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上的思乡云

-疫情下的返乡行

一、窗外的云

居住太平洋彼岸的旧金山湾区已有二十多年，窗外的西侧可遥望到连接天平洋的海湾和岸边的山岭，那上面就是大洋的上空。太平洋海岸的对面就是中国的东海岸了,那里有我的家乡。

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是打开窗帘。不是阴雨天话，首先看到的就是窗东侧日出时的朝霞，从山岭深暗的背景中徐徐冒出。桔红的朝霞，配着蓝天，是美与清新感的融合。大洋上空的云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每天的生活在变化着一样。最多见的是片状的层云，一层一层的。后来我意识到这层云八成是航道中的飞机造成的，因为云下面望西边一点就是海岸边的旧金山国际机场，每几分钟就有一架大型喷气机穿过云层起降，那肯定也包括了来往中国的航班，我想是飞机喷出的气流和高温给了云的多姿多态。

 随着在海外侨居时间的延长和年龄的增长，家乡二字的含义也就越来越浓，特别是已年迈的父母更让人挂心。这几年回国探亲的频率不断增加，一八年和一九年都是每年回去三次。每次都是充满着期待地奔去，高高兴兴地与家人和朋友相聚，却带者一丝丝的伤感而回 。特别是每当临返回的那一刻，拖着行李下了楼，回头望到楼上窗口中白发苍苍的父母，他们脸上充满了无奈的难舍；我赶紧扭过头，钻进弟弟的车子，不然眼泪就要出来了。尽管如此，每次回家还是在心灵上得到很大的安慰。上一次回家是一九年九月，母亲病重，她已九十六岁，患糖尿病近四十年，加上逐渐加重的老年痴呆，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父亲已是九十八岁，好在还能自理部分生活。 二零年，灾难性的新瘟疫改变了一切，我回家的计划被完全打乱了。

美国的防疫一开始就出现了漏洞，虽然于一月底就从武汉撤侨，暂停了来自中国的非美籍和非绿卡旅客入境，但并未严格隔离来自各国疫区的其他人员，仅是无约束力地要求自我居家隔离。政府和所谓的疫控专家们, 包括全美总医师（US surgeon general）和大名鼎鼎的 Fauci 博士，公开宣称只要保持社交距离和勤洗手就好了，不鼓励民众戴口罩 (“There’s no reason to be walking around with a mask,” – Dr. Fauci)，说要把口罩留给医务人员。我们稍有医学知识的人都会对这些防疫指导感到困惑。 如果是缺乏口罩，那就应该全力提供，而不是让民众在关键的防疫措施上迷惑。真不明白，美国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超级大国，竟会雇用着这些所谓的专家。我妻子公司有一位人士二零年初从武汉归来，第二天就去上班，有些小心的职工就悄悄地戴上了口罩，结果被人告到上司，叫去谈话，说是戴口罩影响不良。我还常听到有人因在公共场所戴口罩而挨骂的事。

没多久，这新瘟疫在美国爆发了。中美双方互相限制旅行，中美航班被砍了一大半，要想去其他国家转机也变得几乎不可能。在旧金山机场只剩了美联航的旧金山-上海航班, 一周只飞四班。机票价格暴涨，经济舱的往返票为五千到上万美元不等。更麻烦的是我们这些美籍华侨，护照上的签证均被撤销；在赴华探亲的范围内，只有特别情况才能申请“人道签证”。就是买到了机票，得到了“人道签证”，还必须在登机前两天内完成核酸和抗体双阴检测，入境中国后要接受航班落地地区的两周封闭隔离和随后家乡地区的一周居家隔离。现实就是：不包括准备机票，签证和检测的时间，另外还有三周的隔离期要渡过。当因紧急情况回国的时候，难题就摆在了面前，你能通过这一道道难关吗？你能来得及回去见到病重的亲人或办理其他的紧急事务吗？

想起这些难题，听到父母病情的进展，我心中的愁云密布。每天早晨，拉开窗帘，虽然太平洋上空的云看起来还是那么美，还可看到飞机在云间穿梭，但很小有可能是来往中国的航班。再看下去，这云不仅有以往的美感，还加入了焦虑和忧愁的色彩；这云变成了我的思乡云。

二、夜茫茫

一九年十二月，我在中国，已在父母那里已住了三个月，那是我回国探亲时间最长的一次。母亲的病已相当严重，每天要打四次胰岛素，还并发冠心病和高血压；更麻烦的是老年痴呆的症状不断加重，或是癔语或是无言，已不能自己站立，吃喝，大小便，完全要人照顾了。我，我弟和请的居家护工一起照顾她，最累人的是每夜五六次的小便，要抱她起来下床。当我告别时，她已不能到窗口看我离开了，她的精神状态变得相当淡漠，我拉着她的手说：“妈，我再来看你，很快再回来！”，我重复了几遍，她默默无语，我也不知她是否听懂了我，只好心一横转身离去。那时我根本想不到，一场创历史的人类灾难，新的瘟疫，已经悄悄来临。

到底新瘟疫是如何发生的，至今没有明确的解释。将“2019新型冠状病毒”输入百度检索，出现的信息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其命名为2019-nCoV  。冠状病毒是一个大型病毒家族，已知可引起感冒以及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等较严重疾病。新型冠状病毒是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新毒株。 

我读过一些历史上发生的传染病的文献，一直以为大范围的传染病流行已是历史，现代医学完全有能力阻止传染病的大范围爆发。可现实让我目瞪口呆。

我每周都会打电话或视频给国内的亲人。二零年三月起，我母亲的病情又加重了，她突然拒绝进食和喝水。记得上次在她身边时，她就多次说不想活了，难道她现在真的要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了？我弟怎样劝她，甚至想用力掰开她的嘴也不行，我弟急得要掉眼泪了。无奈，家人把母亲送入医院住院，医生也只能插胃管了，给母亲的双手戴上了无指的手套，并固定在床边，防她拔出胃管。

事情严重了，可面对签证，航班，旅行隔离期的现实，我犹豫不定是否要马上准备回去，担心时间来不及，又存侥幸心里，希望母亲能有好转。五月初，在短暂出院回家后，母亲因呕血再次入院。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被电话惊醒，母亲离开了我们。

从视频中看到母亲在医院的遗容，伤心，后悔和无奈交织在一起，我放声痛哭。

雪上加霜的是，我不能回去为母亲送行，要家人等我回去只能让他们承担更久更深的痛苦。家人决定母亲的后事在疫情下从简安排，只邀请了母亲娘家的亲人参加，另通告了她曾任职的学校和学生。

母亲的告别仪式在中国的下午，是我的夜晚。我这长子本应站在母亲遗体前，但那时我只能注视者视频上的母亲，流泪，叫着她，可她永远听不到我了。夜深了，我走出家门，在山坡上遥望着太平洋的夜空。那是一个满天星的夜空，夜幕下隐约可见海岸边的山岭，地面的灯火闪闪烁烁，身旁路边的小虫凄凄鸣鸣。也许在这一刻，有许多其他的生命也在这个世界上终止了，可我远远望到的是母亲在太平洋的上空中升华，她融合在那云里了，飘到一处我不知在哪，也无法到达的境界里了。

夜中祭母

望茫茫大洋上空

母徐徐升华其中

听凄凄路边虫鸣

儿悲悲徘徊思情

我姐问我要哪一件母亲的遗物做留念，我说，就要那个小红碗吧，她生前有几件东西不离床头，小碗，小表，小保温杯。小碗最常用，喝水，吃药离不了。人去物还在，见物如见人。

三、难过的年

母亲去世后的几个月，我和家人开始慢慢调整生活中的情绪。父亲九十九岁，情况还算稳定，他们搬到新家，我姐弟和家人轮流陪他居住，希望生活能逐渐恢复正常。

说起父亲的身体情况是有些不寻常的经历。我总结了父亲能长寿的几个可能的因素：一，他自年轻起就一直在做很多慢运动，如走路和打太极拳。上高中时住校，学校离家有一百多里，但他来往学校和家都是走路，日出起身，日落到达；抗战随学校流亡时，从山东到重庆的路程多是靠步行。后来年龄大了，但从家步行到七八里外的大山又爬到山顶是常事。二，他可能继承了祖母的“长寿基因”，虽然现代医学还不能确认有这种基因的存在；祖母享年九十五岁，如果不是因股骨颈骨折在乡下卧硬炕五年，又得不到基本的医护照料，她要活到百岁是没有疑问的。三，家人尽到了全力细致地照顾他。四，在必要时，承担风险，不犹豫，接受必要的医学治疗手段。他八十九岁曾因严重外伤在医院ICU挣扎了四十多天，用了呼吸机，做了气管切开；九十五岁因肺癌做了消融术，九十六岁做了结肠癌切除术，九十八岁做了第二次肺癌消融术。

二零年九月，父亲的CT检查显示肺肿瘤增大，并有骨转移的迹象，我们又陷入了焦虑中。基因检测不支持“靶向”化疗。因父亲的高血压，医生也不敢再做消融术了，剩下的只有放疗了。经医生推荐，父亲于十二月在一家军队医院做了放疗，因那医院有较好的放疗设备，费用虽高，但放疗的非特异损伤可能会比较小。出院后，似乎一切平安，我们又有些平静了。牛年就要到来，父亲的百岁生日也就在年后，家人开始谈论如何过年和庆贺这难得的生日了。可是想不到，家人又将面对一场新的危机。

在二零年底我申请到了赴华的“人道签证”，那是经过了两个星期的通过电邮的申请，按中领馆要求寄去了一大堆相关信息，包括父亲的诊断报告，住院登记，治疗方案，国内家人照顾能力的情况，和我本人的声明，声明要保证文件的真实性和申请理由的正当性。不管怎样，我拿到了签证。可是，我原定二一年一月十二日的航班被航空公司取消了，无法成行；又因父亲的情况暂时稳定，就打算等一等，也想着争取在离开前打上疫苗。

疫苗被公认是控制新瘟疫的关键，政客们早就开始在疫苗上做文章了。上任前的Joe Biden尽管未对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做任何贡献，就宣称要在任后百天内接种疫苗一亿人。从二零年十二月起，当普通民众包括老年人和医务人员还对疫苗遥遥不可及的时候，政客们，包括获胜的正副总统Joe Biden 和Kamala Harris，时任副总统Mikes Pence， 甚至年轻又善表下层民意的Alexandria Ocasio-Cortez议员， 纷纷撸起袖子，高调显示了他们勇敢地打疫苗的照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加州州长宣布：年龄六十五岁以上的居民有资格接受疫苗注射了。我想，好了，有希望了。几乎天天给我的保健医院Kaiser打电话，可是天天得到的是失望：“我们现在只能给医务人员和七十五岁以上的人接种！”我只好写电邮给我的家庭医生，说明我已符合州府的年龄条件，关键是我要长途旅行，受感染的风险很大。没想到骄傲的佩特医生回答道：“你可能不懂，第一针不会产生免疫，只有三周后的第二针才可。”奇怪！我何时说我只打一针啦。但看来等疫苗是没有希望了。

农历年二十八，父亲因发热和气短去了医院呼吸科门诊，CT检查显示双肺有明显的炎症表现，肿瘤侧更严重，不知是感染性的还是放射性的肺炎。但我们知道老年人最怕得肺炎，如不及时控制那将会紧跟呼吸，肾和心脏的衰竭。父亲被送到急症室。这时医院的各个科室已准备过年，只留少数医护人员值班，病房的轻症病人已出院，不再收入新病人。我们都明白，过年在中国是一件大事，就是在医院也不例外，我们无法改变。父亲留在了急症监护室内，家人不可进入，经核酸检测后只许留一人在门口等候，等随时传出的治疗知情签字，三餐要送入，夜晚只能坐在门口。这时的急症室相当忙，监护室内值班的医护急匆匆地出出进进，家人问三句可能得到一句有用的回答，家人在焦虑和疲劳中就要崩溃了。农历年二十九，监护室内传出父亲出现了房颤和心衰，好在治疗后有了缓解。年三十夜，当家家户户团聚在一起吃年饭的时候，我弟一人却在监护室门口焦急地等待着。

年初一，因父亲被转到了急症大房间的观察室，这样家人可以见到他并担负护理。可是那里的条件很差，家人同样无法在夜间休息。通过视频，我看到了父亲和弟弟，父亲的脸色是黄的，弟弟的脸色是灰的。我弟说，今天是大年初一；我点点头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年。我再也说不下去了，我不想掉泪，接下去的是一段沉默。

放下电话，我心里已很明确了，回去！难也要面对。我赶紧上网找机票，幸好是在过年期间，我定上了。

四、我“顺利地”登上了飞机

按中领馆的规定，要在登机前两天内做核酸和IgM 抗体检测，然后把检测的双阴报告，航班行程单和“人道签证”的证据发去申请“HDC入境许可二维码”，时间相当紧张。

临行前二日晨，我来到位于圣荷西的中领馆指定的检测点，事前已预先填报了个人信息和交了385美元的费用。当晚七点我收到双阴报告，并立即上传给中领馆，网上申报的HDC入境许可二维码呈橘黄色，即等待状态；随后是焦急的等待。我的二维码在当晚十一点转为绿色！我心里放松了一点。

起飞日晨，我拖着行李走进机场候机厅。远远看去，美联航服务台前的乘客寥寥无几，心想肯定有充足的时间办理登机手续。还未接近柜台，一位亚裔模样的尖下巴的雇员就伸手挡住了我，“出示你的中国入境码！”我很坦然地亮出已打印出的HDC入境许可二维码，“哦，这不行，我要看live码！”我顿时懵了；“什么是live 码呀？领馆网上的指导是打印出二维码！”“就是要用手机显示有小圆点在旋转的二维码！”他又不屑地说：“我没办法，是中国的规定，必须是live码！”他扭头而去。我傻眼了，是我没看清领馆网上的指导？不可能吧！反复看了多次了！冷静点，冷静！好像行李中的文件夹里有申报这入境码时的登录密码！赶紧翻来翻去，找到了！马上用手机登录，登录的圆圈转呀转，上帝保佑吧！我暗暗祈祷。哇！进去了，我的入境码还没有死，那可爱的小圆点在二维码中转呀转，beautiful!  我赶紧举着手机跑向那位雇员。

我总算站到了服务台前。同样是一位亚裔雇员，但她友好多了，帮我托运了行李，准备打印登机牌了。“让我看一下中国海关的健康申报码吧！”“什么？不是在中国入境时再填报海关码吗？”那女士说“入境码和海关码两个都要，缺一不可！”又是当头一棒，我又懵了！ “别着急，还有十分钟结束登机登记，赶快填报吧!” 我的天哪！其实那女士也急了，她抓过一张带申报码的纸片，抓过我的手机扫了一下，又还给了我。我的手在颤抖，也不熟悉中式的填报网页。“还有五分钟!” 她盯着我的手，然后干脆又一把抓回我的手机替我填起来。可爱的海关健康申报码终于出现了！“快跑吧！6号门！”她说。

安检处又耽误了一阵，因我在慌乱中忘记取出背包里的笔记本电脑，扫描机不让过，又被做了人工查验。等我气喘吁吁地到了登记门时，只剩两三个身着防护服的乘客在登机了。妻子也为我备了两件防护服，可那来得及套上，只要不再跳出一个什么二维码我就烧高香了！其实没有，我太忧虑了。

起飞前，我来不及告诉妻子登机的详细故事，只告诉她我登机了，后来从手机的短信群里看到她发给朋友的信息:  “他已顺利登机！” 我苦笑了一声， 没错，我登上了飞机了，但“顺利”二字就免了。

机上的乘客也就占了一半的位，我那一排就我自己，要再次感谢那位登记台的女士了。尽管有些担心摘下口罩，还是快速地吞了一点食物，因为航班延长到十五个小时了，必须要停韩国，中国不许直达上海。全程中我无法打个瞌睡，脑子里乱糟糟的，父亲，母亲，中国，美国，一幕幕的往事在缭绕，带在背包中的书一动也没动。

五、故乡还是那么遥远

到达了上海。下了飞机就进入了大厅内临时搭起的夹道中，要通过一道道的关卡。首先要凭在登机前申报的海关健康申报码来获得一个进港二维码。实际上，这海关健康申报码是可以在这时填报的，就是已有了这个申报码，海关人员还是要一项项地核实内容才能给进港码。好了，海关健康申报码变成了进港码，第三个码。又继续在夹道中过了边防，又到了核酸检验处取了鼻咽样，然后又见到一个扫码牌，这是要申报上海当地的入境旅客信息二维码，又要从头填报个人信息，第四个码。唉，好可怕呀！没有手机，手机没了电，手机丢了，出故障了，或不会用手机真的是寸步难行。好在旁边还站着一个机场的小伙子，问是否要帮忙。另一位机场女孩就不那么客气了，朝着我身后的旅客喊。“不要再问了，看好牌子上的通告！”尽管我觉得不舒服，但没作声。我就想，为什么各个部门就不能协调一下，减少一次次的填报呢？有可能实现一码到底吗？下面还有新的码在等着吗？又焦虑了。

到了出关厅的尽头了，可见门外有多部大巴在等后，护照被收走，我们按最终到达地被引导到候车区。身着防护服的人员大声地训斥着尚略有迷惑的人们：“望哪走呀！上车！”我们静静地上了车，也不知要去哪的旅店，要多久能到。司机座的部分被布帘遮着，没法询问问题。几分钟后，司机从布帘后出现，要大家扎好安全带，刚想问一下，他就消失在布帘后了。我又无语了，防疫方与旅客们有点沟通不好吗？做点主动的沟通有那么难吗？

在夜幕中行驶了约一小时，只知车子越过了一座大桥，可能是浦东桥吧！当车子明显减速的时候，我们到达了一座建筑物的背后，人们走下车，刚想去拿行李箱，又被喊了：“不要动行李，先去那里排队登记！”预感又要新的二维码了！多数人的防寒衣在行李箱内，只好缩着身子在寒冷的楼下点戳着手机，真担心因此发烧就糟了，回家就更难了。我们又多了一个码，隔离二维码，第五个。

拖着行李从一个小门走进的大概是货运电梯，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已磨损的楼层号码键，估计着按了一下，好在就到了要去的楼层。到了房间，内部还可以，上网得知这是位于上海新开发的青浦区的酒店，标着是四星级。

父亲在急症观察室呆了八天后终于转到了呼吸科的ICU。病情稍稳定一些了，但因家人无法在身旁照顾，他显得焦虑暴躁。我更担心的是长时间卧床会加重肺炎，没人能帮他下床走动。正月十一是他的百岁生日，本在年前已规划好要正规的庆贺，可在这时已不可能。家人把生日蛋糕和面条送入了病房，晚辈们都写了祝词，好心的护士们帮着读了祝词，拍了照片。看到照片，我的心里阵阵发酸。

在隔离期间不可出房间门，规则是：第一次出门得一警告，第二次就要被重新计算隔离期。前几天还未觉得日子太难过，慢慢地，困在房间中的人们就开始烦躁了。与酒店方的交流只有微信和电话，食物单调，没有个性化，天天是米盒饭，也没有常规的客房服务，人们最多的健身运动是原地跑步，隔离微信群里常看到较激动的言论。由于酒店方未清楚地通告官定结束隔离的时间，把允许离开的时间默认为迟一天，这引起了双方激烈的语言冲突；酒店方说是为了方便顾客而延长一天，隔离客说酒店是为多收费而故意延长一天。酒店方最后半妥协半惩罚地做了决定，要我们全体必须一律在原默认时间的前一天晚七点离开，不得再延长，不管你是定的那天的回乡票。唉！这些“自以为是”又不受欢迎的海外隔离客！

家乡的地方防疫部门打来电话，要求我提前三天告知他们到达的时间和车次或航班，我无法提前订票，因订票的应用程序是与国内手机绑定的，必须通过接受手机验证码才可登录，我原来的国内手机号已失效；我也试了用国外手机进行面部识别的选项，可是被告知: “您的证件类型不适用此项验证。” 只好在离开的当晚去火车站试试运气了。人们已被手机绑定，有此必要吗？

结语

通过家人代购，我买到了结束封闭隔离当晚十点的火车票，已来不及乘当天的高铁，只有普通车了，但我一天也不想等了。这一天，下着蒙蒙细雨雨，我乘入住时的同一货运电梯来到楼下的后院，那里还是那么冷，酒店方颁发了结束隔离证明，拿着证明，感觉家又近了一步。

又收到家乡防疫部门的信息，我要在下火车后向在车站出口等候的人员报到，我要做当地的核酸检测和一周的居家隔离。我刚在前一天做了同一检测，并已将报告传给了该防疫部门，但一切要按当地的规矩行事。在上海同一处隔离的人士在微信群里告诉大家，回到他的家乡后，会有救护车在机场等候，会被喷酒精，家门上会被安装警报器，一开门就会被报警。我想我还算是幸运的。

经过一夜的车程，天已放明，车外农田的地面上覆盖着一层白霜。哇！我远远地看到了那熟悉的山脉，我已经接近了家乡。我想象着父亲在医院里见到我时的笑容，也想象着把一束鲜花轻轻地放到了母亲的墓前。

人生总有难关过

一步一步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