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很好的文。但原譯文標題中的“墮落”兩字言過了，是譯者自己的意思。看了一下，英文原文的標題是【What the Arbery and Rittenhouse Verdicts Couldn’t Tell Us. — Arbery 和 Rittenhouse 案的判決無法告訴我們什麼。】

種族謀殺審判奪人眼球，無法掩蓋美國法律程序的墮落和荒謬

Original 加美編譯 加美財經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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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凱爾·里滕豪斯“伸冤”的民眾，By Lightburs，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公設辯護人Sarah Lustbader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從自己多年為弱勢群體辯護的經驗出發，指出最近美國的一些關注度較高的案件審判，其實對解決美國深層次的種族問題並沒有多大的助益。

她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在里滕豪斯案件中，這位17歲的當事人因為自己的膚色而受到的優待，警察自動把他排除在嫌疑人外，主動停止盤問，法官也不允許稱呼死者為“受害者”。而這樣的特權和尊重，作者所代表的當事人從來沒有得到過，無論里滕豪斯是否被定罪，她的當事人也不會因此獲得更好的對待。

當公設辯護人出庭時，我們所代表的當事人經常被稱為“軀殼”（原文使用“body”一詞，隱喻當事人的人格和尊嚴被忽略不計），同樣也經常被當作軀殼對待。我們中的許多人希望公眾能夠認識到日常法律程序的墮落和荒謬。

然而，這種公眾的重視，似乎只伴隨着那些人們關注的、牽涉到廣泛社會問題的高調案件。

最近，凱爾·里滕豪斯因去年8月25日在威斯康星州基諾沙市舉行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活動中殺害兩人而受到審判，以及對格雷戈里·麥克邁克爾、特拉維斯·麥克邁克爾和威廉·布萊恩2020年殺害阿莫德·阿貝里的審判，就屬於高調案件。

但一次審判並不是對社會正義的全民公決，指望刑事定罪來解決我們的問題只會進一步加深這些問題。無論結果如何（里滕豪斯的案件被無罪釋放，布萊恩和麥克邁克爾父子被定罪）沒有一個判決可以解決潛在的系統性問題。

這些案件之所以轟動一時，通常不是因為崇高的道德問題，而是因為更狹隘的因素，如某一司法管轄區的特殊法律和程序。里滕豪斯案的核心是威斯康星州的自衛法，這項法律允許一個人在“合理地認為”有必要防止“迫在眉睫的死亡或重大身體傷害”時使用致命武力。

在威斯康星州，使用致命武力之前沒有撤退的義務；而且，與大多數州不同，威斯康星州甚至允許挑起暴力的人在用盡其他手段避免傷害之後使用自衛手段。

像里滕豪斯這樣高調的案件定罪並不是通往正義的道路，它們不可能是，因為陪審團的任務不是解決全面的公平問題，而是將一套具體的法律適當地用在一個具體的事實上。

里滕豪斯射殺的第一個人約瑟夫·羅森鮑姆（Joseph Rosenbaum）手無寸鐵，但情緒明顯不穩定，證人作證說，他曾威脅要殺死包括里滕豪斯在內的多人，他追着里滕豪斯到了一個停車場，並向他撲去，而且據里滕豪斯說，羅森鮑姆伸手去抓他的槍管，之后里滕豪斯向他開槍。

槍擊事件發生後，一群抗議者紛紛轉向里滕豪斯。被裡滕豪斯槍擊但倖存下來的蓋奇·格羅斯克魯茨（Gaige Grosskreutz）當時手持一把手槍。他作證說，他向里滕豪斯跑去，認為他是“一個活躍的槍手”。

在逃跑的過程中，里滕豪斯摔倒了，安東尼·休伯（Anthony Huber）攻擊了他，用滑板打他，然后里滕豪斯開槍打死了他。然後，在格羅斯克魯茨用槍指着他並前進後，里滕豪斯向格羅斯克魯茨開槍。因此，從法律上講，自衛的說法並不誇張。

更微妙的是關於持有武器指控的討論。在威斯康星州，成年人可以公開攜帶槍支，但當涉及到未成年人時，法律是混亂的，甚至對法官也是如此。未成年人不允許攜帶槍支，但有一小節法律內容可以被解釋為可以攜帶長槍。

Photo by Clay Banks on Unsplash 

一位當地律師稱，這是一項“措辭特別差的法規”。但不管法律是否清晰，也不管它是否明智，一旦確定里滕豪斯在抗議活動中攜帶的步槍有16英寸槍管，法官就駁回了指控。

人們可以說，如果里滕豪斯沒有把軍用半自動武器帶到動盪的局勢中，就不會有人死亡。但是，雖然這種說法可能更符合許多人的道德感，甚至可能是好的政策，但它不是法律，而且威斯康星州的法律也沒有受到審判。

里滕豪斯案審判的其他特點並不是威斯康星州所特有的，它更能代表整個刑事法律制度的惡劣性。一位警官作證說，槍擊事件發生後，里滕豪斯把武器綁在胸前，舉手投降，走到他的車前，但警官命令他讓開，並繞過里滕豪斯去搜尋槍手。顯然，他們沒有想到，這個娃娃臉的白人少年可能是罪魁禍首。於是，里滕豪斯回到家，並最終自首。

即使在他被拘留後，當警察發現里滕豪斯不了解他的米蘭達權利（即沉默權）時，就停止了對他的詢問。我代表過的那些貧窮的被告，從來沒有見過警察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心甘情願地放棄詢問嫌疑人的例子。我希望我的客戶能得到這樣的尊重，但哪怕里滕豪斯被定罪，我的當事人也不可能得到這樣的權利。

法官布魯斯·施羅德也因其反覆無常、不知所云的咆哮和一貫的古怪而成為頭條新聞，他的一些決定似乎偏向於里滕豪斯，例如，他禁止檢察官將里滕豪斯射殺的人稱為“受害者”，說這個詞“有問題”，但允許辯護律師將他們稱為“縱火犯”和“搶劫者”，前提是有證據支持這樣的說法。

施羅德法官並非個例，他已經75歲了，是威斯康星州任職時間最長的巡迴法官，任何從事過刑事法律工作或甚至參加過審判的人都知道，很多法官並不是大眾想象中的客觀且無所不知的仲裁者。他們是特立獨行的，有時是有偏見的。

我希望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裡，無論法官的個人偏好如何，他們都能同樣尊重貧窮的客戶，但高調案件中的定罪不會使之成為現實。

對里滕豪斯定罪會把他送進監獄，僅此而已。法律和法律程序不是道德準則，不能在全國範圍內承受道德清算的重量。寄希望於審判來修復社會損害，解決更大的問題或實現一些正義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除了徒勞的希望之外，進一步審視我們的刑事系統——它深受奴隸法典影響，並且仍在加強種族等級制度，這才應該成為我們道德話語的中心。

為什麼我們要求助於審判來滿足我們對正義的渴望？美國人從出生就被告知，懲罰可以解決問題。報應幾乎是我們的共同信仰，糾正錯誤的感覺很好，就像吃了糖一樣，我在讀到布萊恩和麥克邁克爾父子被判定殺害阿貝里時，也感到一陣輕鬆，但它並沒有使我們這個社會變得更強大或更健康。

對這些審判的關注也表明其他地方缺乏公正。警察的暴行似乎是美國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但給里滕豪斯定罪，甚至給射殺雅各布·布萊克的警官拉斯滕·謝斯基定罪（註：2020年8月，美國非裔男子雅各布·布萊克與警方發生衝突，拉斯滕·謝斯基對他後背連開7槍，導致布萊克中槍並癱瘓），都不會阻止這種暴行。

為雅各布·布萊克組織活動的公告，By Whoisjohngalt,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刑事定罪也不能修復導致黑人被警察殺害的深刻的種族不平等。2021年4月20日，殺害喬治·弗洛伊德的兇手德里克·肖文被判定為謀殺罪。這並沒有阻止瑪奇亞·布萊恩特（Ma'Khia Bryant）的死亡，她是一名16歲的黑人女孩，在同一天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被警察槍殺。

不公正的現象超出了警察暴行的範圍。陰謀論加劇了公共衛生危機。右派對投票權的攻擊使我們越來越接近少數人的獨裁主義。氣候災難的緊急警告幾十年來一直沒有得到重視。在里滕豪斯案中，檢方的勝利可能會讓那些文化戰爭中的左派感到平反，但它不會解決任何這些問題，它也不會放鬆種族主義對我們法律體系的控制。

為了了解種族主義在我們的刑事司法系統中蔓延的方式，我建議大家少關注這些大案要案，而是在一個隨機的日子裡訪問當地的刑事法庭，去看看低收入的有色人種在法庭上是如何被對待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被指控犯有輕微的、無受害人的罪行。

注意一下，法官在幾分鐘內就決定每個人需要多少錢才能獲釋；聽聽辯護律師描述每個被告的生活情況。然後想想有什麼可以做的。為了創造我們所尋求的變化，無論是表象還是深層的，必須拆除、建立或改變哪些系統？

這項工作更難，也更慢，但也許有一天我的客戶們將不被稱為“軀殼”，也許他們會被賦予與里滕豪斯同樣的尊嚴和尊重。

原文鏈接：https://www.nytimes.com/2021/11/24/opinion/arbery-verdict-rittenhous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