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将作为新自由主义走向崩溃的“元年”载入史册。曾经的新自由主义是多么地不可阻挡。四十多年前它用大屠杀、大逮捕和“芝加哥男孩“宣布了自己的诞生，三十多年前它用倒塌的柏林墙为自己开路；二十年前它把战旗插到了“帝国坟场”，妄图藐视一切历史规律；十多年前还有大国的总理说《国富论》是自己的床头读物，用以表达对自由贸易的忠诚。现在它竟输给了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子弹打不死它，飞机炸不烂它，《纽约时报》的大忽悠骗不了它，连华尔街的美元都收买不了它。曾经宣布“历史终结”的新自由主义竟然对新冠病毒束手无策，这就是2020年的世界。新自由主义是政策，是意识形态，也是一系列阶级关系或者社会契约的统称。在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社会契约是大政府资本主义没落之后的产物，其本质是没落工人贵族的社会契约。一方面，劳动人民不在政治上挑战资本主义，也不在经济政策上挑战全球化、私有化和去管制。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通过剥削海外剩余价值并且向本国工人再分配的方式来维持其实际生活水平。同时，资产阶级形式民主仍然在运转，在一些并非涉及到资产阶级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如同性恋权利）向小资产阶级做出形式上的让步。尽管核心国家高工资高福利的时代已经过去，其劳动人民仍然享受着相当的物质待遇，这是其阶级关系稳定的物质基础。在有着还算相对健全的国家机器的半外围国家，新自由主义社会契约则是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和民族解放运动腐化的产物，其本质是经济增长的社会契约。一方面，劳动人民同样不去挑战资本主义。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要么通过出口自然资源、要么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等方式促进经济增长，向人民承诺在两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实现核心国家生活水平的六成至七成（美其名曰“基本现代化”、“全面现代化”）。至于资产阶级形式民主，要么没有，有的话也无法有效运行。理由很简单：太贵了，养不起。工人贵族契约的关键点在于当下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在于工资，工资在于工作。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摧毁了过去长期稳定的就业关系，把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甩到了不稳定的服务业。产业转移则直接把整县整城的就业和社会结构全部摧毁。越是没有就业，就越需要进口便宜的消费品来维持社会稳定。增长的社会契约的关键点在于未来的生活水平，也就是在于增长率。从供给（生产）的角度讲，增长率由投资决定，投资由储蓄决定，储蓄则是收入分配的结果。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越高，储蓄率通常也越高。所以，外围半外围国家的低工资，同时维持了本国高增长以及核心国家高生活水准两方面的社会妥协。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没能看到历史的终结，倒是看到了自己的终结。廉价消费品已经逐渐无法补偿核心国家工人丢工作丢福利的损失。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全球化群众运动明确提出了反对非法移民、让制造业迁回美国的诉求。这是核心国家工人保护本国劳动力市场斗争的一部分。在中国这样的半外围国家，高资本积累吸纳了大量的产业后备军，利润份额下降，工资份额上升，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越来越难以满足，直接威胁利润率。在两方面社会契约都摇摇欲坠的情况下，新冠瘟疫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资产阶级的困难。资产阶级不是傻瓜，他们也在构想如何塑造未来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契约。总体而言，资产阶级不会放弃全球化、私有化和去管制等新自由主义时代维持利润率的基本政策，但是其他的社会关系需要进行重大调整。目前由世界经济论坛牵头的，由世界资产阶级主流支持的所谓“大重启”，就是这种社会契约的一种构想。具体而言，可能包括如下几项：第一，在所有积累秩序大体稳定的地区，如东亚、北美、欧洲实行高技术资产阶级专政，把所有人的身份、社交媒体、病历、银行账户等信息纳入资产阶级统一管理的网络系统，展开全面的社会控制。第二，在核心国家逐渐废除资产阶级形式民主，用普遍的舞弊造假支配选举，建立寡头政治；逐渐取消政治自由，执行言论审查，消灭对资产阶级不利的信息，对群众运动积极分子（如特朗普的积极支持者）展开政治迫害。第三，强迫东亚劳动人民继续维持996血汗工厂的劳动模式，继续向世界其他地方贡献剩余价值，维持资产阶级专制制度不变。第四，放弃北美、欧洲本地的工人阶级，削减社会福利，大量引进移民劳工压制工资水平和工人谈判力。第五，对于那些无法维持稳定积累秩序的地区，如中东北非，在不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和其他地区连锁反应的情况下放任其自生自灭。第六，对于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想要完成独立发展道路的国家（如俄罗斯），试图将其拉入世界分工体系，如果不成功，则按第五条方式处理。一句话概括，他们想要建立一个中国资产阶级出钱出货、核心国家资产阶级出枪出芯片的高技术资本主义“全球理想国”。如果这能称得上是个社会契约的话，那么缔约方就只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享受高利润；小资产阶级中依附于高科技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部分可以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负责资产阶级文化再生产、充当意识形态打手的小资产阶级则享受次一级的生活待遇。当然，这只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可能的构想（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今天的世界资产阶级比四十年前新自由主义时代初期要虚弱得多。首先，美国世界霸权相对衰落，为全球资本主义提供“公共品”的能力大为下降，各国资本家的相互协调开始出现问题；美国全方位的地缘战略撤退已经是迫在眉睫。第二，近二十年来，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武力扶植的傀儡政权都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傀儡政权基本上是政令不出首都，美军一撤就要关门歇业。第三，核心国家内部的反全球化运动已经脱离传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控制，向广泛的群众运动方向发展。第四，中国阶级斗争的条件正在走向成熟，并可能在未来给全球产品链造成重大冲击。第五，不仅“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子虚乌有的炒作，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量也已经基本耗尽，技术进步的速度正在减缓（而不是加快）。第六，技术总是由人操纵的，越复杂的技术，尤其是要掌控整个社会的技术，经手的人就会越多，经历的社会关系就越复杂。号称无所不能的中国大数据系统，却常常被地方和基层官僚把数据拿出去卖钱，以至于上海的全部党员信息都被挂出去卖了；而一切真刀真枪的镇压行动，还是要由真人来干。所以，以后真要爆发社会革命，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物质手段“代差”，决不会超过日本侵略者和八路军之间的武器代差。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所在的历史节点。如果我们把视角放到今年，放到中国国内，也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民族主义者，或曰“小粉红”在上半年顺风顺水，但在下半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平心而论，中国的抗疫工作是有效的，其他国家的同行们是不行的，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自尊心的提升，让小粉红们扬眉吐气了一把。但是，抗疫完成之后的日子还是要过，解决了生存问题却不解决生活问题是不行的。经济恢复缓慢，就业市场疲软，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又时刻会被开除的窘况，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绕不过去的坎。自由派观察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比如他们在年底就通过社交媒体放出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年轻人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但对自己的未来却十分绝望”。我们深入想想的话就会发现，这句话的前半部分讲的实际上是小粉红“粉”的部分，即民族主义的部分；后半部分讲的是小粉红“红”的部分，即社会主义的倾向。这两部分的冲突实际上是小粉红自身所面对的阶级斗争趋于白热化的反映。中国在世界体系内地位的上升确实带来了某种生活水平水涨船高的可能性，然而这水涨船高的好处多数小粉红却没捞着。“粉”与“红”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在过去之所以没有爆发，是因为小粉红的生活状况还没有窘迫到迫使他们去选择“粉”或者选择“红”的地步。资产阶级当然希望他们选择“粉”，所以包括观察者网在内的的媒体都在宣传所谓“入关学”、污蔑美国劳动人民都是“匪帮”，试图将阶级矛盾转嫁为民族矛盾，这在疫情期间尤其明显。《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也“不失时机”地讨论毛泽东的“错误”，主动和进步运动保持距离。不过，中国资产阶级是不敢也没有能力“入关”挑战美国霸权的，民族主义的“入关”梦永远都是梦，小粉红“粉”的方面永远不会被兑现。中国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发展既不会给小粉红经济上的富足，也不会在政治上让他们扬眉吐气，“小粉红“弃粉转红已经成为时代潮流。如果说民族主义者遇到的是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那么自由派遇到的就是一盘死棋。中国自由派的高级货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受益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渴望政治民主是假，想把自己的技术和管理技能卖给出价更高的外国雇主是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基本满足了他们的经济诉求，而未来“大重启”的技术专制主义路线则更能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他们最多在某些具体生活的不便上对资产阶级有些牢骚，至于想要“推墙”、“沉船”那是万万不敢的。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减速的这几年里，原本的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跌落到了和无产阶级差不多的水平，成为了边缘化小资产阶级。其中还有朴素正义感的部分可能被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吸引，而其中“失败的利己主义者”则构成了自由派的低端货。他们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理想或完整的建国方略，只能作为现有的某些政治派别的对立面而存在。既要反“粉”，也要反“红”；既要反民族主义，也要反社会主义；既要反对在世界体系内地位的上升，也要反对人民群众打击资本和维护正义的一切斗争。简单来说，就是在一切主要方向上都站到了多数人的对立面。中国自由派的麻烦还不止这些，他们在美国的阶级斗争中首鼠两端、举棋不定。高端自由派投靠美国资产阶级的主流集团民主党，实际全盘接受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低端自由派则出于民族自恨情绪支持美国群众斗争的代表特朗普。究竟是反“共”，还是反华，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对社会主义？在可预见的未来，自由派是回答不了这些问题的，也是找不到出路的。中国的进步左派运动在佳士工人运动中遭到了阶段性的失败。学生组织被打垮了，社会组织受到严厉看管，许多积极分子被迫害，失去了组织支持的进步学生只能在黑暗中继续探索；有些人自杀了，有些人还在战斗。不过资本主义主要矛盾仍在发生作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进步事业中来。以往的进步运动积极群体是相互隔绝的，老工人一摊子，新工人一摊子，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一摊子，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联合起来，从未真正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但是，资本主义帮我们建立了这些联系。就在2020年，一些高中生开始独立组建进步社团开展社会工作，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中学生的群体中实际上有着较为严格的等级划分：排名靠后的学生通常会进入专科学校，他们很早就知道自己成不了人上人，故而形成一个以“混社会“为核心意识形态的圈子；而那些排名靠前的学生则很多有着统治阶级预备队的骄傲，再不济也能考上一类本科当个白领，在他们当中通常会形成以竞争为核心的尖子群体。根据学校和班级掌握教育资源的多少，这两个圈子的相对大小也会不同，但通常是没有重合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减速改变了这一切。“尖子”就算考上好学校，成为上层小资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更别说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了。中国的半外围地位将绝大多数人口锁定在从事简单重复劳动的职位上，多数人的出路和“混子”没有两样。“混子”的圈子逐渐扩大，与“尖子”的圈子开始重合。原本被边缘化的反抗资本主义教育体制的活动，现在越来越能得到“尖子”的支持。这些中学里的进步社团现在还显稚嫩，但是不失为培养未来进步青年的演兵场。与此同时，大量弃粉转红的人扩展了左翼进步运动的群众基础。原本几个宗派团体带头大哥就能呼风唤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群众斗争杰出人物还会涌现出来，中国劳动人民从不缺少英雄。新自由主义的灯塔熄灭了，资产阶级在收缩力量重整积累秩序。民族主义者陷入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分裂，自由派的末日余晖已近在眼前，这就是2020年。历史规律不会消失，主要矛盾还在发展。中国的进步运动已经脱离了民族主义的襁褓，正在甩掉宗派主义的枷锁，也必将打碎中国这个世界体系的关键环节，为世界人民的斗争开辟道路。202|塔利班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