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老總不理解為什麼資產階級願意跳樓而不肯坦白

－－作者：不詳

一九五二年三月下旬，上海市舉行了規模空前的“五反”動員大會，會場設在天蟾舞台，廣播電台轉播了大會實況，各商店、臨街的住戶把收音機置於窗口收聽。陳毅市長作動員報告時，會場內肅靜無聲，會場外連馬路上的行人都駐足傾聽。上海的資本家都感覺到一股寒氣由四面八方襲來，都感受到新政權強大的震懾力。

“五反”並不是一場單純的經濟運動，而是新政權對資產階級展開的一場殊死的政治鬥爭。我家一位鄰居的親戚是上海某大紗廠“五反”工作隊的隊長，他多次向我們講述了上海“五反”運動中許多鮮為人知的殘酷景象。

上海市政府抽調國家幹部和工人、職員中積極分子，組成一千多個“五反”工作隊，經短期培訓後，進駐私營工廠、商店。工作隊進駐後，進行調查情況，搜集材料，對私營工商業戶分類排隊，確定重點。

運動一開始，工作隊發動工人、職員，對資本家進行揭發，控訴不法資本家的罪行。上海滬江紗廠的老工人秦媽媽，這樣控訴總經理徐義德：“我們工人勞動一個月，只拿那麼一點點工佃（錢），住的是草棚棚，穿的是破布衣，飢一頓飽一頓。可是徐義德這個資本家呢？住的是花園洋房，吃的是山珍海味，自己不勞動，還整天動腦筋剝削我們。資本家和工人，到底啥人養活啥人！”在工作隊的啟發下，幾乎所有的工人都認為，資產階級是一幫專吸工人血汗的剝削者、寄生蟲。

經排查，上海有各類工商企業十六萬戶，列入“五反”運動的資方對象多達六十餘萬人，列為犯有“五毒”行為而被整治的工商戶比例高達八成五以上。

“五反”運動期間宣布了“十大紀律”：私營工商企業的資方必須徹底坦白交代其“五毒”罪行，不得藉故停工、停業、停薪、停伙，不得威脅工人、店員，不得藉故抽逃資金、隱藏物資、燒毀賬簿，搞攻守同盟。

工作隊與職工代表一起，通過清查財務賬目，查繳“五毒”證據；又成立了檢舉聯絡站，發動員工檢舉揭發資本家的罪行；在聲勢浩大的群眾攻勢下，大多數資本家不得不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為。同時，工作隊也召集同行的資本家一起開會，讓資本家互助互評、互相檢舉揭發。

對於有問題的人，還要採取隔離審查。有一位金城銀行滬行經理，在金城大樓七樓穿着單薄的衣衫褲，在初春的嚴寒日子裡，被審問和拷打了五天五夜，也在地上跪了五天五夜，精神上和肉體上受到了極大的折磨。

運動進入到高潮，政府逮捕和法辦了一批拒不坦白交代的資本家；當工作隊採用抄家、吊打、連續審問等過激行動後，一些資本家嚇破了膽，在工作隊員面前全身發抖。很多人實在受不了兇殘的鬥爭，在運動中走上絕路。

這一年的三、四月，上海出現了資本家喝硫酸、飲毒藥、跳樓、投江、上吊等自殺高潮，也出現了資本家中風、發神經病的高潮。這是因為除了“五反”以外，還要催逼交納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稅，跑馬廳七層樓公寓，有一對夫婦同時跳樓自殺，就是為着交不清欠稅。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

在那恐怖的幾個月裡，老百姓天天都在傳說着上海資本家自殺身亡的消息。

南京路上的冠生園食品店，原是上海幾十年的老店，老闆冼冠生是愛國資本家，他因受不了“五反”運動的折磨，就從該店樓上跳下，斃命在南京路上。還有一位綢緞莊老闆，自知難逃法網，就在上海國際飯店享用了最後一餐，從二十四層的屋頂花園上跳了下來，以圖一死了之；但是，當他跳下來時，不偏不倚，正好跌落到一輛在等客的三輪車的軟墊上，這位從天而降的胖子，其衝擊力把三輪車夫彈了起來，撞上國際飯店大理石牆面，立時腦袋開花，一命嗚呼；而這位要自殺的老闆卻並沒有死掉。據說當時上海高樓兩側無人敢行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來的人壓死。

面對如此情景，上海市長陳毅有一次在廣播裡不解地說：“我搞不懂，為什麼許多資產階級，願意跳樓自殺而不肯坦白？！”當時，陳毅經常詢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今天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自殺。

短短幾個月，被逼自殺的上海資本家竟然多達好幾千人，幾個火葬場來不及燒化自殺者的屍體，整個上海灘一片恐慌。為防止自殺蔓延，政府採取了緊急措施：馬路兩側的高樓頂上均派人站崗；在公園及僻靜處，均派兵巡邏；黃浦江岸口偏僻之處，均有解放軍防守，黃昏之後即不准行人走近江邊。

僅僅用了不到四個月的時間，上海的“五反”運動就取得了全勝。十一月，人民政府在私營企業中分批建立了工人監督，並且開展了民主改革、生產改革和工時改革。

“五反”運動中，全上海的資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幾乎是人人過關，個個挨整。“五反”運動後，所有的資產階級都被整得“灰溜溜、臭哄哄”，“有錢人”、“私有財產”、“資本主義”，已成了罪惡的代名詞，變得遭人唾棄。資本家不得不由反抗、懼怕轉變為服從、認命，不得不由牴觸、抵制轉變為接受改造，資本家的地位也變為低人一等，由此開始了其漫長而苦難的歲月，他們淒涼地說：“國家前途光芒萬丈，個人前途暗淡無光”。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從此一蹶不振，走向了衰落。

轉自《書齋閒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