不再提倡“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而提倡與領導保持一致，“聽話，出活”。

我再說說劉亞東的第二點：

劉亞東提出問題說：“問題來了，為什麼我們有那麼多的核心技術亟待攻克?是否有一些共性原因阻礙了我們攻克這些核心技術?”他的答案是三點：“第一，缺乏科學武裝；第二，缺乏工匠精神；第三，缺乏持之以恆的情懷。”

我認為，他說的三點也的確是阻礙科技發展的原因，但是他說的是技術層面上的因素，還不是主要的共性原因。

要找根本的原因，必須分析現狀背後的“所以然”，必須追蹤我國科技發展的歷史。

請允許我先簡單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中科院的科技發展的歷史：

一) 1956年，中央政府為了系統地引導科學研究為國家建設服務,開始着手制定新中國第一個中長期科技規劃——《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坊間稱“十二年規劃”)。集中了幾百名專家學者參加規劃編制工作。最後階段，周恩來總理邀請錢學森負責規劃的綜合組，綜合各方面的建議，最終形成《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等文件。

綜合提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無線電電子學中的新技術、噴氣技術、生產過程自動化和精密儀器等12個重點任務；並對數學、力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地理學等8個基礎學科做出了系統的規劃。規劃還提出了1956年的4項緊急措施。

錢學森1955年回國以後，聯手錢偉長創建了力學研究所，接着錢學森等按“十二年規劃”，在中科院內部倡議建立了其他幾個新技術研究所，即：原子能所、計算機所、半導體所、電子所和自動化所等。

二) 但好景不長，緊接着在1957年，展開了整風反右運動。力學所的副所長錢偉長就因為提倡“教授治校”被打成右派分子。當年協助錢學森創建力學所的得力助手朱兆祥也因為去探望副所長錢偉長而被打成“反黨分子”。力學所從此，在“大躍進運動”、“反右傾運動”、“四清運動”等歷次政治運動中，科學家人人自危。

《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名存實亡，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也沒有為實現規劃要求的發展高新技術和基礎學科而開展紮實的研究。

三)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10年的結果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科學的命，文革中中科院131位有真才實學的科學家被打倒，229人遭害致死(據《學習時報》2009年9月29日第3版)，其中就有力學所的林鴻蓀、程世祜先生。

四) 在文革中，周培源1972年10月6日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一篇5000多字的闡述基礎理論的教學和研究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的文章，同時給周恩來總理寫信，提出加強基礎理論研究的三點建議。周總理在這封信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基礎理論研究很重要，並告誡人們對於基礎理論研究重要性的認識不要像浮雲一樣，一吹就過去了。後來的事實說明，基礎研究就像雲一樣，一吹就過去了。

五) 粉碎“四人幫”後，國內出現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為制定科學技術的發展規劃，表彰先進人物，獎勵優秀研究成果，充分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創造性，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全國上下重新回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常軌道上來，改革開放開始起步。

郭沫若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發表了講話，熱烈地歡呼說，我們民族歷史上最燦爛的科學的春天到來了。他說，科學是講求實際的。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來不得半點虛假，需要付出艱巨的勞動。同時，科學也需要創造，需要幻想，才能發展科學……既異想天開，又實事求是，這是科學工作者特有的風格，讓我們在無窮的宇宙長河中去探索無窮的真理吧！他祝願老一代科學工作者老當益壯，為我國科學事業建新功，為造就新的科學人才做出貢獻。

六) 全國科學大會大會審議通過了《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同時還制定了《科學研究主要任務》、《基礎科學規劃》和《技術科學規劃》。

七) 趙盧之爭：1981年5月，盧嘉錫在學部委員大會上當選為中科院院長。這是迄今中科院歷史上唯一的一位“民選院長”。盧院長為中科院的改革和建設傾注心血，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推動科學院從行政領導為主向學術領導為主過渡，實行所長負責制；對科研工作實行分類管理，創立了開放研究實驗室制度；同時多方開展橫向合作等。儘管他努力組織科技人員到生產實踐中尋找科學研究課題，但是還是遭到趙紫陽總理的嚴厲批評，說中國科學院沒有進入國民經濟主戰場。

盧嘉錫不畏強權，據理力爭地辯說，我們進了主戰場，但是，不是你說的主戰場。中科院的主要任務是科學研究，尋求科學規律，撰寫科學論文;我們不是產業部門，不生產產品。在盧嘉錫的心目中，完成《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基礎科學規劃》和《技術科學規劃》是中國科學院的主要任務。反觀此前三十年的歷史，中科院一直在上級“急功近利”的主導下，幫助產業部門解決一些零碎的技術問題。《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和《1978-1985年全國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都不了了之。

八) 既然中科院院長不聽總理的指揮，那換院長是簡單的辦法。接下來的三任院長努力尋求中國科學院的出路。

九) 80年代晚期，中科院領導考慮到中央的財政困難，說要學習中央推出的“一國兩制”，中科院實施“一院兩制”——“以開發養科研”，發動和鼓勵各個研究所興辦了許多公司。同時，把全院的“技術系統”也解散了。

有兩個典型案例來說明“以開發養科研”對中科院造成了大破壞：

一個是力學研究所。1990年的一天，中科院力學研究所領導宣布改制，不再採用研究室編制，而採用面向技術開發的聯隊編制，聯隊內設立開發公司，研究工作要結合開發；同時宣布解散力學所最活躍的三個研究室：錢學森創建的“物理力學研究室”，郭永懷創建的“電磁流體力學和等離子體力學力學研究室”，以及鄭哲敏創建的“爆炸力學研究室”。

另一個是中國當代科技改革史上所謂“著名的兒子管老子”事件，即1994年， 中科院委託聯想公司對計算所實施企業化管理，由柳傳志兼任計算所所長。計算所大部分員工認為，聯想對計算所的企業化管理不僅無助於所里的科研，反而造成負面影響。計算所的科技形勢每況愈下，幾乎垮台。僅僅半年後，聯想“拋棄”了計算所。

1999年10月，中科院重新作出決定，回復從事基礎性、戰略性、前瞻性研究的國家研究所——計算所，可是人員大部分已經流失，損失慘重。夏培肅院士當時表示，計算所過去、現在和將來一直系屬於中科院的國立研究機構，而絕非市場行為。2009年院領導坦承，當年“聯想管計算所”是錯誤的。

十) 90年代晚期，中科院領導提出改革口號“知識創新工程”，主要內容有：中關村住宅大拆遷，改建為商用樓，爭取把世界“500強”總部儘可能吸引到中關村來，以求“市場換技術”；讓2/3資深研究員下崗，為年輕人讓位和增加報酬；實施定量化的績效考核制度(論文篇數、創收金額)。這樣的績效考核制度還禍害了全國的科研機構和高等學校。從此，追求數量放棄質量，科研質量急劇下降，抄襲偽作盛行。2001年，《Nature》發表社論“China’s Hopes and Hypes”，提醒中國防止假冒偽劣。

十一) 新世紀以來，中科院領導依然跳不出功利主義旋渦怪圈，以論文篇數、創收金額的績效考核標準，使整個中科院“泥菩薩過河”，朝不保夕。

十二) 不久前，鄭哲敏在《學習時報 2017.12.27》上發表了“從錢學森的技術科學思想談起”，闡明了自然科學—技術科學—技術三者之間的辯證關係；強調呼籲研究技術科學(工程科學)對於發展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的重要性；認為中國科學院作為國家隊，應主要承擔研究和發展技術科學的任務。研究重點應當是為提高人民生活水準服務的研究項目，如生命科學和(家園)環境科學，而不只是軍工技術。

縱觀以上歷史事實，阻礙科技發展的根本原因是清楚的。自從1949年起，直到現在，我們國家從上到下，始終不懂什麼是科學，特別是不懂什麼是工程科學(國內習慣稱為“技術科學”)；始終不尊重科學，不尊重科學家。

一系列政治運動是打擊科學家的，扼殺了科學家的(個性化)的創造性。不能認為錢學森、郭永懷和鄭哲敏缺乏科學武裝、工匠精神和持之以恆的情懷。如果再不從源頭上徹底整改，劉亞東所說的三個缺乏還會繼續下去，“核心技術”也不會憑空產生。試想：沒有“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創新何來！

森根兄，上面說的只是基於我作為中國科學院的一份子的經歷和經驗，可能是片面的，還望得到你的指教。

慶明

201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