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上，農民起義是一個不斷出現的現象，“農民起義推動了歷史發展”是我們腦海里的一條經典歷史規律。所以，很多人覺得，農民起義是一個世界史普遍現象。

但實際上，中國的農民起義，在世界史是獨一無二的特殊現象。

獨特的農民起義

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其次數之頻繁、程度之劇烈，全球無二。

幾乎每一次的改朝換代，都伴隨着大規模的全國性農民起義，而且這些起義都以推翻政權為目標。秦朝的陳勝吳廣起義、西漢的綠林軍、東漢的黃巾起義、隋朝的瓦崗寨、唐朝的黃巢起義、宋朝的梁山泊和方臘、元朝的紅巾起義，然後就是明朝的李自成和清朝的太平天國。

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農民起義，動輒百萬之眾，他們基本上把原來的社會結構破壞得很徹底，所到之處，如同大帝出征寸草不生。

除了這些王朝衰敗期的大型起義外，王朝統治穩定時期的中小型起義更是不斷，遍布中國歷史的每一頁。

古代中國的經濟文化最高峰為宋朝，從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農民起義，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後一次農民起義，宋朝前後300餘年中經歷了433次農民起義，其中230次發生在北宋，203次發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

古代中國的專制最高峰為清朝，《清實錄》記載的農民起義超過300次，平均每年一次多。

最後一個漢人王朝明朝，從明初開始就起義不斷，總共爆發100多次，其中王朝中期1510年的劉六劉七起義，持續3年，席捲好幾個省份。

可以說，農民起義陪伴着王朝一生。

但是，世界其他地區不是這樣的。

西歐直到公元8世紀才有農民起義的記載，從8世紀到16世紀的800年間，西歐數得上的農民起義不超過8次，而且這些農民起義沒有一個以推翻政權為目的，西歐沒有一個王朝是民眾起義推翻的，這些起義更像是社會抗議，而不是造反。

中東和印度，極少看到農民起義的記載，日本也是。

俄國發生過較多次數的農民起義，並且有些以推翻政權為目標，但一方面這些農民起義集中在彼得大帝改革後的18世紀和19世紀，總體次數遠不及中國，另一方面從來沒有發生農民起義的改朝換代。

所以，動不動就要來一場起義，還總想着“殺到東京奪了鳥位”，這種頻繁而劇烈的農民造反，全球只有中國存在。

地主不背鍋

為什麼中國會出現頻繁劇烈的農民起義，歷來有諸多解釋。但最常見的理由，是土地兼併。

王朝建立之初，推倒重來，重新分配土地，有了土地的農民就會過好點；到了王朝中後期，地主侵占農民土地，導致“富者連田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王朝末期，這些地主拼命壓榨農民，農民走投無路，只好揭竿而起。

這就很多人根深蒂固的看法。就連教科書也一再強調“農民起義沉重打擊了地主階級，促使部分地調整生產關係”。

總之，都是地主的錯。

但是，近年來的歷史研究，已經比較好地推翻了這個觀點。

秦暉一直進行農民學研究，他對關中地區仔細分析後，發現自隋唐以後，“關中無地主”，也就是說，關中的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自耕農手裡。而且，秦暉在《關於傳統租佃若干問題的商榷》中總結道，古代中國的自耕農一直占有較大比重，相比世界上其他國家，中國的土地分配比較公平，好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傳統與現代國家。

因此，秦暉認為，無論是橫向比較還是縱向比較，中國古代並不存在嚴重的土地兼併問題。

中國社科院《中國近代通史》在分析清朝時，也是這種看法，在整個清朝時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的趨勢並不存在。

張宏傑在《簡明中國史》直截了當地指出，“古代中國的土地分配一直較為公平”在近年來基本成為學術界共識。

從邏輯上講，如果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就意味着剩餘土地越來越少，土地價格在王朝後期應該是越來越貴。但事實上，王朝後期的土地價格往往越來越便宜。因為很多農民已經把土地當成一個負擔，想白送人都沒人要。

“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為禍”, "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 "地之價賤者畝不過一兩錢，其無價送人而不受者大半。”

所以，大規模流寇主要爆發在自耕農為主、租佃率較低的地區。比如明朝，北方以自耕農為主，南方耕種地主土地的佃戶較多，但明朝的農民起義集中在北方，南方極少。

而且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現象，王朝後期，田園荒蕪十分普遍。如果農民的土地是被迫奪走的，那麼他們完全可以來種植這些荒田，但現實是，他們寧願逃亡餓肚子也不願意留下來種地。

1627年，明朝官員吳應箕路過河南真陽，所到之處，都是荒蕪之田，長滿了茅草，他問當地人為什麼不耕種，幾個人回答道：稅費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

李俊麗就在論文《明代前期北方地區流民成因研究》指出：並不是土地兼併造成了逃民，而是民先逃跑，而后土地被侵占。

這些歷史研究已經清楚地表明，並不是土地兼併造成農民被迫失去土地而選擇逃亡，而是沉重的稅負導致農民無法耕種，導致農民棄地而逃。

中國社科院《中國近代通史》也認為，導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謂的土地兼併，而是“凌駕於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級官員”。

因此，農民起義，並不是農民與地主的矛盾，而是農民與政府的矛盾。所謂官逼民反，而不是主逼佃反。

我在讀書群里做了如下總結：

描寫農民起義的《水滸傳》，沒有任何反映地主與佃戶的矛盾，用秦暉的話來說，書裡講的是一群地主帶着一幫農民、佃戶來造官府的反。智取生辰綱，生辰綱是政府的東西，而不是地主的。

歷代農民起義反抗政府，從他們大肆屠殺官員就能看出來。

陳勝吳廣“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隋末農民起義“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起義“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張獻忠“蕩平中土，剪除貪官污吏”；

而且殺官的手法極其殘忍。東晉孫恩起義，“所至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輒肢解之”，所到之處，將官員剁成肉泥，分給他們的妻子孩子吃，不肯吃就肢解；宋朝方臘起義，“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煎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肢解並掏空身體，或熬成膏油，或是亂箭穿心。

最有代表性的是李自成，口號是“迎闖王，不納糧”，這個納糧，指的是交給政府的皇糧，而不是給地主的租子。1641年，李自成抓獲河南福王朱常洵。這個300斤的大胖子，被李自成斬首，身體和鹿肉一起放在鍋里煮熟，燉了一大鍋，擺酒開宴，稱為“福祿酒會”。

從這些歷史材料都能明顯感受到，農民起義對政府的強烈仇恨。

越來越重的稅負

看到這裡，很多人會有疑問，古代中國的大一統，使得紛爭減少，帶來了和平。而且，古代中國的文明高度，在全球十分出色。中世紀的歐洲老百姓多麼窮啊，那些啟蒙思想家直到18世紀還在羨慕中國的富庶。

按道理講，這是一個“制度優勢”，農民應該擁護這個制度啊，怎麼反而比分裂的歐洲帶來了更多的農民起義？他們怎麼會如此痛恨當朝政府呢？

在很多人的腦海里，封建割據下，國家四分五裂，戰爭連綿不斷，諸侯都是世襲，老百姓沒有上升空間， 還要忍受諸侯領主的殘酷剝削。中國卻是統一的大帝國，國家直接為民做主，打掉了中間的諸侯領主的剝削，老百姓應該活得更好啊。

然而事實是，封建割據的西歐農奴，其生活水平並不見得比中國的農民低。

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西歐農奴的稅負遠比中國農民穩定。

諸侯的領地是世襲的，他們對待領地農奴不會像官僚那樣殘暴，他們必須考慮長遠利益，莊園農奴的過勞死或逃亡對他們很不划算。而且，西歐領主與農奴是有白紙黑字的契約的，契約規定相互之間的權利、義務和稅賦。

契約的主要內容，一般沿襲不變，幾百年下來就會形成一種慣例。因此，農奴的稅負水平，可以長時間保持穩定。

南京大學的雍正江在論文《15-17世紀英國農民福利保障模式轉型研究》中得出結論，“一個佃戶的地租往往長達200年或250年保持不變”。

農奴只對領主負責，而中國古代的農民通常會受到各級官吏的壓榨。朝廷規定的名義稅率通常很低，比如西漢和明朝只有1/30，但是通過層層加碼和各級剋扣，農民的實際稅負往往增加數十倍。

而且，隨着時間的流逝，官僚系統必然擴張，腐敗程度必然加劇，“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這些官僚只對上面負責，他們的利益在於升遷，反正幹個幾年就要走人了，因此很容易出現暴虐百姓的事情。最終的結果就是：

老百姓的實際稅負與名義稅負出現較大的偏差，而且這個偏差往往越來越大。

比如，秦朝時期的官方稅率是1/12，但社會崩潰了；西漢的稅率長期都是1/30，但漢武帝時期，“關東流民二百萬”“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在絕對稅率的比較上，西歐農奴的稅率普遍在1/4-1/2之間，這個稅率介於中國王朝的前期與後期之間。

我們可以打個簡單的比方，100年內，中國農民與西歐農奴的平均稅率都是1/3，不同的是，西歐農奴一直是1/3，中國農民前期是1/6，中期是1/3，後期是1/2。

當上級單位試圖增加稅負時，西歐農奴有契約和莊園法庭進行申訴和妥協，但中國古代是權力壓倒一切、權力支配一切，沒有了諸侯、貴族等中間層，農民直接面對權力的鞭笞，根本無力抗衡，對於官府的增稅行為，中國農民沒有申訴渠道和博弈空間，從而導致稅負單調上升，直到突破臨界點。

有人肯定會問，如果中國農民的生活狀況不見得比歐洲農奴好，但古代中國比歐洲富庶是沒有疑問的，這怎麼解釋呢？其實，這種矛盾很好解釋：古代中國的統治階級生活狀況遠好於歐洲領主，因為好處都被既得利益者攫取了。

沒有低保

高稅負並不必然導致社會動盪，因為一方面一部分稅賦會用到社會保障，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另一方面如果有低保，農民但凡能活下去，也不會鋌而走險走上起義的不歸路。

一般來講，國家權力與責任是匹配的，高稅負就是高福利，低稅收就低福利。但古代中國的權責是失衡的，權力大於責任，因此政府權力很大，對民間控制能力很強，稅收很嚴厲，但不承擔社會福利。

古代中國信奉法家的治國理念：“國富而貧治”、“民弱，國強；民強，國弱”。（見《秦制的“理想國”與“巨嬰國”：民弱則國強，民愚則易治》）先天反對回饋於民的福利模式，而是強調盡最大可能地汲取民力，將利益留在上層，任何多餘的好處都不會留給百姓。

有人會說，古代中國有義倉，非常時刻可以開倉濟民。但是，這些義倉基本上是擺設，要麼沒有存糧或者糧食發霉，能吃的糧食早就賣掉了，““比年賑貸，多為奸吏所欺，徒有虛名，惠不及下”；要麼爛在義倉也不願意救助災民。

典型證據就是，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都會上演糧倉失火，隋朝滅亡時洛陽糧倉堆滿了糧食。

即便朝廷想賑災，經過各級官僚的層層盤剝，到災民手裡也所剩無幾，歷朝歷代都有處決賑災貪污的官員。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裡和珅與紀曉嵐在監獄的那段經典對話流傳甚廣，朝廷下撥了糧食，但災民吃的是餵豬的糠麩，和珅還認為這並沒有什麼大不了，因為官字兩個口，先餵飽上面的官，才能餵下面的民。

所以一到災荒，中國農民的境遇非常悲慘，餓殍遍野和人吃人幾乎是每個朝代都會上演的戲碼，甚至還有易子而食。

比如1616年，山東諸城縣舉人陳其猷進京會試，途徑在災荒地區，就看到有人若無其事地割人肉剝人皮。過了半日，見到一位老婦看着鍋里煮的一個孩子傷心哭泣，陳其猷就問：既然要吃他，為什麼還哭呢？老婦說：這是我的孩子啊，我要是不吃，別人就會搶着吃了。陳其猷感覺毛骨悚然，幾天吃不下飯。

正是這種過渡汲取和缺乏低保，形成了王朝的周期性崩潰和農民不斷起義。對於農民而言，餓死也是死，起義也是死，還不如起義爭取一線生機。

只能有人大聲一呼，這些饑民紛紛響應。不管朝廷怎麼鎮壓，只要兵馬散去，流民起義就會捲土重來。電影《大明劫》裡明軍將領孫傳庭的一句話就非常經典：他李自成可以失敗十次一百次，我孫傳統一次都輸不起。

但西歐農奴不是這樣的，他們有基本的保障。天災降臨時，領主負責救濟農奴，它們會給農奴發放糧食，確保他們能活下去，這樣做符合領主的直接利益，因為他需要這些勞動力，而且救濟一個農奴的成本低於購買農奴的成本。

在領地里，如果一個農奴死去，領主要負責養活他的家人，如果孩子的父母雙亡，領主自動成為監護人。這就保證了農奴不會因為死亡或破產而全家流離失所。

但古代中國，農民死了，他的家人只能投靠親友，政府是不會管的。如果無人接濟，他們就成為了流民。

因此，歐洲中世紀也會發生大面積的災荒，但很少有大面積的流民，因為領主會儘量讓農奴活下去並把他們固定在領地內。

正是因為這些體制原因，導致看起來遠比歐洲富庶的古代中國，其人均壽命並沒有明顯比歐洲高。根據民國時期許仕廉《人口論綱要》以及1936年實業部公布的的統計數據，古代中國人的平均壽命30歲左右。根據敦煌出土的敦煌戶籍記載，以及其他一些學者的相關研究，古代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在27~35歲之間。

中世紀歐洲人的平均壽命也差不多這個水平，蒂爾尼和佩因特合著的《西歐中世紀史》寫道，13世紀英格蘭的平均壽命是35歲。13世紀是西歐相對發展比較好的時期，但相比西歐大陸的法德意，英格蘭比較窮。

總體來講，古代中國農民的人均壽命，與西歐是一個水平。這與兩個地區的農業文明發展水平是不相符的。

小結

農民起義是專制制度的專屬品。

中國在上千年的先秦社會，幾乎沒有農民起義的記載，即便是列國紛爭的春秋戰國時期，也沒有農民起義。但秦朝剛剛建立不久，就爆發了史無前例的陳勝吳廣起義，以此為開端，農民起義成為常規操作。

俄國在基輔羅斯的四五百年間，沒有農民起義，莫斯科公國統一俄羅斯確立專制制度後，囊括了俄羅斯有歷史記載的農民起義。

法國在千年中世紀，只有零星的農民起義，從波旁王朝16世紀逐步確立專制制度到1793年法國大革命，農民起義普遍發生，17世紀被稱為法國農民戰爭的世紀。

在專制統治者的眼裡，百姓不是天下，而是代價。樞密使文彥博就對宋神宗說過，“皇上與士大夫治天下，而不是與百姓治天下。”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和珅還說過，災民還算人嗎？

張宏傑在《中國國民性演變歷程》中說過一句狠話，專制制度是一種十分低級的社會組織，連動物都會使用。農民就是這種專制制度的犧牲品，農民起義就是專制制度的必然結果。

上一篇《中國獨有的歷史現象：農民起義，但地主不背這個鍋》講了農民起義這個中國歷史的獨特現象。一般來講，民眾起義導致的政治動盪，如果只是局限於政治家之間的鬥爭，倒也沒什麼大不了，不會導致人口災難。但古代中國就與眾不同，那就是人口數量如過山車般的大起大落。

人口劇烈波動

關於古代中國人口的數據，我們以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主編的《中國人口史》為最重要依據。《中國人口史》是一個集體項目，該書綜合了各種歷史文獻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六大卷，各卷作者都是各斷代人口史的頂級專家，比較有權威性。

秦始皇滅六國時，全國人口接近4000萬，秦漢之際，只有1500-1800萬，損失過半；

西漢末年，人口突破6000萬，成為中國人口的第一個高峰，公元17年人口5600萬，公元23年王莽之亂結束，人口只有2800萬，損失過半；

東漢後期人口再次突破6000萬，三國時期降至2300萬，損失60%人口；

隋朝將人口恢復至6000萬，但隋末天下大亂，人口驟降至2500萬，損失60%人口；

唐朝在安史之亂前人口增長到8000萬，這是中國人口的第二個高峰，安史之亂使得人口降到不足5000萬，損失1/3人口；晚唐的人口峰值為6000萬，五代十國時期人口只有3000萬，損失一半人口；

13世紀初，宋、金、西夏合計接近1.4億，這是中國人口的第三個高峰，宋元易代，北方（金朝）人口損失87%，1290年，全國人口7500萬，相比高峰期損失將近一半；

元朝後期，人口9000萬，元末明初只有6000萬，損失1/3人口；

明朝人口在17世紀初突破2億，這是中國人口的第四個高峰，明清易代損失40%人口，只剩下1.2億；

道光年間清朝人口達到4.3億，這是中國人口的第五個高峰，經歷太平天國後損失7000萬人口。

太平時期，中國人口可以快速增長，輕鬆翻倍；但戰亂時期，能夠以更快的速度減半。這就是古代中國人口的基本特徵。

看到這些數字觸目驚心的變化，不知道你是作何感想？至少你就不難明白“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的無奈了。

而且，歷史大咖秦暉認為，葛劍雄主編的《中國人口史》可以說是對歷史人口的災難程度估計最為緩和的了。

如果只看中國歷代王朝的人口高峰數字，從6000萬到1億再到2億、3億、4億，你必然充滿了自豪。但如果你仔細看看緊隨人口高峰的人口陡降，不知道會不會嚇得睡不着覺？

光鮮的背後，是令人不敢直視的血淋淋事實。

動輒人口減半，減少幾千萬啊！而且就是那麼十幾年的功夫。

王莽和隋煬帝都只執政14年，人口就減少了超過3000萬；安史之亂持續8年，唐朝人口就減少了3000萬；元明易代，減少3000萬；明清易代，減少8000萬；太平天國13年，人口減少7000萬……

如果大家不能直觀感受到這些數據的慘烈，我舉現代戰爭的例子。一戰共死亡1500萬，8年抗戰中國死亡2050萬，這是百度百科的數據。

然而，在冷兵器的中國古代，在千年前的中國古代，其人口死亡人數就已經超過這個程度！

十室九空、“千里無雞鳴”、“百里絕而無民者”，這些描述並非文學誇張，而是史實，用世界末日來形容，並不為過。

這種人口的周期性浩劫，無論是次數還是程度，全球沒有哪個國家能夠與我們相提並論。

人口小幅波動

中國的周朝，立國800年，沒有這樣的人口劇烈波動現象。即便是列國紛爭的春秋戰國時期，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還在增長，在商鞅變法的戰國中期，七國人口總數已經達到4500萬的高峰。

秦滅六國，總人口為4000萬，也就是說150年的時間，滅國戰爭不斷，但總人口只減少了500萬。這種減少的速度和幅度，與秦朝建立後的歷史不可同日而語。

我們再來看看歐洲中世紀，封建制下諸侯林立，小國紛爭，相互之間大大小小的戰爭也打了1000多年，但人家的人口有沒有這種劇烈波動呢？

還真沒有。

英國經濟學家麥迪森的著作《世界經濟千年史》，記載了歐洲2000年間的人口統計數據。

公元元年，2470萬；200-600年，人口降至1860萬；600-1000年，人口恢復至2541萬，相當於第一個千年，人口沒有什麼變化；

第二個千年，1200年增至4088萬，1300年5838萬，1400年因為黑死病降至4150萬，之後一直增長，1820年達到1.3億。

可以很明顯地看到，歐洲人口數量總體上是持續緩慢地增長，唯二的兩次下降：一次是200-600年，因為羅馬帝國的衰敗引起的，400年減少了600萬人口，損失率25%；二次是1300-1400年，因為黑死病肆虐，100年減少了1700萬人口，損失率不到30%。

與古代中國人口的劇烈變化相比，歐洲人口的變化比較平滑，減少得慢，增長得也慢，而且大部分時間是增長的。

根據1941年蘇聯人口學家鮑里斯·烏拉尼斯的著作《戰爭與人口》，其數據的變化趨勢上基本上與麥迪森吻合。

藍色線條代表歐洲總人口，紅色為歐洲西部，綠色為歐洲南部，橘色為歐洲東部

秦暉就對此總結道：中國人口繁榮時期增長比歐洲快，而崩潰起來更是駭人聽聞……西方人口下降主要表現為瘟疫，次數比中國少，幅度也沒有中國大。

我們再來看印度，數據同樣來自於麥迪森的著作《世界經濟千年史》。

公元元年，3400萬；200年，3900萬；400年，4500萬；600年，5100萬；800年，6200萬；1000年，7700萬；進入第二個千年，人口繼續持續增長，1500年，突破1億；1800年達到1.85億。

不斷被外族入侵、很少統一的印度，其人口表現在2000年的歷史中，一直是持續緩慢地增長。

我們就可以看到，封建割據的歐洲和印度，這兩大古文明區，人口表現是差不多的，都是持續緩慢地增長，沒有大起大落。

那麼， 我們不禁要思考，歐洲和印度的歷史，充滿了紛爭與動盪，統一從來不是它們的歷史主流。按照我們的歷史觀，封建割據下，戰爭和領主剝削造成的負擔，應該很沉重很痛苦，統治階級的政治鬥爭頻繁、血腥和野蠻，不斷波及下層民眾。

本應困苦不堪的他們，怎麼就沒有出現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劇烈損失呢？反而維持了一種緩慢增長的態勢。

理論與現實的這種衝突，似乎有點刷三觀啊。

戰爭不背鍋

在我們固有的史觀里，古代中國人口的周期性浩劫，是由於官僚腐敗、地方勢力膨脹導致中央皇權式微，國家陷入動亂，戰爭不斷。

這是典型的皇權史觀，站在皇權角度分析人口問題。通俗講，就是皇權出問題了，戰爭出現，導致人口減少，所以要維護皇權穩定。

接下來我們看一看戰爭是不是人口劇烈下滑的主要原因。

秦漢之際，5年時間人口減少1800萬，相當於每天近1萬人；

兩漢之際，王莽新朝後期，6年時間人口減少2800萬，相當於每天1.3萬人；

從隋煬帝繼位到621年唐朝基本統一中原，17年時間人口減少3500萬，相當於每天6千人；

安史之亂，8年就人口減少3000萬人，相當於每天1萬人；

元末明初，從1351年紅巾軍起義到1368年朱元璋攻陷北京，17年減少3000萬人，相當於每天5千人；

明朝末年，在清軍入關之前，16年時間減少5000萬，相當於每天8.5千人；

天平天國13年，人口減少7000萬，相當於每天1.5萬人。

這些死亡案例都是沒有外族入侵的情況下發生的。南北朝、宋末元初、清軍入關，我都沒有算進來。

平均每天減少人數少則5千人，多則1.5萬人，這是什麼概念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4年，死亡人數1500萬人，平均每天1萬人；抗戰8年，中國死亡2000萬人，平均每天7千人。

古代戰爭，其激烈程度和密集程度，是絕對不可能與一戰和二戰相提並論的；其人口基數，也與20世紀相差甚遠。但古代中國（秦至清）創造的人口浩劫，在絕對數量上，已經不輸於最劇烈的現代戰爭，在人口損失率上，已經大大超過了現代戰爭。

很顯然，如果把古代中國的人口大幅減少，主要歸因於戰爭，肯定不合理。

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從秦朝建立到清朝滅亡，一頭一尾。從春秋時期到戰國中期的商鞅變法，人口是增長的，達到了4500萬，從商鞅變法到戰國結束，是戰爭最頻繁激烈的時期，人口150年僅減少500萬；北洋政府時期，軍閥混戰，人口卻從1912年的4億增加到1928年的4.7億。

戰爭固然會使人口減少，但絕對不會出現古代中國（秦至清）那樣的人口浩劫。

秦暉在分析了中國歷史的人口浩劫後，得出結論：有充分的證據認為，那時的制度確實有某種問題。

秦暉在那篇文章里沒有去展開論述是何種問題，而是戛然而止，留給了讀者去思考。

脆弱的皇權體制

最大的人口災難，不是戰爭，而是社會崩潰。

如果說戰爭是間歇性的挨個斬殺，那麼社會崩潰就是持續性的批量屠殺。

古代中國的核心特徵之一，就是大一統專制制度，整個國家處於嚴密的控制之下。看起來很穩定，其實很脆弱。

在和平時代，其社會秩序要穩定得多，這是一大優勢，因此能帶來人口數量的快速增長，古代中國的人口密度通常大於世界上其他地區；但一旦社會秩序崩潰，帶來的破壞是全面而劇烈的。

宋代學者羅泌有過一段經典分析，“建封之時，一人縱失德於上，而萬國之中各有政化，聞者德以興起。郡縣之世，一人失德，則波頹瓦解，而海內共懼其禍”。

封建割據，各自為政，一人失德，影響波及面較小；專制制度，一人失德，全天下都是承擔者。

典型就是漢武帝，人口不過百萬、軍隊不過30萬的匈奴，怎麼可能把顛峰大漢折騰到崩潰的邊緣呢？戰爭都是在境外發生的，西漢尚處顛峰，但人口減少四五百萬，僅僅關東就出現了200萬流民，可謂“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不願意知道的是，漢武帝好大喜功、窮奢極欲，不僅發動了26次大規模戰爭，很多戰爭是沒有必要的，盲目出征，其中與匈奴的最後三次大戰全輸了，而且開鑿大量河渠道路，大興土木，營造宮殿，喜好巡遊。他瀟灑了，全國成為代價，“使百姓疲敝，起為盜”。

匈奴，與其說是漢武帝的功績，不如說是他的遮羞布。

反倒是西漢後期，統治者學老實了，雖然與匈奴、西域和閩越的戰爭沒有間斷，比如與匈奴就進行了至少6次大戰，但統治者比較控制節奏，不胡來，不亂花錢，西漢的人口噌噌上漲，50年時間就人口翻倍，達到6000萬的歷史高峰。

小炒在《官不聊生，在古代早就實現了，卻是無敵寂寞的皇權惹的禍》論述了一個核心觀點：在古代中國，皇權獨享政權，不承擔責任；官僚是皇權代理人，承擔行政責任，但不能分享政權。這也是費孝通、吳晗在《皇權與紳權》一書表達的觀點。

皇權與官僚都是權責嚴重失衡的，一個有權無責，一個有責無權。皇權的核心目的是控制社會從而永享政權，官僚必須討好皇權才能分得利益降低風險。這就導致，雙方在控制和汲取百姓方面是一致的。

這與封建制就很不一樣，各級領主自治，享有各自領地的政權，領主不僅會應付上級的稅賦攤派，還會關注領地百姓的生活狀況，不會一味割韭菜，要對自己的臣民負責。

因此，在大一統專制制度，沒有統治階級為百姓說話，為百姓謀利益意味着損害皇家利益。一旦皇權開始折騰，官僚必然賣力表演，層層加碼，負擔全由百姓承擔；一旦皇權有所收斂，官僚也會跟着收斂，寧願懶政不作為，也不會施惠於民。

所以，百姓承受的稅賦、徭役等社會負擔，只增不減，區別僅僅在於增加的快或慢。

前文《中國獨有的歷史現象：農民起義，但地主不背這個鍋》講到農民負擔總是越來越重、沒有低保，也能從中找到原因。

看到這裡，大家就會明白，為什麼統治階級寧願看着國家盛極而衰、農民不斷起義，也不願意減輕農民負擔。

1、皇權的統治基礎是官僚而不是百姓，民生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改善民生只是為了穩固統治，因此改善到一定程度就會停止，繼續改善就會威脅到用永世一系的皇權統治；

2、農民爆發起義，皇權首先想到的是鎮壓，而不是安撫。因為天下都是皇帝老兒的，皇權對調用全國資源鎮壓起義十分有信心，崇禎至死都沒有懷疑過這點，只是認為“諸臣誤我”，衰敗的西漢也沒有阻止漢武帝殘酷鎮壓流民起義；而且安撫就會開一個壞頭，引起其他地方效仿，對皇權統治不利，所以必須以儆效尤。

大一統專制制度還有一個非常大的bug，由於皇權獨享政權，利出一孔，所有利益都出自於權力，因此官僚系統必然不斷膨脹。而且，經濟下行時，會有更多的人想當官，因為經濟不景氣，賺錢的風險增加，還不如躲進官僚系統拿鐵飯碗靠譜。官僚越多，意味着百姓負擔越重，經濟就會越加不景氣，就會有更多的人加入官僚，形成惡性循環。

一旦爆發起義，皇權決定不惜一切代價調集資源鎮壓，維護自身“私天下”統治，社會就會走向崩潰。我們必須明白，不是農民起義決定王朝崩潰，而是政府鎮壓決定了王朝崩潰。

也就是說，只要皇權體制不改，皇權與官僚的權責失衡不糾正，這個崩潰的局面就不可能避免。

如果我們把社會比喻成蛋糕，社會生活是做蛋糕與分蛋糕，那麼，一般發生戰爭，就是把蛋糕直接切走一部分，切走的這一部分可能會大於蛋糕做大的部分，但由於做蛋糕的過程還在繼續或者蛋糕沒有劇烈縮小，人們分得的蛋糕沒有明顯減少，一般不會導致人口劇烈下滑。

比如二戰期間，日本舉國之力參戰，但1945年人口只比1940年減少100萬，而且比1939年增加150萬。

但如果是社會崩潰，就是蛋糕不斷自動縮小，做蛋糕的過程也被中斷，大家一哄而上搶蛋糕，分不到蛋糕的餓死、搶蛋糕時自相殘殺致死，人口由此劇烈下滑。

比如歐洲黑死病，8年就奪走2500萬人的生命，占歐洲總人口1/3。

所以，古代中國的人口浩劫，真正死於戰爭的只是少部分，大部分是餓死、自相殘殺，還有人吃人。就如同《紅樓夢》裡說，大家都像烏眼雞一樣，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那種慘烈畫面，簡直不敢想象。

小結

秦暉說，中國的歷史有輝煌的篇章，但也的確有許多血腥的頁碼。把中國的歷史塗抹得一片漆黑，對此予以糾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現在我們不能倒到另一極端：因為日子稍微好過了些，就小富即狂，把歷史說得花團錦簇。

在看待歷史時，很多人的史觀是有問題的，那就是皇權史觀。明明是一介草民，非要站在皇帝視角看待歷史。人口增長是皇恩浩蕩，人口浩劫是皇權受阻，從而看不到歷史的真相。

在看待歷史時，很多人的邏輯是有問題的，那就是雙標法。在評論西方體制時，總喜歡拿“制度不是萬能的”來說事，但對於本國歷史，卻受不了別人的批評，動輒就送一頂“別有用心”的帽子。

我常說，要想看到更真實的歷史，不僅需要頭腦，更需要勇氣。因為，那些真相，對於“我祖上闊過”這種心理脆弱的人是難以接受的。

無論怎樣，中國要在現代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為解決人類生存困境貢獻自己的一些文明資源，就不能不辯證地看待歷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