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市在流行病學調查（簡稱"流調"）中，意外揭示出了一位病例的艱辛的生活狀況，這引起了社會廣泛的同情。

這名44歲病例叫岳榮貴，他在18天內的活動軌跡竟遍布北京的多個區域，從1月1日到1月18日間在28個不同地點打零工，時間多為深夜和凌晨。從事的都是扛沙袋、扛水泥等重體力勞動。中國社媒形容他是"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

其實，岳先生的遭遇，是底層農民的一個縮影。大多數農民，除了一身力氣，沒啥技能。在農村種田又賺不到錢。所以，對這些農民而言，賺錢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出賣體力。而長期的體力勞動，對身體傷害很大。許多五六十歲的農村人，顯得十分蒼老，原因之一就是身體消耗太多。

不過，在農村，蒼老不是個事。只要不生病就行。有些農民，節儉辛勞，辛苦了大半輩子，總算積攢了一些錢，但由於長期勞累，一身傷病。一進醫院，積蓄全完，有的人也沒了。這些農民，一生辛苦，幾乎沒有享受過一天的美好。勞作，掙錢，生病，錢光，死亡。他們的遭遇，真的令人心酸。

底層農民的苦難，上層是聽不到看不見的。因為，如果有人想向上反映實際情況，那必定遭受打壓。你看現在各級政府對上訪者的態度就知道了。電視報紙等傳媒上能聽到的，都是形勢大好，國富民強，國泰民安，的正能量。據說我們的錢多得花不完，只能大撒幣了。

大躍進時，糧食畝產十萬斤，糧食多得沒辦法處理。怎麼辦？毛主席教導大家，放開肚皮吃，一天吃五頓。但還是吃不完呀！於是大量出口創匯。結果導致幾千萬農民餓死。

我有個同學不相信餓死人的事，他說他從沒聽說過，這也難怪，因為他的家庭是城裡人。城裡人每月有供應糧，怎會餓死？

大躍進時，難道底層官員不知道農民手中沒多少糧的事實嗎？難道他們真的會相信畝產十萬斤嗎？顯然不是。但為什麼不講真話呢？那是因為，講真話不僅會政治不正確，而且還會丟烏紗。還有，大家都這麼說，你也只好閉嘴了。當年大科學家錢學森科學地論證了，只要光合作用的效率達到80%以上，畝產十萬完全有可能。大科學家都這麼說了，你一介農民，能說什麼呢？

假如你是個鄉長，你願意說本鄉糧食產量大減產嗎？你願意說我們鄉的農民生活悽苦嗎？即使你願為農民說句實話，可你的同僚會同意嗎？你們鄉的工作沒政績，你和你的同僚不僅斷了晉升路，還有可能丟官。為了你和同僚的利益，你只能不說實話。

現在大家都很同情這位＂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岳先生。但我卻有點不以為然。這岳先生只是幹活辛苦點，但有飽飯吃！

吃飽了飯，干點累活，這在農民眼裡根本不算啥。

當年在生產隊裡幹活時，最辛苦的就是雙搶季節。所謂雙搶，就是搶收搶種。那時我們要從早晨四五點，天蒙蒙亮干起，一直干到八九點，天暗為止。一天要連續干十五六個小時。但我們不覺得苦，因為能吃飽飯，一天吃五頓。只要能吃飽飯，力氣是用不完的。

所以，農村人的苦，不是幹活苦，而是吃不飽飯的生理苦，以及被社會普遍歧視的精神苦。

我們小時候姐弟三個一起吃飯時，眼睛總盯着對方互相監督，監督有沒有多盛飯了。過年的年貨，一些紅薯乾花生之類，父母平分後，讓我們各自保管。我們姐弟之間像防賊一樣的防着對方，如果誰偷吃了誰的，那眼裡都會冒出仇恨的光。

記得那年我上初中。到學校要走四五十分鐘的路，早晨去，下午回，要帶午飯。那天我看到一小段年糕，便把它放進飯盒準備當午飯，結果被我媽發現，大罵我一頓，說這一小段年糕，一家人可吃一頓，愣是把它奪下，不讓我帶，讓我飽吃一頓的美夢破滅。為此，我記恨我媽，小半年恨都沒消。

那一年，我也碰到了一件高興事。啥？我在拔豬草時，撿到了二角錢，背面是南京長江大橋的那種，當時它一半被泥土掩埋，拿起一看是個錢，那高興勁就甭提了。二角錢能買啥？能在學校路邊的供銷社裡買四個餅。那種餅五分錢一個，不用糧票。那種餅上，粘有一層白砂糖，肯定好吃得不得了！對！就買它了！

那時我有一個好夥伴，與我同村，雖不是一個生產小隊的，但兩家不遠。我們倆幾乎每天都一起上學放學。

為了能獨自吃上餅，我決定拋開夥伴，一放學，我就機靈地避開他，然後溜進商店，快速買下餅，放書包，趕緊走。到周圍沒人處，邊走邊吃，那個美呀！

二三天不睬他，我那夥伴很納悶，為什麼呢？跟他交惡，也要有個理由不是？他也很機靈。那天放學，他就躲在路邊的一個角落，等着我。我買了餅，走一陣後，見四周無人，便拿出餅，慢慢地說着。突然他冒了出來，看到我手上的餅，他什麼都明白了。我感到很尷尬，也很不好意思，分了半個多一點的餅給他。他二話沒說，張口就吃，連說，好吃好吃。由於我曾給過他半個餅，他把我一直當好朋友。他開玩笑說，我們之間的友誼萬古長青，因為有那半個餅。

糧食是活命的基礎。國家控制了糧食，就控制了農民的活路。我有個親戚，他們村是茶農，他們的糧食問題，自已解決一半，國家解決一半，即國家發他們半年的糧票，憑糧票加鈔票，可到糧站買米。那時的米價是每斤一角三分。國家從農民手中免費徵得糧食，轉手賣給城鎮居民以及出口創匯，那是多大的一筆款項呀！

那天，他們村的一個十五歲的少年，拿上一百斤糧票去糧店買米，可不知怎的，糧票丟了！這等於丟了100斤大米，一家人個把月的糧食。空手回家後，父母自然痛罵他一頓。怎麼辦？怎麼辦？少年寫了一張字條，去山上一顆樹上，上吊自殺。他要用這個方式，省下糧食給家人。我去走親戚時，跟這位少年也一起玩過，與他熟悉。每每想起他，為一百斤糧食而喪命，惋惜不已。

這篇雜文的題目是《我的兒時夥伴》，主角可不是前面提到的那二位，而是這一位，他的名字叫為芳。他比我小一歲，和我是同一個生產隊的。他家兄弟五個，他排行第三。老二就是我以前寫的《安徽來的討飯人》一文中提到的出去討飯，後做銀元生意，最後死於非命的那位年青人。

一家有五個如狼如虎的五個餓鬼，糧食怎能夠吃？生產隊裡分糧食，按工分和口糧。口糧按年令分，但不分男女。通常男孩飯量比女孩大，因此，男孩多的家庭，糧食更困難。再加上不會合理安排糧食消費，糧食問題會更嚴重。

大多數人家，每天能吃多少，都嚴格控制，以保證一年四季不會沒糧食吃。也許他們家，糧食充足時，比如小麥收割後，或者早稻收割後，總想吃上幾頓飽飯過過癮，到冬未春初，肯定得餓肚子。在冬季，他們一家中，年幼的不能去生產隊幹活的，就常躺在被窩裡，不起床，喝點稀飯以求活命。

鄉鄰們也沒多少餘糧救濟他們。出於同情，這家給半碗米，那家給二包面的，也只能保他們活命而已。他家凡是值點錢的東西，都換了糧食了。因此他家是家徒四壁，窮得叮噹響。為芳冬天就一條破單褲。大部分時間，他就窩在被窩裡。出太陽時，才出來曬曬。他曬太陽時，瑟瑟發抖的情景，至今還在我的腦海里。

他大哥叫燦，當兵復員回鄉，是討媳婦的年令了。這麼窮的家庭誰會原意嫁？怎樣擺脫貧困呢？那時他爸60不到，去世了。燦就把他媽嫁了出去，帶走了最小的老五。老二出門討飯做生意去了（不久死在異鄉），家裡還剩老三為芳和老四。

為芳比較木納，沒有老四精明。燦決定要扔掉為芳這個包袱。什麼時候扔？當然是秋後分完糧食後。

我們村地處浙東丘陵地區，沒有像樣的山，除了田幾乎都是地。我們燒飯用的柴火，幾乎都是稻草之類庒稼的桔杆。常年柴火不夠。怎麼辦？年青的精壯勞力會走百十里地，到四明山去砍柴（應該叫偷柴），然後挑回來。這四明山是可以打游擊的地方，解放前有革命武裝，叫浙東三五支隊，就在那活動。所以，四明山範圍相當大的。

秋末初冬的一天，燦帶上為芳，步行近三個小時，到四明山砍柴。燦把為芳帶進大山深處，哥倆一起砍柴，天色漸暗。燦叫為芳繼續砍柴，自已卻偷偷溜了，留下為芳一人在大山里。好長一會，為芳找哥，可他不敢大聲喊，因為是偷柴，一喊護林員就會過來不是? 就這樣，為芳就失蹤了。那年為芳大概十二三歲吧。

回村後，燦說為芳失蹤了。明明是他害死了弟弟，他就是個殺人犯哪！可農村里沒人去伸張點正義。報告官府抓他坐牢，你這不是於事無補還害人嗎？

為芳失蹤了還是離世了？無人知曉，無人過問。他像一個螻蟻，消失得無影無蹤無聲無息。

有人說，底層之惡，無邊無際。可這惡，很大程度上與窮相關，所謂的＂窮凶極惡＂是也。要消除底層之惡，方法之一是使底層不那麼窮，使他們也有做人的尊嚴和體面。

這次＂流調＂事件，使得底層人的生活狀態得以曝光，這是件好事。希望我們的媒體不只是宣傳正能量，也報道些負能量的事情。

我知道萬維里有高人能人。希望這些高人能人，如有機會，請轉告我們敬愛的習主席，少往外撒幣，少辦奧運，少搞大型慶典活動，多花些錢在廣大農村，廣大農民身上吧！

畢竟，這國家欠農民的實在太多了！

（完）

後記：有朋友曾誇我善良，這個真是謬夸，嚴重夸錯了。我哪來的善良？我出身於最低層，對低層感同身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