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在中文語境中經常被比作母親。但有時這個“母親”會被“權力”綁架，給它戴上“主義”的桂冠，披着“美德”的錦衣，穿上“教育”的皮鞋，順着“傳媒”開出的大路，大搖大擺地走到了“人民”面前。這時候，一群群金童玉女帥哥俏姐半老徐娘徐爺老娘老大爺都圍了上來，摟着她的影子笑啊，唱啊，喊啊，一聲聲地說着我愛你。

就在這陣陣歡呼聲中，“祖國”變得越來越神秘，越來越偉大，越來越神聖，直到她成為一個巨大的偶像。

祖國，成了一個神明！ 

這個偶像一經確立，那麼，芸芸眾生，無論是生活在國內的，還是在國外出生的，都要向她效忠，崇拜，視之為精神的至上追求，感情的最後依賴，心靈的全部寄託，生命的唯一支柱。必須全心全意去愛她，直到將她舉到高於一切的神壇上，為了她，你、我、他，所有的人，每一個人，都要獻出一切。

於是，與“祖國偶像”相聯繫的一切就都可能被神聖化了，也就是說，現存的一切，從社會秩序，經濟生活，民俗特點，文化遺產，到政治權力，法律制度，思想觀念，飲食男女，日用言語，等等，凡是打上了“祖國”這個標籤，都能夠被合理化，神聖化，必須讚頌、只能讚頌。“凡是存在就是合理的”這句哲學術語，就會變成了“凡是祖國的就是合理的”，更進一步，“凡是祖國的就是美好的”，甚至最美好的。因此，必須愛“祖國”，要盲目地愛，愛到死去活來。反過來，凡是你批評的那個現存的事物是“祖國”的，那就是不愛國，不愛國就是賣國，賣國的自然是漢奸。漢奸者，世人皆可殺之，辱之，踐踏之。

但是，什麼是祖國啊？

它不過就是一塊比較固定的土地，從先祖到你，一直生活在這裡。

不知道哪一個是始作俑者，弄出了“國家”這個洋詞，愣是把“國”和“家”綁在了一起，結果這一兩百年，把中國人的感情弄得五迷三道的，神志不清。到現在，許多人還弄不清祖國、國家和政府之間的區別。

在中國古代，觀念就清楚明白多了，“國”的觀念就被“家”和“天下”的觀念所吞噬。這個“家”，不是每一家的家，而是歸“一家”所有的“家”；這“天下”也不是天下人的天下，而是在“一人”之下的“天下”。如此一家，非“皇家”莫數；如此一人，唯獨皇帝。客氣一點說，是“孤”、或“寡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前提，也是結論，對“國”與“家”的內在聯繫說得最清楚，最明白。因此，古時沒有什麼愛國，只有“忠君”！君即皇帝，唯有皇帝可自稱為朕，朕即朝廷，即國，即天下，即黎民百姓的生身父母，即普度眾生的真命天子。

如果你在古代中國一定要講愛國，那就只能是這一句話，忠君就是愛國，反過來，愛國就是忠君。

維繫這一點的，不僅有皇權，更有滲透人心的倫常：倫常之要在“三綱”。“三綱”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其核心是“君為臣綱”。那要義正如宋儒所說：天下無不是的君。用古語說，那叫吾皇聖明，用現代的話來說，那叫偉大領袖一貫正確，還有偉大。無論出現了什麼情況，聖上總是對的，沒有錯。因此，忠一定要到愚的地步才是真正的忠，此之謂，愚忠。

在皇權至上的傳統中，愛國被愛皇上所代替，其實，對皇帝你是不可以說愛的，只能說忠。對於小民而言，什麼國不國的，那是你不佩去看的，也不佩去愛。你唯一佩看的，是看皇帝的眼神，但你絕對沒有條件看到那眼神，即使面對了，也不敢平視，只能仰視，任他俯視。於是，你的頂頭上司是誰，你就聽他的好了。他就是你的父母官，代表了聖上的旨意，又如同你的生身父母。

請切切記住，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這就把“三綱”的兩個核心完美地結合起來了：天下無不是的君，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人倫支持朝綱。人倫，以父母為始；朝綱，唯聖上旨意是從。

“老話說，專制政體之下，只有一個愛國者，就是專制暴君本人。如果人民處於絕對臣服的狀態，哪怕國君十分賢明，這一說法仍然正確”（注一）。米爾的這個論點，至今仍然正確。

辛亥革命後，“國”被“皇家”這一大家子所壟斷所代表的局面總算結束了，至少，在法統上是結束了。因此，若把祖國至上與權力意志至上結合為一體，那就無法擺脫皇帝意志高於一切的專制主義的歷史傳統。現代人，千萬別想去當皇帝，時代不同了。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變相想當皇帝的還大有人在，所以，有所謂“土皇帝”一說，事實上，土皇帝也真的有，有時，一個村長就是一個土皇帝。

魯迅當年有句名言：“弘揚民族主義決不是要宣揚這樣一種觀念：做異族的奴隸不好，那麼我們倒不如作自己人的奴隸吧”（注二）。

弘揚愛國，絕不是勸人在自己的祖國內作奴隸。而是說，這是你的土地，你可以堂堂正正地作一個人，一個公民。

在當代，愛國的核心就是，成為一個自由獨立的公民。

“信耶穌就是信洋教，信洋教就是不愛國”，這是扭曲了的愛國偶像在信仰問題上的邏輯。這邏輯雖然很荒謬，但卻有深厚的歷史基礎。

這歷史要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算起。由於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傳教的自由和信教的自由，都受到了西方列強所強加給中國人的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因此，就有了所謂的“多了一個基督徒，就少了一個中國人”的諷刺。少了的那個中國人成了“鬼子”，但不是原裝的，不是正版，故名之為“二鬼子”。

可悲的是確有極少數的華人基督徒，他們做了基督徒就不把自己當成中國人了，心甘情願地當上了“二鬼子”。於是，這祖先的土地和在這上生生不息的同胞就不放在他們眼裡了，更不可能放在心上。“二鬼子”不愛國，就成了現實。憐之者，道是可悲；恨之者，斥之為可恥。可悲也好，可恥也罷，但從此卻留下了無窮的冤孽，這就不是遺憾一語能表達的了。 

在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下，“二鬼子”把自己當成了特殊華人，而地道的中國人則根本不把他們當成中國人，漸漸地，就不把他們看成是人了。推而廣之，凡是信了“洋教”的華人，都不是中國人，或者說，是中國人中的另類，敗類。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其人非人，則是鬼子。鬼子者，自然不是人之子，乃是鬼之子。殺“鬼子”，不是殺人。

把“信洋教等於不愛國”的邏輯再往前推一小步──信教就是賣國了。對於賣國者，殺無赦。首開這殺戒的，就是被歌頌為偉大愛國主義運動的義和團。

在這場“殺鬼子”和“二鬼子”的動亂中，動刀動槍，殺人放火，在前面衝鋒陷陣，舍家賠命的，大都是平民百姓。而在其背後煽風點火，出謀劃策，擊鼓鳴金的，則是達官貴人，儒生士紳。前者對基督徒的仇恨往往見於物質利益的直接衝突，而後者對基督徒的仇恨，則來自更深的恐懼：即自己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儒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

曾國藩就曾經這樣聲討過：“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教、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注三）。而晚清一位儒生在寫給友人的信中則說：“泰西人行異教於中國，愚氓多為所惑，慮奪吾堯舜孔孟之席，謂此開闢以來未有之變，其魘深痛若此”（注四）。

發展到二十世紀，情況則起了一個大變化。正如列文森森指出的那樣：十九世紀的中國人反對基督教，是因為它與傳統中國相違背；但二十世紀中國人的反教，則是指其與現代科學相衝突。（注五）其實，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一面則在於，它與“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包括侵略陰謀）”始終連在一起。這一點，從1840年，到中華民國，到民國後，一直沒有變。

基督徒是否愛國，此處不辯，歷史自有公論。我想強調的是，無論是下意識地反感異於自己精神世界的新事物，還是出於有系統的誣陷，說基督徒不愛國，都是最容易挑起民眾的非理性情感的，藉以蔑視仇恨基督徒。因為從鴉片戰爭起，反對民族壓迫，爭取民族獨立，一直是被西方列強欺凌壓迫的中國人民的共同心聲。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指責信基督就是不愛國，無異是將基督徒置於“民族罪人”“民族敗類”的歷史地位。

這一點還真要感謝偉大領袖毛，他幫了中國的基督徒一個大忙，替他們摘下了信“洋教”的大帽子。當他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啦！那麼，外國的傳教士就得統統走人。（此處刪去5/60字）而對於那些之死也不放棄信仰的華人基督徒，或教育，或批判，或鬥爭，或勞改、關監牢，……！

因信仰並為了信仰而受苦受難，這就使得生活在大陸的基督徒，不但與其他的普通百姓一道受苦，並且，苦上加苦。但是，就當基督徒與自己的骨肉同胞一同受苦受難時，就當他們在苦難中還默默地愛自己的骨肉之親並為祖國禱告時，就當他們忍受着恥辱與壓迫而竭心盡力做一個榮神益人的好國民時，一百多年來潑在華人基督徒頭上的污水終於被殉道者的鮮血洗淨了。

生活在黃土地上的基督徒，現在有資格有信心宣告，我們是愛國者。我們深深地愛着我們的祖國，愛着我們腳下的這塊大地，愛着我們的骨肉同胞。這不僅是自然的，因為我們生而為中國人，我們在這塊土地上生息，掙扎，歡樂，仰望。這也是必然的，因為我們是上帝的兒女，心中有天國，有上帝之愛，這愛不可能不表現出來。

上帝對我們的最基本要求就兩條：愛神愛人。所謂愛人，就是愛我們的鄰居就像愛自己一樣，而我們的鄰居是誰呢？就是生活在我們周圍的中國人。

原稿完成於2004年。

這一次修改後分三部分發表。2018.1.1記 

（2010年攝於四川黃龍景區）

注釋：

注一，轉引自（美）愛德勒編 《西方思想寶庫》，吉林人民出版社，北京，1988 年1版，第330頁。

注二，轉引自 孟繁華主編 《九十年代文存1900——2000》 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2001年1版，第226頁。

注三，謝扶雅 著《基督教與中國思想》，基督教文藝出版社，香港，1990年4版，第286頁。

注四，殷海光 著《中國文化的展望》，中國和平出版社，北京，1988 年1版，第159頁。

注五，轉引自 梁家麟  著 《福臨中華》。第1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