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上的思鄉雲

-疫情下的返鄉行

一、窗外的雲

居住太平洋彼岸的舊金山灣區已有二十多年，窗外的西側可遙望到連接天平洋的海灣和岸邊的山嶺，那上面就是大洋的上空。太平洋海岸的對面就是中國的東海岸了,那裡有我的家鄉。

每天早晨醒來的第一件事是打開窗簾。不是陰雨天話，首先看到的就是窗東側日出時的朝霞，從山嶺深暗的背景中徐徐冒出。桔紅的朝霞，配着藍天，是美與清新感的融合。大洋上空的雲每天都是不一樣的，就像我們每天的生活在變化着一樣。最多見的是片狀的層雲，一層一層的。後來我意識到這層雲八成是航道中的飛機造成的，因為雲下面望西邊一點就是海岸邊的舊金山國際機場，每幾分鐘就有一架大型噴氣機穿過雲層起降，那肯定也包括了來往中國的航班，我想是飛機噴出的氣流和高溫給了雲的多姿多態。

 隨着在海外僑居時間的延長和年齡的增長，家鄉二字的含義也就越來越濃，特別是已年邁的父母更讓人掛心。這幾年回國探親的頻率不斷增加，一八年和一九年都是每年回去三次。每次都是充滿着期待地奔去，高高興興地與家人和朋友相聚，卻帶者一絲絲的傷感而回 。特別是每當臨返回的那一刻，拖着行李下了樓，回頭望到樓上窗口中白髮蒼蒼的父母，他們臉上充滿了無奈的難捨；我趕緊扭過頭，鑽進弟弟的車子，不然眼淚就要出來了。儘管如此，每次回家還是在心靈上得到很大的安慰。上一次回家是一九年九月，母親病重，她已九十六歲，患糖尿病近四十年，加上逐漸加重的老年痴呆，完全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父親已是九十八歲，好在還能自理部分生活。 二零年，災難性的新瘟疫改變了一切，我回家的計劃被完全打亂了。

美國的防疫一開始就出現了漏洞，雖然於一月底就從武漢撤僑，暫停了來自中國的非美籍和非綠卡旅客入境，但並未嚴格隔離來自各國疫區的其他人員，僅是無約束力地要求自我居家隔離。政府和所謂的疫控專家們, 包括全美總醫師（US surgeon general）和大名鼎鼎的 Fauci 博士，公開宣稱只要保持社交距離和勤洗手就好了，不鼓勵民眾戴口罩 (“There’s no reason to be walking around with a mask,” – Dr. Fauci)，說要把口罩留給醫務人員。我們稍有醫學知識的人都會對這些防疫指導感到困惑。 如果是缺乏口罩，那就應該全力提供，而不是讓民眾在關鍵的防疫措施上迷惑。真不明白，美國這樣一個人才濟濟的超級大國，竟會雇用着這些所謂的專家。我妻子公司有一位人士二零年初從武漢歸來，第二天就去上班，有些小心的職工就悄悄地戴上了口罩，結果被人告到上司，叫去談話，說是戴口罩影響不良。我還常聽到有人因在公共場所戴口罩而挨罵的事。

沒多久，這新瘟疫在美國爆發了。中美雙方互相限制旅行，中美航班被砍了一大半，要想去其他國家轉機也變得幾乎不可能。在舊金山機場只剩了美聯航的舊金山-上海航班, 一周只飛四班。機票價格暴漲，經濟艙的往返票為五千到上萬美元不等。更麻煩的是我們這些美籍華僑，護照上的簽證均被撤銷；在赴華探親的範圍內，只有特別情況才能申請“人道簽證”。就是買到了機票，得到了“人道簽證”，還必須在登機前兩天內完成核酸和抗體雙陰檢測，入境中國後要接受航班落地地區的兩周封閉隔離和隨後家鄉地區的一周居家隔離。現實就是：不包括準備機票，簽證和檢測的時間，另外還有三周的隔離期要渡過。當因緊急情況回國的時候，難題就擺在了面前，你能通過這一道道難關嗎？你能來得及回去見到病重的親人或辦理其他的緊急事務嗎？

想起這些難題，聽到父母病情的進展，我心中的愁雲密布。每天早晨，拉開窗簾，雖然太平洋上空的雲看起來還是那麼美，還可看到飛機在雲間穿梭，但很小有可能是來往中國的航班。再看下去，這雲不僅有以往的美感，還加入了焦慮和憂愁的色彩；這雲變成了我的思鄉雲。

二、夜茫茫

一九年十二月，我在中國，已在父母那裡已住了三個月，那是我回國探親時間最長的一次。母親的病已相當嚴重，每天要打四次胰島素，還並發冠心病和高血壓；更麻煩的是老年痴呆的症狀不斷加重，或是癔語或是無言，已不能自己站立，吃喝，大小便，完全要人照顧了。我，我弟和請的居家護工一起照顧她，最累人的是每夜五六次的小便，要抱她起來下床。當我告別時，她已不能到窗口看我離開了，她的精神狀態變得相當淡漠，我拉着她的手說：“媽，我再來看你，很快再回來！”，我重複了幾遍，她默默無語，我也不知她是否聽懂了我，只好心一橫轉身離去。那時我根本想不到，一場創歷史的人類災難，新的瘟疫，已經悄悄來臨。

到底新瘟疫是如何發生的，至今沒有明確的解釋。將“2019新型冠狀病毒”輸入百度檢索，出現的信息是：2019新型冠狀病毒，2020年1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將其命名為2019-nCoV  。冠狀病毒是一個大型病毒家族，已知可引起感冒以及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和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等較嚴重疾病。新型冠狀病毒是以前從未在人體中發現的冠狀病毒新毒株。 

我讀過一些歷史上發生的傳染病的文獻，一直以為大範圍的傳染病流行已是歷史，現代醫學完全有能力阻止傳染病的大範圍爆發。可現實讓我目瞪口呆。

我每周都會打電話或視頻給國內的親人。二零年三月起，我母親的病情又加重了，她突然拒絕進食和喝水。記得上次在她身邊時，她就多次說不想活了，難道她現在真的要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了？我弟怎樣勸她，甚至想用力掰開她的嘴也不行，我弟急得要掉眼淚了。無奈，家人把母親送入醫院住院，醫生也只能插胃管了，給母親的雙手戴上了無指的手套，並固定在床邊，防她拔出胃管。

事情嚴重了，可面對簽證，航班，旅行隔離期的現實，我猶豫不定是否要馬上準備回去，擔心時間來不及，又存僥倖心裡，希望母親能有好轉。五月初，在短暫出院回家後，母親因嘔血再次入院。幾天后的一個夜晚，我被電話驚醒，母親離開了我們。

從視頻中看到母親在醫院的遺容，傷心，後悔和無奈交織在一起，我放聲痛哭。

雪上加霜的是，我不能回去為母親送行，要家人等我回去只能讓他們承擔更久更深的痛苦。家人決定母親的後事在疫情下從簡安排，只邀請了母親娘家的親人參加，另通告了她曾任職的學校和學生。

母親的告別儀式在中國的下午，是我的夜晚。我這長子本應站在母親遺體前，但那時我只能注視者視頻上的母親，流淚，叫着她，可她永遠聽不到我了。夜深了，我走出家門，在山坡上遙望着太平洋的夜空。那是一個滿天星的夜空，夜幕下隱約可見海岸邊的山嶺，地面的燈火閃閃爍爍，身旁路邊的小蟲淒淒鳴鳴。也許在這一刻，有許多其他的生命也在這個世界上終止了，可我遠遠望到的是母親在太平洋的上空中升華，她融合在那雲里了，飄到一處我不知在哪，也無法到達的境界裡了。

夜中祭母

望茫茫大洋上空

母徐徐升華其中

聽淒淒路邊蟲鳴

兒悲悲徘徊思情

我姐問我要哪一件母親的遺物做留念，我說，就要那個小紅碗吧，她生前有幾件東西不離床頭，小碗，小表，小保溫杯。小碗最常用，喝水，吃藥離不了。人去物還在，見物如見人。

三、難過的年

母親去世後的幾個月，我和家人開始慢慢調整生活中的情緒。父親九十九歲，情況還算穩定，他們搬到新家，我姐弟和家人輪流陪他居住，希望生活能逐漸恢復正常。

說起父親的身體情況是有些不尋常的經歷。我總結了父親能長壽的幾個可能的因素：一，他自年輕起就一直在做很多慢運動，如走路和打太極拳。上高中時住校，學校離家有一百多里，但他來往學校和家都是走路，日出起身，日落到達；抗戰隨學校流亡時，從山東到重慶的路程多是靠步行。後來年齡大了，但從家步行到七八里外的大山又爬到山頂是常事。二，他可能繼承了祖母的“長壽基因”，雖然現代醫學還不能確認有這種基因的存在；祖母享年九十五歲，如果不是因股骨頸骨折在鄉下臥硬炕五年，又得不到基本的醫護照料，她要活到百歲是沒有疑問的。三，家人盡到了全力細緻地照顧他。四，在必要時，承擔風險，不猶豫，接受必要的醫學治療手段。他八十九歲曾因嚴重外傷在醫院ICU掙扎了四十多天，用了呼吸機，做了氣管切開；九十五歲因肺癌做了消融術，九十六歲做了結腸癌切除術，九十八歲做了第二次肺癌消融術。

二零年九月，父親的CT檢查顯示肺腫瘤增大，並有骨轉移的跡象，我們又陷入了焦慮中。基因檢測不支持“靶向”化療。因父親的高血壓，醫生也不敢再做消融術了，剩下的只有放療了。經醫生推薦，父親於十二月在一家軍隊醫院做了放療，因那醫院有較好的放療設備，費用雖高，但放療的非特異損傷可能會比較小。出院後，似乎一切平安，我們又有些平靜了。牛年就要到來，父親的百歲生日也就在年後，家人開始談論如何過年和慶賀這難得的生日了。可是想不到，家人又將面對一場新的危機。

在二零年底我申請到了赴華的“人道簽證”，那是經過了兩個星期的通過電郵的申請，按中領館要求寄去了一大堆相關信息，包括父親的診斷報告，住院登記，治療方案，國內家人照顧能力的情況，和我本人的聲明，聲明要保證文件的真實性和申請理由的正當性。不管怎樣，我拿到了簽證。可是，我原定二一年一月十二日的航班被航空公司取消了，無法成行；又因父親的情況暫時穩定，就打算等一等，也想着爭取在離開前打上疫苗。

疫苗被公認是控制新瘟疫的關鍵，政客們早就開始在疫苗上做文章了。上任前的Joe Biden儘管未對疫苗的研發和生產做任何貢獻，就宣稱要在任後百天內接種疫苗一億人。從二零年十二月起，當普通民眾包括老年人和醫務人員還對疫苗遙遙不可及的時候，政客們，包括獲勝的正副總統Joe Biden 和Kamala Harris，時任副總統Mikes Pence， 甚至年輕又善表下層民意的Alexandria Ocasio-Cortez議員， 紛紛擼起袖子，高調顯示了他們勇敢地打疫苗的照片。二一年一月十三日，加州州長宣布：年齡六十五歲以上的居民有資格接受疫苗注射了。我想，好了，有希望了。幾乎天天給我的保健醫院Kaiser打電話，可是天天得到的是失望：“我們現在只能給醫務人員和七十五歲以上的人接種！”我只好寫電郵給我的家庭醫生，說明我已符合州府的年齡條件，關鍵是我要長途旅行，受感染的風險很大。沒想到驕傲的佩特醫生回答道：“你可能不懂，第一針不會產生免疫，只有三周后的第二針才可。”奇怪！我何時說我只打一針啦。但看來等疫苗是沒有希望了。

農曆年二十八，父親因發熱和氣短去了醫院呼吸科門診，CT檢查顯示雙肺有明顯的炎症表現，腫瘤側更嚴重，不知是感染性的還是放射性的肺炎。但我們知道老年人最怕得肺炎，如不及時控制那將會緊跟呼吸，腎和心臟的衰竭。父親被送到急症室。這時醫院的各個科室已準備過年，只留少數醫護人員值班，病房的輕症病人已出院，不再收入新病人。我們都明白，過年在中國是一件大事，就是在醫院也不例外，我們無法改變。父親留在了急症監護室內，家人不可進入，經核酸檢測後只許留一人在門口等候，等隨時傳出的治療知情簽字，三餐要送入，夜晚只能坐在門口。這時的急症室相當忙，監護室內值班的醫護急匆匆地出出進進，家人問三句可能得到一句有用的回答，家人在焦慮和疲勞中就要崩潰了。農曆年二十九，監護室內傳出父親出現了房顫和心衰，好在治療後有了緩解。年三十夜，當家家戶戶團聚在一起吃年飯的時候，我弟一人卻在監護室門口焦急地等待着。

年初一，因父親被轉到了急症大房間的觀察室，這樣家人可以見到他並擔負護理。可是那裡的條件很差，家人同樣無法在夜間休息。通過視頻，我看到了父親和弟弟，父親的臉色是黃的，弟弟的臉色是灰的。我弟說，今天是大年初一；我點點頭說，這是一個不尋常的年。我再也說不下去了，我不想掉淚，接下去的是一段沉默。

放下電話，我心裡已很明確了，回去！難也要面對。我趕緊上網找機票，幸好是在過年期間，我定上了。

四、我“順利地”登上了飛機

按中領館的規定，要在登機前兩天內做核酸和IgM 抗體檢測，然後把檢測的雙陰報告，航班行程單和“人道簽證”的證據發去申請“HDC入境許可二維碼”，時間相當緊張。

臨行前二日晨，我來到位於聖荷西的中領館指定的檢測點，事前已預先填報了個人信息和交了385美元的費用。當晚七點我收到雙陰報告，並立即上傳給中領館，網上申報的HDC入境許可二維碼呈橘黃色，即等待狀態；隨後是焦急的等待。我的二維碼在當晚十一點轉為綠色！我心裡放鬆了一點。

起飛日晨，我拖着行李走進機場候機廳。遠遠看去，美聯航服務台前的乘客寥寥無幾，心想肯定有充足的時間辦理登機手續。還未接近櫃檯，一位亞裔模樣的尖下巴的雇員就伸手擋住了我，“出示你的中國入境碼！”我很坦然地亮出已打印出的HDC入境許可二維碼，“哦，這不行，我要看live碼！”我頓時懵了；“什麼是live 碼呀？領館網上的指導是打印出二維碼！”“就是要用手機顯示有小圓點在旋轉的二維碼！”他又不屑地說：“我沒辦法，是中國的規定，必須是live碼！”他扭頭而去。我傻眼了，是我沒看清領館網上的指導？不可能吧！反覆看了多次了！冷靜點，冷靜！好像行李中的文件夾里有申報這入境碼時的登錄密碼！趕緊翻來翻去，找到了！馬上用手機登錄，登錄的圓圈轉呀轉，上帝保佑吧！我暗暗祈禱。哇！進去了，我的入境碼還沒有死，那可愛的小圓點在二維碼中轉呀轉，beautiful!  我趕緊舉着手機跑向那位雇員。

我總算站到了服務台前。同樣是一位亞裔雇員，但她友好多了，幫我託運了行李，準備打印登機牌了。“讓我看一下中國海關的健康申報碼吧！”“什麼？不是在中國入境時再填報海關碼嗎？”那女士說“入境碼和海關碼兩個都要，缺一不可！”又是當頭一棒，我又懵了！ “別着急，還有十分鐘結束登機登記，趕快填報吧!” 我的天哪！其實那女士也急了，她抓過一張帶申報碼的紙片，抓過我的手機掃了一下，又還給了我。我的手在顫抖，也不熟悉中式的填報網頁。“還有五分鐘!” 她盯着我的手，然後乾脆又一把抓回我的手機替我填起來。可愛的海關健康申報碼終於出現了！“快跑吧！6號門！”她說。

安檢處又耽誤了一陣，因我在慌亂中忘記取出背包里的筆記本電腦，掃描機不讓過，又被做了人工查驗。等我氣喘吁吁地到了登記門時，只剩兩三個身着防護服的乘客在登機了。妻子也為我備了兩件防護服，可那來得及套上，只要不再跳出一個什麼二維碼我就燒高香了！其實沒有，我太憂慮了。

起飛前，我來不及告訴妻子登機的詳細故事，只告訴她我登機了，後來從手機的短信群里看到她發給朋友的信息:  “他已順利登機！” 我苦笑了一聲， 沒錯，我登上了飛機了，但“順利”二字就免了。

機上的乘客也就占了一半的位，我那一排就我自己，要再次感謝那位登記台的女士了。儘管有些擔心摘下口罩，還是快速地吞了一點食物，因為航班延長到十五個小時了，必須要停韓國，中國不許直達上海。全程中我無法打個瞌睡，腦子裡亂糟糟的，父親，母親，中國，美國，一幕幕的往事在繚繞，帶在背包中的書一動也沒動。

五、故鄉還是那麼遙遠

到達了上海。下了飛機就進入了大廳內臨時搭起的夾道中，要通過一道道的關卡。首先要憑在登機前申報的海關健康申報碼來獲得一個進港二維碼。實際上，這海關健康申報碼是可以在這時填報的，就是已有了這個申報碼，海關人員還是要一項項地核實內容才能給進港碼。好了，海關健康申報碼變成了進港碼，第三個碼。又繼續在夾道中過了邊防，又到了核酸檢驗處取了鼻咽樣，然後又見到一個掃碼牌，這是要申報上海當地的入境旅客信息二維碼，又要從頭填報個人信息，第四個碼。唉，好可怕呀！沒有手機，手機沒了電，手機丟了，出故障了，或不會用手機真的是寸步難行。好在旁邊還站着一個機場的小伙子，問是否要幫忙。另一位機場女孩就不那麼客氣了，朝着我身後的旅客喊。“不要再問了，看好牌子上的通告！”儘管我覺得不舒服，但沒作聲。我就想，為什麼各個部門就不能協調一下，減少一次次的填報呢？有可能實現一碼到底嗎？下面還有新的碼在等着嗎？又焦慮了。

到了出關廳的盡頭了，可見門外有多部大巴在等後，護照被收走，我們按最終到達地被引導到候車區。身着防護服的人員大聲地訓斥着尚略有迷惑的人們：“望哪走呀！上車！”我們靜靜地上了車，也不知要去哪的旅店，要多久能到。司機座的部分被布簾遮着，沒法詢問問題。幾分鐘後，司機從布簾後出現，要大家紮好安全帶，剛想問一下，他就消失在布簾後了。我又無語了，防疫方與旅客們有點溝通不好嗎？做點主動的溝通有那麼難嗎？

在夜幕中行駛了約一小時，只知車子越過了一座大橋，可能是浦東橋吧！當車子明顯減速的時候，我們到達了一座建築物的背後，人們走下車，剛想去拿行李箱，又被喊了：“不要動行李，先去那裡排隊登記！”預感又要新的二維碼了！多數人的防寒衣在行李箱內，只好縮着身子在寒冷的樓下點戳着手機，真擔心因此發燒就糟了，回家就更難了。我們又多了一個碼，隔離二維碼，第五個。

拖着行李從一個小門走進的大概是貨運電梯，昏暗的燈光下，看不清已磨損的樓層號碼鍵，估計着按了一下，好在就到了要去的樓層。到了房間，內部還可以，上網得知這是位於上海新開發的青浦區的酒店，標着是四星級。

父親在急症觀察室呆了八天后終於轉到了呼吸科的ICU。病情稍穩定一些了，但因家人無法在身旁照顧，他顯得焦慮暴躁。我更擔心的是長時間臥床會加重肺炎，沒人能幫他下床走動。正月十一是他的百歲生日，本在年前已規劃好要正規的慶賀，可在這時已不可能。家人把生日蛋糕和麵條送入了病房，晚輩們都寫了祝詞，好心的護士們幫着讀了祝詞，拍了照片。看到照片，我的心裡陣陣發酸。

在隔離期間不可出房間門，規則是：第一次出門得一警告，第二次就要被重新計算隔離期。前幾天還未覺得日子太難過，慢慢地，困在房間中的人們就開始煩躁了。與酒店方的交流只有微信和電話，食物單調，沒有個性化，天天是米盒飯，也沒有常規的客房服務，人們最多的健身運動是原地跑步，隔離微信群里常看到較激動的言論。由於酒店方未清楚地通告官定結束隔離的時間，把允許離開的時間默認為遲一天，這引起了雙方激烈的語言衝突；酒店方說是為了方便顧客而延長一天，隔離客說酒店是為多收費而故意延長一天。酒店方最後半妥協半懲罰地做了決定，要我們全體必須一律在原默認時間的前一天晚七點離開，不得再延長，不管你是定的那天的回鄉票。唉！這些“自以為是”又不受歡迎的海外隔離客！

家鄉的地方防疫部門打來電話，要求我提前三天告知他們到達的時間和車次或航班，我無法提前訂票，因訂票的應用程序是與國內手機綁定的，必須通過接受手機驗證碼才可登錄，我原來的國內手機號已失效；我也試了用國外手機進行面部識別的選項，可是被告知: “您的證件類型不適用此項驗證。” 只好在離開的當晚去火車站試試運氣了。人們已被手機綁定，有此必要嗎？

結語

通過家人代購，我買到了結束封閉隔離當晚十點的火車票，已來不及乘當天的高鐵，只有普通車了，但我一天也不想等了。這一天，下着濛濛細雨雨，我乘入住時的同一貨運電梯來到樓下的後院，那裡還是那麼冷，酒店方頒發了結束隔離證明，拿着證明，感覺家又近了一步。

又收到家鄉防疫部門的信息，我要在下火車後向在車站出口等候的人員報到，我要做當地的核酸檢測和一周的居家隔離。我剛在前一天做了同一檢測，並已將報告傳給了該防疫部門，但一切要按當地的規矩行事。在上海同一處隔離的人士在微信群里告訴大家，回到他的家鄉後，會有救護車在機場等候，會被噴酒精，家門上會被安裝警報器，一開門就會被報警。我想我還算是幸運的。

經過一夜的車程，天已放明，車外農田的地面上覆蓋着一層白霜。哇！我遠遠地看到了那熟悉的山脈，我已經接近了家鄉。我想象着父親在醫院裡見到我時的笑容，也想象着把一束鮮花輕輕地放到了母親的墓前。

人生總有難關過

一步一步往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