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入仕--1922年参加接收青岛

1. 任“督办鲁案事宜公署”秘书

1921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年代。

在这之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德国所租借的我国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战后召开巴黎和会，中国要求收回原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殊权利。

    但英、法等列强在对德和约中擅自订立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中国代表遂拒签对德和约。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太平洋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这个会议实际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和延伸。

此间，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诸国在远东以及太平洋地区，新的统治秩序由此建立，这就是华盛顿体系。太平洋会议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中国富有敏感性的知识阶层和媒体都注意到了。

周龙光此时是北京大学教授。虽然立足三尺讲台，但是五洲大局却在胸怀之中。不可能不密切关注着牵动国人神经的这次太平洋会议。

1921年1卷2期的《学林》杂志刊登了他的文章《国民对于华盛顿会议应研究之问题》。他高瞻远瞩，以其敏锐的眼光和缜密的逻辑思维撰文告诫世人，要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在这一期《学林》杂志上，还同时刊

登了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叶恭绰

（前交 通总长）、郑鸿年（前交通部路政司长）梁启超（前财政总长）、熊希龄（前国务总理）、汪大燮（前外交部长）、江庸（法律修订馆总綦）等高级知识分子和名流针对太平洋会议的文章。在当时造成不小的影响，一时洛阳纸贵。

    周龙光的这篇文章和他对国际问题的关注引起了有关主政人员的注意和赞成。

    太平洋会议期间，在美、英等国的合谋下，于1922年2月4日签订《中日间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二十八条，决定以赎回方式，接收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之权益。

此时北京政府政局不宁，内阁零乱，人人心怀五日京兆之短期心态，接收胶济的种种准备，拖拉疏忽，问题很多。 

在山东省人民奋起督促，纷陈意见；而日本方面也表示按照协约履行接收事宜。内外势形迫促，于是北京政府下达督办鲁案的任命，着手接收铁道、警备等等事宜。 

    1922年3月3日，北京政府特派王正廷督办鲁案善后事宜，并设置公署，内设总务、行政、路务、实业4处，分掌一切善后工作。

    受王正廷委托，周龙光任“督办鲁案事宜公署”秘书。

    此时，周龙光所授北京大学法律系二年级的课程《行政法总论》只好由同事杜国痒教授代课。

    此次接收手续相当繁琐，其中的利害关系相当巨大，如路矿、盐田、官产等实行接收时，内中的虚实利弊出入甚为悬殊，事先要有精密的调查与具体的研究，所以，王正廷等大员及周龙光等具体实施者一接手，便紧锣密鼓地进行。

    此次参与接收胶济路的重大事件，外、内、交三部部员加入者相当多，尤其以外交部部员得任重要职务。当初代表团赴华会之际，外交部人员多申请随同前往，而日本留学出身的部员则唯恐避之而不及，因为，大家推测鲁案势必在华会提议，如果得不到美满结果，背景为留日学生的部员恐蒙受亲日嫌疑，将被国人唾骂。而今当接收胶济之时，背景为留日学生的部员，都争先恐后积极参与，颇具扬眉吐气之气概。可以看到，这些日子十分忙碌的也大多是这些人。

　　依据1922年8月25日公布的《修正督办鲁案善后事宜公署编制》的规定，鲁案善后事宜督办于所驻扎地设立办事公署，管理鲁案一切善后事宜。

同时，王正廷邀请尚在山西太古县做买卖的孔祥熙来济南协助办事。孔祥熙和孙中山、蒋介石是连襟，与王正廷是留学美国的校友。虽未从政，但是关系非同小可。王正廷委任孔祥熙为公署外交协办和实业处长。所谓“外交协办”即协助负责外交事务的会办进行谈判。通过这一次的接收活动，周龙光和孔祥熙也十分熟识。

当时国内南北政府对立、地方军阀割据，局面复杂多变，致使鲁案谈判时断时续。

关于撤退山东日军问题，日本已决定自四月一日起实行彻退，至五月四日撤尽。中国方面接洽撤退一切手续。

为了保证沿线及城镇的治安及日本侨民的安全起见，决定从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调来保安警察六百名，及由山东挑选四百名为警卫队。此外，其他一切事宜都在积极地谋求妥善周密的办法，他们表示，务必以全新的姿态和务实的作风让中外都能信服。

一切必须于四月一日以前筹备妥善。四月一日起卽实行，以次接防。

　　日军撤退时，我国新组建的警卫队随即接防，完全替代日军所执行的一切任务。

　　接防的警卫队巡警是由京师警察厅从专业队伍中挑选的精壮青年，经过严格训练，谙熟路警法规精神，军容振作，面貌一新。胶济路一带居住的日本侨民看到，即使胶济路上大雨淋漓，而各站路警在雨中挺立，巍巍不动，显示了该路警纪律严明及服务精神。纷纷称赞中国巡警实在比日本宪兵还要好。之前屡传胶济路沿线匪徒如何充斥，如何不稳等消息，在看到中国军警执勤的情势时，感到没有任何的顾虑。日本方面见我方一切措施事无巨细都极其愼重，表示满意。

由于日方在谈判中企图攫取更多的权益，利用中日文化差异，故意曲解条文，使谈判波折横生。

王正廷、孔祥熙都是英美背景，与日本人交涉，总感觉隔了一层，往往找不到恰当的最切入点，远不如周龙光等日本海归派贴肉了解日本人。

对手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是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科毕业，与周龙光是同校同科系的校友。所以王正廷与孔祥熙诸事常询问周龙光等。

双方唇枪舌战,开会七十多次,历时五个月之久,方才达成协议｡最终，12月10日,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接收青岛胶州租借地行政权｡

这次谈判以后，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在日本国内被指控为“屈辱外交”。他甚至不知道，在哪里被什么人戳到了软肋。

王正廷深知，此次外交谈判的成功，周龙光功不可没，身系秘书之职，事无巨细，了然于胸，所做的贡献不下于在谈判桌上的谈判官。

                           王正廷

周龙光对自己一生中能有机会躬身参加接收青岛这样的重大事件，并为之呕心沥血，贡献自己的学识和智慧，常常引以为自豪。

这次接收青岛，也是周龙光今后从学者身份向公务员转身的一个热身行动。王正廷看到了周龙光的外交才干和潜力资源。从此，王正廷与周龙光相知相契，肝胆相照。不仅他挂职的中国大学校长校务一事全部托付给在北京的周龙光，外交事务但凡与日本人交涉，都交给周龙光处理。时人称周龙光为“日本通”。

2、1923年任北京政府司法部参事

1923年,周龙光接到北京政府诏令,任命为司法部参事。

当年，根据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的规定，专职教授是不能身兼政府职务的。周龙光只好辞去北京大学教授的职务，转身做了公务员。蔡元培拿到辞职书，十分惋惜，但从国家利益考虑，只好割爱。当然，中国大学没有这样的局限，周龙光同时还兼任着副校长职务，代替校长王正廷主持校务。又有方宗鳌任教务长，学校的教学活动因此并未受到什

么影响。周龙光任司法部参事的第二年，章士钊任司法部总长。

    章士钊1881年生，长周龙光四岁，在1905年与周龙光同在日本

                           章士钊

留学。章士钊与陈独秀是好友，曾一同创办《国民日报》，一同进行反清革命活动。陈独秀又与周龙光至交，这样一来，惺惺惜惺惺，这三位成了莫逆之交。

1917年陈独秀、章士钊、周龙光三位好友同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时常往来，私交甚笃。现在周龙光与章士钊又一同在司法部共事， 且是上下级，诸事襄帮，相识相知又进一筹。 　              　　　　　　　　　　　　　　　　　　　　　　　

3、1923年赴日本调查残害华人事件

1923年9月1日日本时间中午11：58，日本关东平原，突然大地剧烈抖动，强度为7.9级的大地震爆发。5分钟内三次强震连续发生，以伊豆大岛为中心，辐射至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以及静冈县一大片地区。

大部分房屋立即坍塌。海岸瞬间下沉，延海岸线的火车，倏然消逝在大海中。一些地方膨胀隆起，高达200多米。大地撕开4～5米宽的裂缝，人和房屋同所有的一切吞没其中。地震引发的海啸，10米高的大浪，排山倒海，冲刷一切。

强烈的地震摧毁了日本帝都中心的关东平原，在人类灾难史上称之为“关东大地震”。

地震爆发时正值午饭时刻，炉灶被打翻，火焰燃烧了日本最常见的老旧的木制房屋，狂风助威，熊熊火焰迅速蔓延，关东大平原上的各个城市处于一片火海之中。

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死亡及失踪人数为14.28万人（死亡10.5万人），在人类历史上伤亡最重的灾难中，排名第九，而其中90%都死于震后的火灾。12.8万幢建筑物全毁，12.6万幢建筑物半毁，44.7万幢建筑物

                   1923年关东大地震的东京地区

被焚。东京、横滨成为人间地狱。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中国媒体表示：“敝国东京、横滨等处各重要区域，突然发生地震，同时火山爆发，飓风海啸，相继而至，灾情重大，为亘古以来所罕有，除建筑物及财产等损失之数，一时尚难调查确实计算外，生命之丧失，约计几及二十余万口，目前疮痍满目，流离失所，尚不知凡几。”

　　中国政府得到日本大地震的消息后，迅速展开支持行动。北京政府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元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并要求“各省长官联合绅商地方团体组织日灾急赈大会，与政府一致进行”，同时“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会赴日”。

　　9月4日，北京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广募捐款，尽数拨汇，藉资拯济，以申救灾恤邻之至意”。内阁还邀请各界名流，如熊希龄、孙宝琦、汪大燮、王正廷等，共同商议援助日本的具体事项。进一步决定：通令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迅速运米30万石到日本；解除粮食输出之禁令；邀请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等。

　　在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士农工商各界积极响应。上下一心、南北协力。日本驻华使领馆一时门庭若市，前来慰问和声援的人络绎不绝。日本驻华的商业机构、民间团体等，也收到了无数的慰问电、慰问信和慰问品。

　　这些慰问信、慰问电，充满了关切之情。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为这次救灾的主力，不少中小城镇建立了赈济日灾团体。日本轮船甚至直放温州，运载木炭、烟叶、菜子、鲜蛋等物，单次价值可达50余万元。

　　让中国人万万意想不到的是，东京竟然开始了对在日本华工的残酷屠杀。

　　地震次日，日本宣布全国戒严，灾区的戒严任务在开始时实际上是由地方上的“青年自警团”承担的。当日，灾区流传说朝鲜人趁乱放火，而且还往水井里投毒。于是，在政府的秘密策划下，一项针对朝鲜人的大屠杀计划出台。从9月2日下午开始，在军警的配合下，“青年自警团” 市民、村民竭尽全力，对朝鲜人聚居区无论老幼男妇，运用冷兵器刀棒拳足一时交加，恣意惨杀，死亡人数近万人。

　　在大屠杀过程中，家园毁灭了的日本人，已经全然失去人性，残忍而且刻毒。且因中国有排日的行为，每遇到中国人，特别易受失控情绪的冲动驱使，而攻击残害华人，甚至，以此时为扫荡华工的好机会。

　　尽管日后，日本政府一口咬定是在镇压朝鲜人的过程中“误杀”华人，但那些温州工人中，不少还留着满清的长辫子，穿着中式衣服，一望而知就是华人。除了对华工下手之外，中国留日学生中也有不少惨遭毒手。　　

　　事后的统计表明，在日本大地震中被残害的华人，共716人，其中当场死亡622人、失踪11人（事后查出一些已遇难）、负伤83人（事后一些人伤重死去）。在这些遇难者中，绝大多数来自浙江。　　

一部分侥幸躲过死亡的华人逃离日本，回国向国人揭露日本人残害华工的真相。媒体报道了事实。中国人受到强烈刺激，抗震援日的热潮一变而为抗议日本屠杀华工。民众指责日本“仁义道德沦亡殆尽。吾本恤怜之义，集资以济其急，而其浪人反加横杀，以德报怨，莫甚于斯，吾人一息尚存，当速提抗议，惩办恶凶，赔偿损失。”

　　上海《晨报》社论说：“日本震灾，我国表其深挚同情，力尽救恤之义，吾人方藉此可以改善两国关系，促进国民亲善，乃日本于灾震发生之际，对于华侨极为残酷……吾人对于日本震灾，虽具有同情，而对于虐杀则不能不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若不亟谋谢恤之法，则中日间感情将因此而愈难改善矣。”

　　中国驻日代办施履本在10月20日，向日本外务大臣伊集院彦吉提出严重抗议，全国不少团体纷纷要求日本方面惩凶、抚恤等。

　　日本人对此先是矢口否认，随即承认这只是误杀：“震灾发生之时，韩民暴动随处发生纠纷，致华人误被杀伤殊属不少”，“地震时韩人暴动，群情愤激，误伤华人”，“如此多数人之被害，在常识上难于置信，且其原因，又为震灾、水灾等不可抗力，诚属无可如何之事。”

　　10月21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了屠杀华人消息，日本政府立即再行封锁。当《读卖新闻》试图在11月7日跟进报道时，其预备刊登在头版头条的报道《残害中国人事件》，在发行前就被“枪毙”

日本外交部答复称，殴打学生之犯人已饬审理，其余各被害事件均在调查中，日本政府并自行调查，现发现三事件，均依法办理。此类暴行事件，其罪状判明之犯，定必严重处罚等。

中国的舆论哗然，绝对不相信日本所公布的案情和数字。

12月8日，外交总长顾维钧照会日本驻华全权公使芳泽谦吉，对日本虐杀华工之事，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公布暴行、抚恤难侨，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北京政府除继续向驻京日本公使严重抗议，并对于业经查明的案件，要求先行惩处凶犯，给予受害者赔偿抚恤外，同时由政府组建调查团，以慰问团名义赴日澈查，以期得到确且证据作为凭据对日本进行交涉。

    中国政府派专使王正廷、刘彦、沈其昌，并委员周龙光、崔景三、裴昌运、王文朴、朱念祖、马文彬、张维城、胡已任等组成调查团，以慰问的名义赴日本实地调查日人残害华侨情形。

    这是周龙光1917年离开日本六年后再一次赴日本。

    日本政府为了掩盖真相，确定了对中国调查团的应对策略：“好好招待，给予尽可能的方便，让他们感受到我官宪没有阻止他们调查”。

    王正廷专使偕同委员周龙光等十一人，于12月7日晨抵神户，该地县市会、商会、政府当局及华侨均派代表前往码头欢迎。

    当日晚抵达日本东京。日本当局又派出代表和社会各界各团体代表多人到站欢迎。同时《每日万朝》等报刊登载谈话多表示友好之意。

    王正廷向大坂朝日新闻记者说：关于地震时华侨被害之事，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此事件影响两国国交实非浅鲜。北京政府为调查眞相起见，特派本人及外交部代表沈其昌、众议院代表刘彦前来调查。我们想要知道的是，在此次事件中我华人被害者之实数，以及当时真实情形。此后当虚心坦怀，进行精密与正确之调查，务求得其眞相而止。然而，并不因此牵涉到外交问题，我们知道，日本人当时失其本性，即本国人亦有多数无辜者被杀害。至于我国对日交涉到何种程度，要根据调查结果最后而定，不能事先有一个预定。

    日本舆论界也不满于其政府的做法，我们从他们的报道中也能明显的看到。

中国调查团自赴日后，屡屡催促日本外交部从事调查，但是日本外交部所报告的所谓调查结果，仅只六件。

这让中国调查团十分不满。专使王正廷说，报告如此籣单，我等将何以返国复命？中国代表团经过商议，决定，此后不假手日本政府，由我们自己直接任调查职责。周龙光等对日本法律界人士相当熟悉，在物色日本律师合适人选时，周龙光推荐，可以委托角冈知良、布施辰治两位大律师交涉。因为角冈知良大律师是孙中山的朋友，而布施辰治也是着名的大律师，中国调查团自然信得过。

同时调查委员发表声明书，说：“日本政府对于被害者未能全部发表，舆讑亦未尝注意及之，此吾人所深引为遣憾者也”日本媒体对中国调查团的行动和言谈十分注意，说道：观此数语可知，王正廷氏一行对日政府的态度非常愤慨。现在被害者之数，是否如中国方面所传达在一百以上，或者仅如日本外交部前后二次所公布的少数，姑置勿论，要知此事发生已经三个月，而眞相调查尙未完成，即便完成，其结果不足使被害国民深信不疑。那么，在外，关于国家的名誉、信用，及条约之义务、责任，在内，关于法律之尊严，秩序的维持，与正义、人道之美德都不是细末小节。现在我日本国民不认事实为事实，对于从前的过失没有匡救改正的勇气，中国委员所谓“舆论亦未尝注意及之”这正是让我们感到寒心的。

大坂每日新闻还说，中国调查团的愤慨，难到没有道理吗？，中日两国人民友爱之观念，因此次地震已经生出许多（指捐助赈灾），此后能否进一步培养增长，就在于能否使中国调查团完成使命作为判断。此事我们不得不警告政府，现在反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因为证据完全被毁，中国政府调查团及另一中国民间调查团（由俞显廷牧师等组成的中国民间宗教家调查团），都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

日本右翼头山满，曾在11月22日向日本政府呈交一份请愿书，题为《关于地震区内的杀伤事件请予大赦》，要求赦免那些屠杀朝鲜人、中国人及日本本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凶手，认为他们都是“为皇国维护治安，由于善意”。

　　1924年1月21日，日本新任清浦内阁对头山满的“请愿”进行了讨论，认为地震期间有“误杀”、“误伤”行为的民众，可按轻重予以特赦，但军警人员不在特赦范围之内。

4月24日，日本横滨地方法院判决如下：戕杀华工人犯8名，其中4名判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执行；2人判有期徒刑18个月，缓期2年执行；2人证据不足，当庭释放。而至于抚恤金，则总共赔偿700多名死难者和伤者20万日元。

在中国援助日本的热潮刚刚兴起时，《大坂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感谢善邻之同情》的社论说：“中国人会出此热心来救助日本人的灾难，实在是日本人梦想不到的事。大惊叹中国人此次行动之敏捷，而感谢中国人的高义。”

后来又发表社论《震灾对于中国之影响》，提醒日本政府和民众：“由中国人心里生出许多的友情，能否叫它成长与否，有一半的责任完全在于日本。”

但是，经过此次地震，灾后中日关系并没有改善，而且摩擦不断，之后又不断地兵戎相见，愈演愈烈。

4、任“关税特别会议专门委员会”委员     

1925年，周龙光被任命为“关税特别会议专门委员会委员”，并任司法专门委员会委员长。

“关税特别会议”是怎么回事?

自1840年开始，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与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一条约规定，英国进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方应与英方商定，即所谓“协定关税”，中国自此便开始丧失关税自主权。

西方各国继英国之后纷纷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也逐渐进入不平等条约体系，竟然持续百年，而在中国主权因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丧失之最大者，莫过于协定关税的形成与沿袭。它对于中国主权的侵害以及对于中国经济、财政、政治、外交上的影响，达到极深极远的程度。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国内争求国家独立自主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里抄一段《申报》的文章，窥其一斑。

1919年1月20日《申报》载《告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里说道：“国际通商之有关系，凡有自主之国，必有自定税则之权，是之谓国定税。惟东西通商，从未昧于国际关系，谬以税则附入条约之内，遂成不自由之协定税。各国税皆国定，独我国受协定之限制，是之谓不平等。由是国家阙自主之权，国民无争存之道。八十年前，谋国者之错误，种成永久之恶因，可谓惨矣。今日为世界战祸初定，公理率胜强权。列强各国毖后惩前，将有重造世界之创局。举凡不合公理之国际关系，皆将诉之于此次会议，为世界人道之新纪元。謇等在商言商，以全国商人所痛快者，莫如国际税法之不平等。发起新会，凡我会中无论业进口之商人，业出口之商人，皆一致为我国家争体统，为我自身争人格。谨抒所见，通告全国商界，征同意焉。”

这是当时商界人士张謇、朱葆三、沈联芳等成立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的公启。得到各地商会、省议会的广泛响应和支持。

在20世纪20年代，无论是北方的北京政府，还是南方的南京国民政府，都积极投身于修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即“修约”运动。而收回关税自主权则是这个运动中的重中之重。        

近代国人为恢复关税自主曾经做过长期的呼吁和奋争，而真正意义上的关税自主运动，则以巴黎和会为开端。其初步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中提交了《中国希望条件说帖》，正式提出了中国希望废除外人在华特权的要求，其中就包括关税自主权。

其后，依据华盛顿条约而召集并于1925年10月26日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则是北京政府时期收回关税自主运动的高潮。

因为它关系到中国政府能否在会议上收回久已失却的关税自主权。与各国是否会因该会而调整各自的对华政策，中外关系是否因此而改变等重大问题，所以关税会议其实也是一次国际会议。它所引起的国内与国际反响，十分巨大。

这次会议在召开之前即被时人誉为“华盛顿会议第二”。

这一会议在当时社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当时的专家、学者、大学教授都以能参与此次关税特别会议为荣，以关心此次会议为兴趣点。

周龙光在北大的朋友，北大教授马寅初在“民大”演讲《关税会议与出口税》时曾说过：“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在北京可以说是最漂亮不过。大家都喜欢听关税会议——不只是学校里的学生喜欢，医生、女学生、老年人，﹍﹍社会上的各种人也都喜欢。对于关税会议，我已经讲过二十二次了，差不多都讲尽了。﹍﹍”（《马寅初演讲集》第三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281页。）

此时周龙光已经调离北京大学任北京政府参事，专管外交的法律与策略。同时任外交部外交委员，进行实际的外交事务。他密切注意到，关税自主问题的迫切性和复杂性。

周龙光知道，其实在列强各国的意识形态中，“强权即公理”。他从日本人大谷光瑞在其《帝国的危机》中表述中日关系时说的话旁证了这一点。

大谷氏说：“支那一般之人士，皆谓日本与中国所订之条约均为不平等，是乃国耻之最者。夫中国非有百四、五十万之大兵乎，何不向山东、满洲。驱逐我国之军队出境，再进而夺取台湾耶？藉曰：台湾海岛也，非有精壮之海军不办。若山东、满洲则固非台湾之比，且百五十万之大军视我日本之陆军有数十倍之优势，何有不利用兵力，而徒恃口舌以为争乎？孰知口舌无用之物也，国耻非可以口舌而涤除也。最近，‘还我青岛’、‘还我河山’之文字到处皆然，甚则小学生徒亦加入于运动，然何以不径与我国宣战耶？无用之口舌，焉得压服我日本也。”

周龙光从收回青岛的实际操作中深切地感受到弱国的外交之艰难性。

但是作为中国的外交家，他们并不沮丧、无所作为，而往往站在弱势的地位统筹全局，利用种种的矛盾纵横捭阖，化被动为主动，为国家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和权利，从而达到最初设想的外交目的。

这次的关税特别会议便又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此时“五卅惨案”发生，紧接着爆发了五卅运动。这给了北京政府一个可以利用的绝好的机会。5月31日晚，在获悉五卅惨案后，段祺瑞立即召集政府要员，提到“民气激昂，已达极点，无论如何，此事理直气壮，交涉可望胜利。……藉此机会，以博国人同情”。对当时的游行示威，段祺瑞表示不予干涉，仅需加强对东交民巷的保护即可，并于6月6日发表声明，表示此次事件政府必定会主持正义，向国外使团发出交涉。

中国民众由此激起了“浩大的反帝运动，并发展成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促使当时的北京政府扩大了拟在关税特别会议上讨论的范围，积极推动关税会议的召开。

同时法国在金法郎案结案后批准了九国公约，各国已无理由再进行推脱。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已经顺理成章。

金法郎案(金法郎也写作金佛郎)是北京政府时期重要金融事件之一。因为一战法国物价膨胀，使得佛郎贬值，其实际价值仅及其纸面含金量的1/3。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1922年，法国提出将庚子赔款之未付部分退还中国，用于偿还中法实业银行基金，发展中法教育事业，代偿中国政府应缴中法实业银行未清股本，及清结中国政府欠中法实业银行各款，但所有这些用款，均以金佛郎计算。所谓“金佛郎”，是指实行金本位的纸币。当时中国银币1元值8佛郎有余，而如果以其含金量牌价换算，则只值2佛郎70生丁左右。如果按照法方要求，以金佛郎付款，中国将要损失6500万元之多。名义上是法国向中国退还庚子赔款，实际是为了法国的利益，将佛郎贬值的损失转嫁于中国，中国不仅未得好处，反要向法国付出一大笔钱。

1922年，法国联合比、西、意三国共同要挟北京政府，索要更多庚子赔款，引发了着名的外交悬案——“金法郎案”。

1924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慑于多种原因，不得已与法国签订《中法协定》，接受了法国的要求。于是法国通过了九国公约。

1925年6月24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向参加华盛顿会议各国驻华公使递交照会，“请依公正主义修正中外条约”，正式宣布将全面对中外间有关的不平等条约进行修订，一场声势巨大的“修约”运动由此掀起。

８月１８日，依据１９２２年华盛顿会议上通过的《有关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北京政府外交部通牒英法美义荷葡比日等有关各国，邀请参与关税特别会议，并定于当年10月26日在北京开会。

从8月27日开始陆续收到列强各国的复照，均表示同意参加中国政府定于10月26日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同时不同程度地同意在关税会议中讨论中国的“合理提案”，即默认了北京政府讨论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的要求。

８月２９日北京政府公布《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章程》，

9月8日，正式成立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

额定委员十二人，其中外交、财政、农商、交通四部总长、税务处督办、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为当然委员，另由政府就外交和财政方面有资望的大员中派充六人，临时执政再在其中选派出席关税特别会议的全权代表六人。

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分置总务、会务、议案三处分理各项事务。

委员名单：

沈瑞麟（外交总长）

梁士诒（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

颜惠庆（特命驻英全权公使）

王正廷（中俄会议督办）

李思浩（财政部长）

叶恭绰（交通总长）

施肇基（驻美全权公使）

黄郛（督办全国国道筹备事宜）

王宠惠（修订法律馆总裁）

莫德惠（代理部务农商次长）

蔡廷干（税务处督办）

姚国桢（全国烟酒事务署筹办）

秘书长：严鹤龄（外交部关税筹备处主任）

聘请顾问四十名，其中多是外交家、财政家、银行家、及政治名流、实力派亲信人物。

专门委员七十二人，周龙光名列其中，名单如下：

唐在章、陈恩厚、施肇祥（施绍常）、周传经、罗宗治（罗忠诒）、沈成鹄、黄宗德（黄宗法）、刘锡昌、林桐实、沈其昌、周启濠、郑大锡（郑天锡）、贾士毅、黄元敬（黄元蔚）施弼、程锡庚、汪士元、叶景莘、孙拯、刘大钧、徐行恭、吕宗恪、陈国权、李景铭、金焕章、袁永濠、林鸿集、范治焕、章保世、虞熙正、祝毓英、朱祖铉、盛俊、林景、朱曜、费毓凯、徐灏（徐寿羽）、吴用威、向瑞彝、颜德庆、吴咸（吕咸）、吴统续、刘景山、裘汾龄、周龙光、陈福颐、陆梦熊、蒋尊祎、张心澉、陈天骧、秦瑞玠、王治昌、翁文灏、蔡连良（蔡连辰）、牛尔裕、梁孝肃、陈銮、宋寿征、林步随、陈世第、卫渤、徐志辉（徐智辉）、刘曼若、陈恩焘、邓萃英、朱我农、彭清嘉、周家彦、程臻、王恩曾、关青麟、杨德森。

（上列名单来源：《申报》1925年10月2日，同时《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所记名单与《申报》有不同处，列在括号内，供参考）

9月25日，段祺瑞颁布“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木质关防并起用日期令”对委员会的工作加以保密。

9月28日下午2时各委员特召集各专门委员在外交大楼开会。到会八十多人，群贤毕至，老少咸集。周龙光环视现场，熟人很多，不少都是本外交部的精英部员，另有一些是从其它机关借调而来的名流。于是彼此之间互换名剌（名片），大家顿时亲近了许多。稍后，沈外长发言，提议要分股办事，委员和专门委员分成三股办理全部事务。大家赞成，结果决定将全部事务分为三股。大家一致公推梁士诒、颜惠庆、黄郛三人为一二三各股主任股长。

第一股专管裁厘事件；第二股专管整理内外债事件；第三股专管关税保管事件。各专门委员就上列三股自由选择，每位专门委员专任一股，同时还要再兼任一股。以表示分工合作之意。大家纷纷欢迎，各自选股。

最后确定：

梁士诒为第一股长，王正廷、王宠惠为委员，专管国际条约、国定税率、关税保护政策方针；

颜惠庆为第二股股长，李思浩、姚国桢、蔡廷干为委员，专管2.5加税、整理内外债、修改税则、评定货价、裁厘加税、烟酒税则；

黄郛为第三股股长，叶恭绰、施肇基、莫德惠为委员，专管关款保管、陆路关税、内河外海吨税、海内外贸易统计、海关制度。

外交总长沈瑞麟总其成。

周龙光精通国际商法，熟悉国际间条约，被任命为司法专门委员会委员长。进行一系列对等的谈判。因与王正廷相知，协助王正廷，除了对相关事件收集细节材料备用，和进行具体谈判以外，还同其他专门委员一道，负责拟写相关提案及提供法律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因该会人员大多是由政府各机关调来，不但不再发给他们薪水，就连车马费津贴也没有，大家都凭着一种热情在努力工作，无人对此有过异议。当时社会上有传言他们获得很高的津贴，其实都是妄加揣测的误会。

鉴于各国对我国“争取自主”的怀疑，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通过记者向外界传达其本质精神，他们说道：

自主乃势在必争，只不过必争之意有两层意思：第一层则为极力解除不平等各条约对我国的束缚。因为今日我国之所以不能自主的根本，就是不平等条约束缚的结果。

第二层，则为注重国内经济发展，而不是注重关税的收入。因为一国之收入，来源方面甚多，并非只有关税一项，而以我国民族实业状况来看，还远没有逹到，当代必须对民族实业完全采用保护政策。所以假定我国税权一旦可以自主时，其所抽税成分，决不至于非常重。当前各国人士对我国争取自主产生怀疑，多半是不明了上述含意。

关税会议委员会鉴于距离正式会议开会之期已经不远，而国内外媒体、人士十分关注此次关税会议，特别是要求关税自主的呼声甚高，因此，各股委员内部工作相当积极。

周龙光他们平时分散独立工作，每周五举行例会，交流讨论有关会议的大小问题，甚至包括会址房屋的修缮装潢。如例会当日恰逢节假日，则改日补会，并不开缺。

                    居仁堂    

筹备会决定会址选在居仁堂。

居仁堂，原址位于北京中南海内，西苑中海西岸，是一座两层的西式建筑，在中南海里古建筑中体积最庞大。外表卓尔不群，内部陈设欧化雍容，是一座最华贵而漂亮的建筑。

本来伫立于此地的，是一组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风格宫殿群落，是“撤帘归政”后的慈禧太后常驻跸的仪銮殿。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将中南海当做驻军的营地。联军统帅瓦德西，把帅部设在由日军占据的仪銮殿。后驻扎在此的德军厨房着火，耗资数百万两官银的宫殿，竟遭毁于一旦。

慈禧返京后，接受外国使节建议，在仪銮殿遗址新建西式洋楼，用于接待、宴请外国女宾，以示和列强修好。于是，废墟上重兴土木，耗资500余万两白银，建起一座与原仪銮殿规模相当的建筑。

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竣工，慈禧为之定名“海晏堂”。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把海晏堂作为办公会客的场所，更名居仁堂。

到后来，袁世凯深感民主制度对于他处理国务十分掣肘，羡慕慈禧当年乾坤独断雷厉风行，于是黄袍加身，在居仁堂建起他的洪宪王朝。特制的龙案上，摆着“叠羽冲天冠”，他身着元帅服，在居仁堂接受文官武将的朝贺。

但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王朝，终归命短夭折。

居仁堂，这是一处浓缩历史，见证变革的建筑。会址选在此处，无论如何都会让人产生深刻的联想。

1925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时局纷乱中按预定计划如期在北京居仁堂开幕。

当日上午十时，会议开始。

中国、英、美、法、意、日、荷、比、丹麦、瑞典、挪威、西班牙、葡萄牙等十三国代表到会入席。

接着，段祺瑞执政入席。

会议第一项：奏国歌。

音乐声起，宏伟雄壮。歌词曰：

“卿云灿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这是1920年段祺瑞政府教育部征集的国歌，用的是《尚书》中的《卿云歌》的句子。全歌就这四句16字。歌词文雅，具有时代的特征。

第二项：段祺瑞执政致欢迎辞：

段祺瑞致辞道：

列席诸君：

各友邦应我中国之邀请，派遣代表惠然光临聚会，讨论关税问题，本执政躬逢其盛实深荣幸。际兹开会之初，谨以最诚恳之意旨欢迎与会各代表，并述我国民全体之希望。

查此项会议根据华盛顿会议而成，本执政深望本会之讨论与议决须遵守华府会议之精神，华会九国条约第一条第一项即首先声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我国民对此声明颇为重视。本执政认此次会议为实现华会九国条约声明之机会，故乘此时机重申我关税之自主。

关税自主意义本极平常，在我言之不过遵守国家应有之职权。想各友邦必能本平等互惠之原则，共谅此旨。

查我国现行协定税则不合经济原理，故所受影响不可胜计。若国定税率实施以后，纵税率变更，外商之负担似略加重，而我国民久困之经济得以借此苏复，购买之能力得以借此增进，萌芽之实业得以借此发展。我国本为世界一大好市场，一旦经济复苏，富力增进，实业发展，不独我国家之幸，即我各友邦同蒙之利益，宁属浅显。

本执政深信自私即自害之阶，互助乃互救之本，故不惮以平等互惠之精神属望于斯会也。况世界思潮久趋杌陧，其原因全在经济之不平，国内固如是，国际亦何独不然？关税制度使之改于平等，即所以谋中外经济之安全而世界和平之基础亦系于此。与会诸君谅明斯旨，此本执政所乐为一言者也。

本会会场远离尘嚣，尚称静肃。诸君当能以舒展之心情讨论本会各问题与以圆满之结果，本执政意谓实现华府会议之精神，造成世界永久之幸福均在此举。惟与会诸君实图利之。

（议事录载此原文无标点。为使阅读顺畅，笔者不揣粗陋，略加标点，仅供参考。）

第三项：各国委员推举本会议主席。荷兰代表欧登科发言建议：“本席拟请公推中国外交总长沈瑞麟为主席，谅各代表定予赏同。”全场鼓掌通过。

第四项：主席沈瑞麟致辞；

第五项：中国代表王正廷宣读提案。

王正廷说，本席承主席之命谨将中华民国政府对于关税自主之提案提出本会，为避免翻译，节省时间起见，本代表用英文提案提出。同时，为了让本国人了解提案内容，现在先将中文提案宣读一遍。

查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曾提出关税自主问题，惟当时认为不属于和会范围，未加讨论。迨至1921年华府会议远东委员会第五次开会时，中国代表以中国现行之协定关税妨碍中国主权，违背国际间均等及互惠主义，重为关税自主及过渡办法之提议。该委员会对于是项问题虽经讨论惜未能充分容纳，中国政府至今引为遗憾，不得已而订立1922年2月6日之关税条约。故，事前中国代表于1922年1月5日，在远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席上，曾宣言关税自主问题于将来适当机会时，再行提出讨论，同时并订立九国协约。其第一条第一项即首先声明：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兹中国政府重视各国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之宣言，际此关税特别会议讨论关税问题之时期，中国政府认为1922年1月5日宣言所称之适当机会已至。故特根据九国协约“尊重中国主权完整”之精神并为增进各友邦之睦谊起见，拟有袪除现行条约上税则上各种障碍，推行中国关税定率条约与实行关税自主之办法，如下：

一、与议各国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尊重关税自主并承认解除现行条约中关于关税之一切束缚；

二、中国政府允将裁撤厘金与国定税则条例同时实行，但至迟不得过民国18年1月1日；

三、在未实行国定税则条例以前，中国海关税则照现行之值百抽五外，普通品加征值百抽五之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即烟酒）加征值百抽三十之临时附加税，乙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二十之临时附加税；

四、前项临时附加税应自条约签字之日起三个月后即行开始征收；

五、关于前四项问题应于条约签字之日起立即发生效力。

中国政府深信上述提案尚属合理，谅与会各代表当能赞同。

第五项：各国委员致辞，

第一天开幕式完成各议题，至12点15分，散会。

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段祺瑞执政的致辞、沈瑞麟主席的致辞，以及各国代表的致辞之后，都得到热烈的“众鼓掌”，唯独中国政府代表王正廷发言之后，会场鸦雀无声。

王正廷向大会提出了“中国关税自主”的提案，并要求在未实行中国的国定关税之前，开征临时附加税。

中国的提案，超出各国代表的预想，一时无所措手足，所以连个礼貌的鼓掌也没有发出。这让中国代表进一步感到收回主权的艰难，和肩上任务重大。

在俟后11月14日会议上，中国代表又发表了一项声明，要求关税自主应得到明确的规定，此问题解决后，方能讨论附加税问题。

中国代表的强硬态度，显然出乎各国意料。

在之后的多次各种分类会议上，各国反应强烈，对中国代表提出种种质问，经过中外双方委员多重激烈辩论，在中国代表毫不妥协的情况下，列强被迫作出让步，基本接受中国提案，同意不把裁撤厘金与关税自主挂钩，而由中国自行宣布。

关税会议通过决议：各国声明“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

北京政府同时宣布，裁撤厘金将与中国国定税率同时于1929年1月1日施行。

这使80年来丧失了关税自主权的中国人民终于看见了尽头。

当然，关税特别会议所能取得的成绩是北京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所得。这种让步可能被人骂做“丧权辱国”。但是有些客观的历史学家则认为：既要看到败笔，也要看到亮点。既要看到失败的教训，也要看到成功的经验。更重要的是评价历史事件，不能有双重标准。比如，你不能同样的事情，此政府做了是事出有因，他政府却是卖国求荣；自己让步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

我们看了备受推崇的外交大家顾维钧的一段话，一定会有所启悟。

顾维钧说:“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因此你可能做到的只是求取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能够做到这点，对你来说即是大胜。当你已达到百分之五十的地步，而正接近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时，应当小心不要有任何可能引起谈判破裂的言谈和行动，而失去你那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成功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

顾氏所言，应可供认识评价关税会议乃至认知中国近代以来所有类似外交活动参考。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在参加此次关税会议的日本代表中，全权代表，特命大使日置益，日本国驻华特命全权公使芳泽谦吉，随员中，重光葵以公使馆头等书记官身份出现。而公使馆二等汉文秘书则是有野。这几位除了日置益已经退职，其他都是日后和周龙光频频接触谈判交涉的日本外交官员。

在此次会议期间，周龙光亦在会议之外闲暇之时与日使诸公多有接触。从同学之谊到日常生活，旁敲侧击，了解情况。

关税特别会议后期遭受尴尬局面，国内局势产生动荡。

先是奉军将领郭松龄倒戈，接着国民军与奉军发生战争，由于国内局势影响，关税会议时断时续。

1926年4月段祺瑞下野，出席会议的外地代表离开北京，一些与会的外国代表相继回国，关税会议被迫停会。

7月3日各国代表发表宣言，决定暂时停止会议，“俟中国代表能正式出席与外国代表复行计划时，当立即继续会议”。以后，中国方面曾做出过复开关税会议的努力，因政局进一步变化，人员离散难以召集，未能遂愿。

尽管如此，关税代表们的努力并未真正停止。1926年5月15日周龙光还在与俄国人谈判。中俄会议在北京召开法律专门委员会，中方委员长周龙光与俄方委员长比尔干门还在进行着磋商，只是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会议延期。而关税会议事务处的商财部税务处还在为会费筹备着，又筹集了三个月会费。

经过前面阶段的谈判，会议的主要议题案已经有了大致的结果，并不会因为会议中辍而改变。关税自主的谈判有了法律的依据。

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修约运动和“关税自主”的成功都是在这次关税特别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基础上进行的。不少在北京政府时期参与关税自主工作的专家和外交人员又在南京国民政府继续未竟的事业。

王正廷、周龙光等便都是其中的脚踏实地的执行者。一生中能有机会参与国家这样扭转乾坤的大事，也是幸运者。

5、1926年被聘任为司法储才馆教员

什么是“司法储才馆”？

北京政府时期，为培养优秀的司法人才。法律界鼓吹设立养成司法官的机构。司法官养成是指法科毕业生进入法律实务界之前，结合以往所学，针对实务情况而进行的专门教育。这一机构就是司法储才馆。

司法储才馆的设立，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界来说，是一件大事情。对于当时的法律界来说，储才馆上面寄托着他们对未来中国司法的期望。当时的法界名宿，对司法储才馆的建立和进行，无不积极献策，热情参与。

储才馆的成立，也是司法行政统一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司法行政统一，是民国初期就确立下来的方针。

储才馆的成立：

1926年，为收回领事裁判权而组织了法权调查活动。调查期间，各国代表向中国提出了司法改良一事。于是北京政府司法部内部，开始筹备成立一个如同之前的“司法讲习所”那样的养成司法人才的专门机构——司法储才馆。

当时的设想是，把即将进入司法实务界的法科毕业生集中于司法储才馆，进行为期两年的养成教育，使他们在司法程序、司法信念等方面，形成共识，达到统一标准。然后，由司法部统一分发到各地法院或检察院。通过这样人材的统一，彻底改变不同地区的司法人员素质差异悬殊，以及对法律制度和程序理解不一的状况，从而为司法独立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聘请教员

梁启超声望卓着，司法部聘为馆长。梁启超聘余绍宋为学长。

余绍宋是清末留日学生，曾在段祺瑞政府的司法部中任次长，1926年，刚刚因抗议段政府枪杀学生及“金佛郎案”而辞职。由他出任储才馆的学长，也算众望所归。

其他授课老师，都从北京的各法律学校聘请，共 18位先生。

司法储才馆教员名录

教员姓名   所授科目

石志泉 民事诉讼法规及判例

余棨昌 民事法规及判例（总则、亲属、继承）

吴源   公牍

李怀亮 民事法规及判例（债权）

李受益 刑事审判实务

李光忠 社会问题

何基鸿 未定

周龙光 日文

郁华   现行刑律及判例

陈瑾昆 刑事诉讼法规及判例

陈达   社会问题

梁锦汉 监狱学及实务

郑天锡 英文

刘含章 民事法规及判例（物权）

刘志扬 商事法规及判例

钱稻孙 日文

卢毅安 日文

关应麟 英文

同时，储才馆确定了导师制，在分科讲授的教员以外，聘定五人为导师，分别为：王宠惠、罗文干、林志钧、郑天锡、叶在均。这些教授和导师，均是当时中国法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

王宠惠，1900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法科，后赴日本及欧美留学。他曾将《德国民法典》翻译为英文，该译本在20世纪初、中期被多所美国法学院列为参考书目。1923年，王宠惠被国际联盟选为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法官。1945年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创立会议，参与制订联合国宪章，是我国近代着名的法学家。

罗文干，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硕士，曾获英国大律师资格。回国后，1909年任广东审判厅厅长，1911年应清政府学部留学生考试，授法科进士。北京政府时期，历任总检察厅厅长，修订法律馆副总裁，大理院院长等职务。1926年起，任司法总长。

林志钧，清末留日，后任大理院（相当于后来的最高法院）推事，成立储才馆时，为司法部民事司司长。

郑天锡，英国留学，获伦敦大学法律学博士学位，曾在香港执业律师，后历任北京政府司法部法律翻译监督，修订法律馆总纂，大理院推事等职。

叶在均，民法专家，北京政府大理院推事，1949年曾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

我们注意到，周龙光和他的东京帝国大学同学陈瑾昆，同时被聘任在这个当时法学界第一流的教员系统之中。

总之，司法储才馆的教员，调用了当时法学界最优秀的人才，并特别重视有实务经验的教授。法学界对储才馆寄与厚望。

学员资格

按照储才馆章程规定，进入储才馆学习的资格：

（一）应司法官考试初试合格者；

（二）经司法官再试、典试委员会审议，免初试者；

（三）有司法官资格人员，而自愿入学者。

实际上，司法部决定，将已经通过了1926年北京政府举行的第四次司法官考试的学生，全部作为储才馆的学员，其他人员暂不考虑。从公布的名单上看，后来成为民国时期着名法学家的胡长清、彭时、薛长炘、赵凤喈、黄梅清等先生，均耀然于名单中。此外，另有两人为通过1919年司法官考试的詹浚，和通过1921年司法官考试的郑安。

开学典礼当天，周龙光当时已经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司长，作为教员参加了这个盛会。北京法律界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部到场。司法部总长罗文干、修订法律馆总裁王宠惠等是储才馆的导师，大理院院长余棨昌已聘为储才馆教授，当然到场。司法部次长及各参事；修订法律馆前总裁江庸、副总裁应时以及各总纂、顾问；法权讨论会委员长张耀曾；大理院各庭庭长；总检察长汪爔芝；以及京师高等、地方审判厅和检察厅的各厅长，无不到场观礼。馆长梁启超、学长余绍宋、总长罗文干、导师王宠惠、江庸等发表了讲演。盛况空前。

储才馆课程安排，多是判例和审判、监狱实务，突出了实务训练，

司法储才馆课程安排表：

科目   学习时间

民事法规及判例（总则） 一学期

民事法规及判例（债权） 二学期

民事法规及判例（物权） 一学期

现行刑律及判例（总则） 一学期

商事法规及判例 三学期

民事诉讼法规及判例 三学期

刑事诉讼法规及判例 二学期

监狱学及实务   一学期

刑事审判实务   一学期

公牍   二学期

中外成案   一学期

英文、日文 四学期

社会问题   二学期

为了拓展学员的实践经验，学员可赴京师第一、第二两监狱参观。及赴高等审判厅和地方审判厅旁听。同时，馆内除正常课程以外，实行导师接见制度。导师定期接见学员，和学员就学术及实务问题进行讨论，并予解答。

另外，为了扩大学员的知识面，储才馆，非常重视邀请学者进行专门题目的讲演。除了法学，同时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梁启超曾经先后作过“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 、“学问的趣味与趣味的学问”及 “法官之修养”的讲演；陈通夫讲演“我国劳工法的讨论”，叶在均讲演“检察制度存废问题” 等。这些讲演都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

1928年6月15日，北伐完成以后，国民政府接收储才馆。

1929年1月，经过曲折的奋斗和努力的争取，司法储才馆的学员，完成了两年的学业，最终毕业。1929年3月， 135名学员全部分发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之后，储才馆完成了使命，渐渐淡化在历史的记忆之中。

后世研究学者认为：司法储才馆的历史，以及20世纪初中国人的司法统一之梦，虽然早已被人遗忘，但是前人的辛苦，不应当就此湮没。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当下或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6、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司长

1926年，6月14日，周龙光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第二司司长（1928年第二司改称亚洲司）。

周龙光负责办理对亚洲各国及苏联的交涉事务。包括政治、军事、财政、借款等交涉；侨民的保护和取缔；订立和解释条约等。尤其是中日两国之间近年积累了很多的“悬案”，成了周龙光最日常的工作内容和聚焦所在，因而精力全部系于此。

这一期间，外交部长王正廷曾经的激烈“革命外交”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逐渐调整转化为“温和的革命外交”。周龙光和王正廷心灵相通，互有共鸣，是最为切合实际的在对日外交上的实践者。

7.任典试襄校委员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选拔合格的外交人才，1928年7月6日公布《外交部驻外使领馆职员考试简章》。对应考人员作了相应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在35岁以下22岁以上，具备下列资格之一者，一、在本国大学，或专门学校修法律、政治、经济、商业等学科，三年以上毕业，具有毕业证书者；二、在外国大学，或专门学校修法律、政治、经济、商业等学科三年以上毕业，具有毕业证书者；三、国民政府成立经在党国服务一年以上，成绩优良，有直接长官证明书者。

考试结果，则以成绩之优劣，分甲乙丙三等。录取考试，分初试、复试、口试三种。初试不及格不得参加复试、口试。初试科目为三民主义、国文、本国历史地理、外国历史地理、法学通论。复试，必考的科目为政治学、外交史、国际公法、国际司法、经济学、外国语文，德法俄意日西班牙语只一种。选考的科目，为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财政学、商业学。口试以考验应试人员的应变能力。

1928年年11月1日举行使领馆职员任用考试。行政院明令外交次

长唐悦艮、司长周龙光等派为外使领馆职员任用考试典试襄校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