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姓小泉, 雖然和日本前首相小泉同姓，但她和他之間卻沒有任何關係，不過呢，也可以說有那麼點關係，那就是悠也曾經從過政做過議員。說起政客，西方有人不少人會這麼看：很辛苦，收入也不高，還動不動要被人罵，典型的吃力不討好的活兒，傻瓜才要干呢！但悠卻喜歡從政。她說在她來英國之前，曾是日本東京都某小選區的議員，那時工作雖然很忙很累，但她卻幹勁十足。

悠說，她所做過的最令自己滿意的政事，就是促使當地的幾所中小學修改了校服管理制度，從此不再強制要求女生穿裙子剪短髮之類。這在我看來好像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兒，悠卻認為很重要，她認為日本社會過分講求紀律性和統一性，總要求人們步調一致，這種想法很落後也很缺乏想象力，人生活在這樣社會很壓抑。

在我看來，在自己祖國日本時各方面都還算不錯的悠，自從搬來英國後，其處境卻並不好。她曾在大學裡做過清潔工，也在日餐館裡做過幫廚，還在我們鎮上的養老院裡做過看護，而且這些都是短期合同工。可以說，來英國那麼多年了，悠至今沒有一份像樣的工作，而她的政治生涯也沒能再繼續，讓人覺得可惜。要說原因，我估計大部分可能悠的英文不好有關，再加上文化差異的因素，使得悠很難融入英國社會生活，也就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再說了，英國並不是移民國家，因此很難說存在多元文化，只有極少數地區比如倫敦可能會有多元文化現象，但英國的大多數地方仍然以英國本地文化為主導。看那些數不清的英倫小鎮，以及那些佇立在風雨中，幾十年幾百年屹立不倒的傳統鄉間酒吧，就是強勢的英倫文化的象徵，它們妥妥的把多元文化拒之門外。

不過，樂觀開朗的悠坦然的接受了自己是個外國人的事實，對現在的處境從未抱怨過。她什麼都干，除了幹些零雜工，她還在家裡開設了家庭廚房，平時做些日本私房菜給人送貨上門；偶爾她還會開個烹飪學習班，教小鎮上的人們做壽司拉麵。不僅如此，平時一旦有空閒的時間，她也會參加charity的各種活動做義工。我有時可以看到她在日本文化節上義賣壽司，有時還會見她在鎮上的圖書館裡教小朋友書法、折千紙鶴。總之，悠依然像以前在日本的時候一樣忙碌着，沒讓自己閒下來。

悠的外表看上去比較普通：個子不高人瘦瘦小小的，但卻一副幹勁十足的樣子。她總留着短髮，而且頭髮的顏色還經常換。我最近一次見到她，發現她的頭髮是紫色的。問她為什麼染成紫色了？她笑着說還從來沒有試過紫色，所以一定要試一下才行。悠說話的時候總是一副笑眯眯的樣子，還時不時的點點頭，就像其他的日本人一樣。悠的着裝變化多端，有時候很樸素有時候又顯得很前衛。有一次，她穿了一件低胸的豹紋衫來我家送壽司，胸前還戴了一串用彩色大石頭串成的項鍊，看上去一副野性十足的樣子，把我嚇了一跳，差一點沒認出她來！

還有更令我想不到的是，除了議員、廚子、清潔工等這些身份標籤，變化多端的悠，竟然還是位教授夫人。悠的先生是位國際政治學教授，德國人，許多年前當他在日本講學的時候，和悠在某政治集會上相遇，自趣相投的兩人從此便相愛相守。婚後，悠隨着丈夫輾轉在不同國家不同大學之間講學，卻始終沒在一個地方穩定下來。當他們一家輾轉到英國來到我們大學鎮時，悠突然覺得她該留下來，於是她就和孩子們定居下來了，只有他先生還經常在各國間跑來跑去，平時只在節假日裡才可看到他的身影。

可以說悠完全顛覆我對教授夫人的定義。在我的印象中，教授夫人一般都顯得高高在上一副高貴矜持的樣子，她們優雅知性，說起話來是極有分量，她們的威懾力常常要比其教授老公還要高出許多。記憶中，教授夫人只要一發話，大家都得洗耳恭聽沒人敢出大氣兒。所以，剛認識悠的時候，我怎麼也無法把她和身份尊貴的教授夫人聯繫在一起，清潔工、廚子這些在我們中國傳統里下九流的活兒，一個教授夫人怎麼可能去干？而且，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悠的教授老公不僅不反對，而且還用實際行動來支持悠的工作：只要休假在家，他便會常常開着悠的紅色尼桑小車，在鎮子裡進進出出的，幫着悠一起送壽司。為此，我們親切的稱他為“教授快遞員”，他聽後則哈哈大笑，紅撲撲胖乎乎的臉上堆滿了德國農民那種憨厚耿直的笑。

這正是我喜歡和佩服悠的地方：勇敢，不在乎世俗眼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一次我問悠：“你喜歡英國嗎？’’悠點點頭說很喜歡，我又問：“但你不覺得這裡埋沒了你的才華，沒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本領，你不覺得可惜嗎？’’ 但悠卻說：“我不在乎，我就是喜歡這裡不喜歡日本，不僅不喜歡日本還有點討厭！”她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難道日本人不都是很愛國的嗎？於是我說：“不會吧！悠，我從小看的電影電視劇里，你們日本人只要是背叛了自己親愛的祖國，都會覺得愧疚的不行，還動不動就要以剖腹自殺來向天皇謝罪的呢？”

悠聽了大笑起來：“現在誰還會這麼傻呀，日本人現在也變聰明啦！很多人也開始意識到，日本政府現在仍然企圖用管理軍隊的方式來管理人民，這是很愚蠢很落後的！”悠說着說着，顯得有點激動：“別看日本是個民主國家，但人民卻依然沒有自由的意志，少數服從多數人個人服從集體仍是日本社會的基本理念，這種傳統思維根深蒂固很難改變！”    所以，悠說當她在日本的時候總覺得壓力山大，但自從來到西方社會後，才發現人原來可以這麼自由的想問題，她為此高興，慶幸自己逃脫了牢籠。悠還說道：“你知道嗎？剛到這裡的時候，我無論做什麼都想做到最好，就像以前在日本時候一樣，儘可能多幹活少休息。。。”我笑着打斷她說：“你們日本人不一直都這樣的嘛，干起活來很拼命的！”悠也笑了笑說：“是的，我們就是習慣了生活在壓力和束縛之中，因為如果你不好好干或者偷懶，就立刻會遭到周圍人的指責！”她嘆了口氣接着說：“可是你知道我遇到的第一個英國老闆，他怎麼跟我說的？他說，‘悠，你太拼命了，這完全沒必要，休息對於一個人而言同樣很重要，而且，沒人能做到十全十美，只要盡力就行了。’”說到這，悠舒了口氣說：“我震驚一個老闆居然會跟員工說這種話，不可想象！”

如此看來，悠似乎已經被英國人打動，思想也被同化了，她已經否定了她的傳統和她的祖國，那就沒必要再談什麼愛不愛國的問題了。

在我少年時代，日本人給我留下的記憶是非常深刻的。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也就是在中國改革開放逐漸深入的那一個階段，我母親進入了一家日本跨國企業工作。作為一名辦公室行政人員，她被要求每天必須一大早先到辦公室，給公司做開門準備工作。我記得母親幾乎每天一大早六點多鐘就離開家，然後要換三輛公交車，總共行程大約一個半小時，橫穿整個大上海去到外灘上班。母親重複着這樣的上班路徑一晃就是二十年，一直到她退休。

記得那時候還是初中生的我，常常會在周末放學後坐着公交車，一路慢吞吞的晃到外灘母親所在的那棟高級寫字樓，然後等她下班後兩人一起去逛街逛城隍廟，我管它叫作“周末老媽辦公室之旅”。在這段美好的記憶里，我以一個中學生的眼光去看母親公司那富麗堂皇的寫字樓，以及她那些打扮入時並且禮貌周到的日本同事們，印象真的好極了。並且，我每一次“造訪”之後，都會收到各式各樣的小禮物：從好用的三菱圓珠筆到精美的筆記本到好看又好吃的日本點心，特別是那三菱圓珠筆，寫起字來特別順暢而且從不漏墨，常常成為我在同學面前炫耀的資本。如今我依舊依稀記得那時的我背着個雙肩大書包，大搖大擺的穿過豪華寫字樓的底樓大堂，乘上摩登的三菱電梯，接着一陣風似的嗖嗖往上一路直達位於頂層位置的老母親的公司，只聽‘叮咚’一聲脆響，電梯門自動打開，就會看見公司前台漂亮的美眉們在朝我微笑。每次在我道明來意後，她們就會熱情的把我領進員工休息室，還拿出好吃好喝的來招待我，陪我一起等我老母親下班過來接我。那時有一點總讓我疑惑不解的是，老母親的同事們看上去在公司吃吃喝喝說說笑笑的，這哪裡像是在上班的樣子！後來我才搞懂，這叫企業文化。值得一提的是，我人生中第一杯咖啡，就是在老母親公司的休息室里品嘗到的。記得那是一種沖濾型咖啡，它乘在一個白色的圓錐形一次性塑料杯里，然後再把塑料杯放進一個黑色的，設計簡約又好看的杯托里，再加點糖，一杯香濃可口咖啡就成了，味道不要太好哦！我就這麼吃着喝着，被日本叔叔阿姨們的禮物“籠絡”着，漸漸的變的“哈日”，想着將來長大後，也要像老媽一樣去日本公司工作。

 後來隨着年齡的增長，慢慢的才知道原來日本人也不全是好人。先是常常會聽到老母親抱怨說煩死人，公司整天要求加班，好像我們是公司的私有財產一樣！真是可惡，這就叫萬惡的資本主義！有時又抱怨說日本人也是馬屁精，對領導的態度跟我們中國人一模一樣，而且比我們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只要經理所長不走，日本同事們就不敢下班，只有領導先走了，他們才敢回家，這不是典型的“讓領導先走”麼？還有更可笑的是，日本男人似乎真的以公司為家，他們常常下班後把老婆孩子撂一邊，先和同事們在外面吃喝一通，直到很晚才慢吞吞的回家，好像家就是旅館。那時侯在上海虹橋一帶，日本男職員下班後最喜歡去喝“花酒“。虹橋一帶有很多日本居酒屋不是叫“蘭”就是叫“雅“，聽上去好像很高雅的樣子，但實際上就是日本男人下班後花天酒地喝酒泡妞的地方。可能就是從這居酒屋開始，上海美眉們的名聲開始變壞，據說此後，但凡每天傍晚時分出沒在虹橋一帶，且“身高1.65米左右，長發，相貌姣好” 的美眉，就會有被視作“二奶”的嫌疑。因為洋氣的上海美眉們不僅漂亮還很有見識，相比之下，那些每天只知道圍着老公孩子團團轉的台灣、日本原配們，土氣的簡直沒法看了。一時間，日本男人台灣男人為了上海美眉不着家，惹得台灣女人日本女人個個對上海女人恨之入骨。

 再後來，隨着歷史知識的增長（主要來自中學歷史教科書），漸漸的我開始討厭起日本人來，並開始懷疑母親公司的那些日本叔叔阿姨笑容背後的真面目。尤其是當學習了侵華戰爭特別是《南京大屠殺》這些血腥的歷史知識後，我就更加厭惡日本人了，為此也下決心改了主意，長大以後堅決不要去日本鬼子公司工作。不僅如此，我甚至還攢動過老母親換工作跳槽，勸她說你幹嘛不去別的外資公司呢？美國公司就很好啊！因為那時我覺得美國人好，比日本人好多了。

但是，老母親沒聽我的，不僅沒跳槽，還一直在日本公司干到退休，並且退休後還返聘了好多年，一直干到她自己不想干為止。老母親說了，日本公司雖然經常加班而且工作方式有點乏味，但卻很穩定。母親說她在公司幹了那麼多年，很少見有同事被炒魷魚，只要員工沒什麼大毛病，公司就會一直留用，所以員工對公司的忠誠度很高。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媽媽一直工作的很愉快和同事們的關係也很融洽，甚至到退休後，還經常聽到他們約着一起聚會吃飯。從這點上來看，日本公司確實有點像一個大家庭。

或許是因為母親的原因，我對日本人的總體印象，總是停留在老母親同事們的親切的笑臉上，這難道這就叫做先入為主？但也可能是因為，不論歷史或戰爭都離現實生活都太遙遠，對我而言，從自己身邊看得見摸得着的人和事來看一個國家和人，難道不比從書本里、從電視劇里看來的要更真實嗎？

記得還在中國國內的時候，我曾請過一位日語家教。她是一位30來歲的日本女子，嫁給了一位中國留日學生，隨跟丈夫回中國定居後，閒來無事，便給人當日語家教。她在給我家孩子上了幾節日語課後，有一天突然告訴我說她不能再來了，因為她日本老家有急事，所以必須要她立即趕回國去。我聽了表示很遺憾，她則感到很愧疚。因此不論我如何推辭，她執意要把前幾次課的學費全部退還給我，說這是因為她自己不守信用，所以必需要承擔責任。我為此有幾分感動，所以從內心來說我並沒有責怪她。

 我現在所居住的這個英倫小鎮上，也有不少日本人。除了悠，我還認識一位全職日本家庭主婦和一位日本女理髮師。那位家庭主婦一年四季一個人在家帶孩子，天天等着在外滿世界轉悠的f1方程式賽車當機械工程師老公回家。每次見她一個急急忙忙風風火火的樣子，我便問她有什麼需要幫忙的？而她總是抿着嘴笑笑說‘不需要不需要’，但卻分明看到她眼裡時常噙着淚水。。。還有那位嫁給了英國人的日本理髮師，由於做老師的老公財力有限，無法幫助她實現開店的夢想，所以她每天開着她的豐田小車，輾轉在各家各戶，給人上門剪頭髮。有一次她上我家剪過頭髮後，把一個工具忘在我家了，我因為不知何物，便任其留在角落裡擱置多時，直到幾個月後她再次上門，這才向我提起。我從角落裡找出來給她，問她為什麼當初不立刻就打電話來問？她害羞的笑了笑說，因為不好意思打攪別人。我聽了後有些小感動。

悠也一樣，經常讓我有所感動。

某日我在鎮上碰見悠，見她表情嚴肅的在匆匆趕路，問她怎麼了？她氣憤的告訴我，她的那個有着亞洲血統的兒子前一天在放學回家路上，莫名其妙的被一個十五六歲的英國白人小子衝過來迎面打了一拳，還說了句“中國人！”然後這小子就跑了。悠說他的兒子現在感到很憤怒也很傷心！所以，她正在想辦法找當地的議員投訴這件事，一定要想辦法讓他們道歉！我一聽，也覺得不是滋味，什麼叫“中國人”？難道中國人就好欺負麼？悠說，這是叫種族歧視，不管中國人日本人都是亞洲人！我覺得是這個理，便順路去她家看望了他的兒子，還送了一份小禮物給他同時鼓勵他不要氣餒。過了些日子，悠興奮的告訴我，說我們這片兒選區的議員以及那青春期白人少年來向她和她兒子道歉了。這事兒到此才算結束，取得鬥爭勝利的悠說：“是我們的權益就應該爭取，這是我們的人權！”

後來又過了段時間，有一天，悠問我周末要不要和她一起去倫敦反川，因為最近川普來英國訪問，但很多人都不喜歡他。最後我沒跟悠一起去，她一個人坐着火車去反川了。回來的時候路過我家，便進屋來向我興奮的描述了她和倫敦人民一起反川的經過，還送了我一卷廁紙。我一看，那廁紙的每一節，都印着一個川普的頭像，川普在廁紙上傻乎乎的笑着，樣子很滑稽。

最近收到悠的一個好消息，大學給了她一個新的工作機會，悠在一個項目中專門負責和日本方面溝通交流。鑑於悠平時認真積極的工作態度再加上她日漸流利的英語，大學方面覺得她是合適之選。

當悠把她新印的名片恭恭敬敬的遞到我手裡時，我特別的高興。此時我想起了小時候所痴迷的日劇《排球女將》裡面的小鹿純子，她總喜歡說“加油”兩個字，此刻我也脫口而出說了句日語：“加油，悠！”悠聽了高興的使勁兒點頭，又像小鹿純子一樣的大聲應道：“嗨！”接着暢懷大笑。

文學原創，未經允許，謝絕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