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將作為新自由主義走向崩潰的“元年”載入史冊。曾經的新自由主義是多麼地不可阻擋。四十多年前它用大屠殺、大逮捕和“芝加哥男孩“宣布了自己的誕生，三十多年前它用倒塌的柏林牆為自己開路；二十年前它把戰旗插到了“帝國墳場”，妄圖藐視一切歷史規律；十多年前還有大國的總理說《國富論》是自己的床頭讀物，用以表達對自由貿易的忠誠。現在它竟輸給了一個看不見的敵人，子彈打不死它，飛機炸不爛它，《紐約時報》的大忽悠騙不了它，連華爾街的美元都收買不了它。曾經宣布“歷史終結”的新自由主義竟然對新冠病毒束手無策，這就是2020年的世界。新自由主義是政策，是意識形態，也是一系列階級關係或者社會契約的統稱。在核心資本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社會契約是大政府資本主義沒落之後的產物，其本質是沒落工人貴族的社會契約。一方面，勞動人民不在政治上挑戰資本主義，也不在經濟政策上挑戰全球化、私有化和去管制。另一方面，資產階級通過剝削海外剩餘價值並且向本國工人再分配的方式來維持其實際生活水平。同時，資產階級形式民主仍然在運轉，在一些並非涉及到資產階級重大利益的問題上（如同性戀權利）向小資產階級做出形式上的讓步。儘管核心國家高工資高福利的時代已經過去，其勞動人民仍然享受着相當的物質待遇，這是其階級關係穩定的物質基礎。在有着還算相對健全的國家機器的半外圍國家，新自由主義社會契約則是社會主義革命失敗和民族解放運動腐化的產物，其本質是經濟增長的社會契約。一方面，勞動人民同樣不去挑戰資本主義。另一方面，資產階級要麼通過出口自然資源、要麼通過積極的產業政策等方式促進經濟增長，向人民承諾在兩代人左右的時間內實現核心國家生活水平的六成至七成（美其名曰“基本現代化”、“全面現代化”）。至於資產階級形式民主，要麼沒有，有的話也無法有效運行。理由很簡單：太貴了，養不起。工人貴族契約的關鍵點在於當下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在於工資，工資在於工作。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摧毀了過去長期穩定的就業關係，把越來越多的藍領工人甩到了不穩定的服務業。產業轉移則直接把整縣整城的就業和社會結構全部摧毀。越是沒有就業，就越需要進口便宜的消費品來維持社會穩定。增長的社會契約的關鍵點在於未來的生活水平，也就是在於增長率。從供給（生產）的角度講，增長率由投資決定，投資由儲蓄決定，儲蓄則是收入分配的結果。利潤占國民收入的份額越高，儲蓄率通常也越高。所以，外圍半外圍國家的低工資，同時維持了本國高增長以及核心國家高生活水準兩方面的社會妥協。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契約沒能看到歷史的終結，倒是看到了自己的終結。廉價消費品已經逐漸無法補償核心國家工人丟工作丟福利的損失。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反全球化群眾運動明確提出了反對非法移民、讓製造業遷回美國的訴求。這是核心國家工人保護本國勞動力市場鬥爭的一部分。在中國這樣的半外圍國家，高資本積累吸納了大量的產業後備軍，利潤份額下降，工資份額上升，工人階級的經濟要求越來越難以滿足，直接威脅利潤率。在兩方面社會契約都搖搖欲墜的情況下，新冠瘟疫的爆發進一步加劇了資產階級的困難。資產階級不是傻瓜，他們也在構想如何塑造未來的階級關係和社會契約。總體而言，資產階級不會放棄全球化、私有化和去管制等新自由主義時代維持利潤率的基本政策，但是其他的社會關係需要進行重大調整。目前由世界經濟論壇牽頭的，由世界資產階級主流支持的所謂“大重啟”，就是這種社會契約的一種構想。具體而言，可能包括如下幾項：第一，在所有積累秩序大體穩定的地區，如東亞、北美、歐洲實行高技術資產階級專政，把所有人的身份、社交媒體、病歷、銀行賬戶等信息納入資產階級統一管理的網絡系統，展開全面的社會控制。第二，在核心國家逐漸廢除資產階級形式民主，用普遍的舞弊造假支配選舉，建立寡頭政治；逐漸取消政治自由，執行言論審查，消滅對資產階級不利的信息，對群眾運動積極分子（如特朗普的積極支持者）展開政治迫害。第三，強迫東亞勞動人民繼續維持996血汗工廠的勞動模式，繼續向世界其他地方貢獻剩餘價值，維持資產階級專制制度不變。第四，放棄北美、歐洲本地的工人階級，削減社會福利，大量引進移民勞工壓制工資水平和工人談判力。第五，對於那些無法維持穩定積累秩序的地區，如中東北非，在不引起社會主義革命和其他地區連鎖反應的情況下放任其自生自滅。第六，對於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想要完成獨立發展道路的國家（如俄羅斯），試圖將其拉入世界分工體系，如果不成功，則按第五條方式處理。一句話概括，他們想要建立一個中國資產階級出錢出貨、核心國家資產階級出槍出芯片的高技術資本主義“全球理想國”。如果這能稱得上是個社會契約的話，那麼締約方就只有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享受高利潤；小資產階級中依附於高科技資本和金融資本的部分可以享受較高的生活水平，負責資產階級文化再生產、充當意識形態打手的小資產階級則享受次一級的生活待遇。當然，這只是資產階級的一個可能的構想（也可以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今天的世界資產階級比四十年前新自由主義時代初期要虛弱得多。首先，美國世界霸權相對衰落，為全球資本主義提供“公共品”的能力大為下降，各國資本家的相互協調開始出現問題；美國全方位的地緣戰略撤退已經是迫在眉睫。第二，近二十年來，所有帝國主義國家武力扶植的傀儡政權都出現了不穩定的跡象；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傀儡政權基本上是政令不出首都，美軍一撤就要關門歇業。第三，核心國家內部的反全球化運動已經脫離傳統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控制，向廣泛的群眾運動方向發展。第四，中國階級鬥爭的條件正在走向成熟，並可能在未來給全球產品鏈造成重大衝擊。第五，不僅“第四次工業革命”是子虛烏有的炒作，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能量也已經基本耗盡，技術進步的速度正在減緩（而不是加快）。第六，技術總是由人操縱的，越複雜的技術，尤其是要掌控整個社會的技術，經手的人就會越多，經歷的社會關係就越複雜。號稱無所不能的中國大數據系統，卻常常被地方和基層官僚把數據拿出去賣錢，以至於上海的全部黨員信息都被掛出去賣了；而一切真刀真槍的鎮壓行動，還是要由真人來干。所以，以後真要爆發社會革命，資產階級和人民群眾之間的物質手段“代差”，決不會超過日本侵略者和八路軍之間的武器代差。這就是世界資本主義所在的歷史節點。如果我們把視角放到今年，放到中國國內，也能看到一些有意思的現象。民族主義者，或曰“小粉紅”在上半年順風順水，但在下半年遇到了不小的麻煩。平心而論，中國的抗疫工作是有效的，其他國家的同行們是不行的，這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族自尊心的提升，讓小粉紅們揚眉吐氣了一把。但是，抗疫完成之後的日子還是要過，解決了生存問題卻不解決生活問題是不行的。經濟恢復緩慢，就業市場疲軟，工作時間長、強度大又時刻會被開除的窘況，這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繞不過去的坎。自由派觀察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現象，比如他們在年底就通過社交媒體放出這樣一句話：“中國的年輕人對國家的未來充滿信心，但對自己的未來卻十分絕望”。我們深入想想的話就會發現，這句話的前半部分講的實際上是小粉紅“粉”的部分，即民族主義的部分；後半部分講的是小粉紅“紅”的部分，即社會主義的傾向。這兩部分的衝突實際上是小粉紅自身所面對的階級鬥爭趨於白熱化的反映。中國在世界體系內地位的上升確實帶來了某種生活水平水漲船高的可能性，然而這水漲船高的好處多數小粉紅卻沒撈着。“粉”與“紅”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在過去之所以沒有爆發，是因為小粉紅的生活狀況還沒有窘迫到迫使他們去選擇“粉”或者選擇“紅”的地步。資產階級當然希望他們選擇“粉”，所以包括觀察者網在內的的媒體都在宣傳所謂“入關學”、污衊美國勞動人民都是“匪幫”，試圖將階級矛盾轉嫁為民族矛盾，這在疫情期間尤其明顯。《環球時報》的主編胡錫進也“不失時機”地討論毛澤東的“錯誤”，主動和進步運動保持距離。不過，中國資產階級是不敢也沒有能力“入關”挑戰美國霸權的，民族主義的“入關”夢永遠都是夢，小粉紅“粉”的方面永遠不會被兌現。中國資本主義主要矛盾的發展既不會給小粉紅經濟上的富足，也不會在政治上讓他們揚眉吐氣，“小粉紅“棄粉轉紅已經成為時代潮流。如果說民族主義者遇到的是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煩，那麼自由派遇到的就是一盤死棋。中國自由派的高級貨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中受益的小資產階級。他們渴望政治民主是假，想把自己的技術和管理技能賣給出價更高的外國雇主是真。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基本滿足了他們的經濟訴求，而未來“大重啟”的技術專制主義路線則更能實現他們的政治目標。他們最多在某些具體生活的不便上對資產階級有些牢騷，至於想要“推牆”、“沉船”那是萬萬不敢的。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減速的這幾年裡，原本的一些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跌落到了和無產階級差不多的水平，成為了邊緣化小資產階級。其中還有樸素正義感的部分可能被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所吸引，而其中“失敗的利己主義者”則構成了自由派的低端貨。他們沒有任何明確的政治理想或完整的建國方略，只能作為現有的某些政治派別的對立面而存在。既要反“粉”，也要反“紅”；既要反民族主義，也要反社會主義；既要反對在世界體系內地位的上升，也要反對人民群眾打擊資本和維護正義的一切鬥爭。簡單來說，就是在一切主要方向上都站到了多數人的對立面。中國自由派的麻煩還不止這些，他們在美國的階級鬥爭中首鼠兩端、舉棋不定。高端自由派投靠美國資產階級的主流集團民主黨，實際全盤接受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低端自由派則出於民族自恨情緒支持美國群眾鬥爭的代表特朗普。究竟是反“共”，還是反華，還是一般意義上的反對社會主義？在可預見的未來，自由派是回答不了這些問題的，也是找不到出路的。中國的進步左派運動在佳士工人運動中遭到了階段性的失敗。學生組織被打垮了，社會組織受到嚴厲看管，許多積極分子被迫害，失去了組織支持的進步學生只能在黑暗中繼續探索；有些人自殺了，有些人還在戰鬥。不過資本主義主要矛盾仍在發生作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加入到進步事業中來。以往的進步運動積極群體是相互隔絕的，老工人一攤子，新工人一攤子，進步學生和知識分子一攤子，只有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能聯合起來，從未真正建立起廣泛的聯繫。但是，資本主義幫我們建立了這些聯繫。就在2020年，一些高中生開始獨立組建進步社團開展社會工作，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中學生的群體中實際上有着較為嚴格的等級劃分：排名靠後的學生通常會進入專科學校，他們很早就知道自己成不了人上人，故而形成一個以“混社會“為核心意識形態的圈子；而那些排名靠前的學生則很多有着統治階級預備隊的驕傲，再不濟也能考上一類本科當個白領，在他們當中通常會形成以競爭為核心的尖子群體。根據學校和班級掌握教育資源的多少，這兩個圈子的相對大小也會不同，但通常是沒有重合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減速改變了這一切。“尖子”就算考上好學校，成為上層小資的機會也越來越少，更別說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了。中國的半外圍地位將絕大多數人口鎖定在從事簡單重複勞動的職位上，多數人的出路和“混子”沒有兩樣。“混子”的圈子逐漸擴大，與“尖子”的圈子開始重合。原本被邊緣化的反抗資本主義教育體制的活動，現在越來越能得到“尖子”的支持。這些中學裡的進步社團現在還顯稚嫩，但是不失為培養未來進步青年的演兵場。與此同時，大量棄粉轉紅的人擴展了左翼進步運動的群眾基礎。原本幾個宗派團體帶頭大哥就能呼風喚雨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隨着中國資本主義矛盾的進一步發展，越來越多的群眾鬥爭傑出人物還會湧現出來，中國勞動人民從不缺少英雄。新自由主義的燈塔熄滅了，資產階級在收縮力量重整積累秩序。民族主義者陷入精神和肉體的雙重分裂，自由派的末日餘暉已近在眼前，這就是2020年。歷史規律不會消失，主要矛盾還在發展。中國的進步運動已經脫離了民族主義的襁褓，正在甩掉宗派主義的枷鎖，也必將打碎中國這個世界體系的關鍵環節，為世界人民的鬥爭開闢道路。202|塔利班又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