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臣贼子汪东兴说：没有毛主席邓小平什么也不是，没有华国锋，他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尽管汪东兴与华国锋背叛毛主席的教导，违法党纪国法发动反革命政变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但对于邓小平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毛主席说邓小平当过逃兵，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个定论任何人休想改变得了！
邓小平青年时期游手好闲不被国民党重用，被迫踏上“革命”征途，壮年时期跟随毛主席“干革命”，成为毛泽东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邓小平的晚年，是他一生中最鼎盛时期，开辟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特色时代”。在这个特色时代，邓小平有很多建树，他干的四件大事令世人“刮目相看”。一是他说：“保证永不翻案”，结果翻了个底朝天。二是他不当“皇帝”，结果自我包装成“核心”。三是他不懂社会主义，结果设计出一个“特色社会”。四是他对李光耀言听计从，停止输出革命，整垮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
一、“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结果，翻了个底朝天。把一个好端端社会主义祖国演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邓小平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他说，“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再一次发誓：“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信中说：“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1967年7月20日,邓小平还说：“他们就趁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内的二号走资派，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表明这样的政治表态，应该说是正确的。邓小平的这个政治态度，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知道的，是清楚的，是记在心中的、是眼睛看着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逐步登上政治权力的尖峰。从此，他违背自己的政治诺言，狂暴翻案之风：
他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是一场“浩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到“双崩溃边缘”；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搞错了对象”；他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给毛主席下了一个“三七开”的定论，说毛主席晚年犯下“严重错误”；把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江青、毛远新等亲人投进监狱，判以重刑，以德报冤。
他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逐步导致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来越猖獗，特别是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气焰越来越嚣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否定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否定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的人民公社体制；让5000万国有集体企业工人买断、下岗、失业、受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解散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让两亿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为资本家打工，受尽剥削和压迫，成为全世界唯中国独有的“农民工”现象。
正如邓小平自己在《我的自述》中说的一样：“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邓小平登上权力的尖峰以后，掀起的翻案风席卷神州大地，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难道说还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吗！？
二、他说：“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这个“核心”的提法，最早是在１９８９年１月６日同内部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谈话时说的：“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这１０年我们党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岗位，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两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一次提出“核心”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形成一场灾难。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世人都知道，邓小平同志没有担任过党中央主席，没有过担任过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也没有担任过国家主席。在社会主义中国，“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个人是不能成为“核心”的。象邓小平这样提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在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人提过毛主席是“核心”，就是在反毛分子认为“个人崇拜”最鼎盛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只喊过“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的口号。这是因为有毛主席的话一锤定音：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任何个人不能凌驾于党组织之上，不能凌驾于中央委员会之上。
邓小平为什么要在退出领导岗位时，把自己定位为“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这是因为邓小平同志需要一个“名份”。有了这个名份，才能弥补他没有担任总书记、没有担任国家主席职务的缺憾。我们考证邓小平没有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原因，主要从他写给毛主席的信和与金镛的谈话中就知道个中究竟，至少有两点：
第一点，是他在1972年8月3日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的确，邓小平是一个“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这也许是邓小平不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内心世界吧。
第二点，是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时，邓小平说:“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有许多国家元首来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么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
小平同志这个谈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一是只有“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我如何当得了。二是不愿意吃苦受累，做不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邓小平“垂帘听政”，重权在握，居高临下，又不出任总书记或国家主席，最后还是要自封为“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而且还有那么多追随者随声附和，连篇累牍地为“核心”论寻找依据。没有当“皇帝”的人，最终包装成了“核心”，难道说还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吗！？
三、他说：“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和金庸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没有定规么”。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从《共产党宣言》、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到共产党的所有文献资料，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实践，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都没有对社会主义作出理论上的任何“定规么”。
邓小平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他的女儿邓榕回忆，邓小平没看过马恩全集，看的是选集，通读了列宁全集。他的儿子邓朴方回忆说，“他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并且要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什么是社会主义？老祖宗马克思说得最明白：“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就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列宁曾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货币权利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
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毛主席说：“在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内，全党全民的任务就是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而现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大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这种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包括：（1）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2）社会产品（不仅是生产资料的产品而且是生活资料的产品）也为全民所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13～515页。）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0～731页）
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根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实现共富强。毛主席说：“要使我们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页。）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从始至终都以实现人民的解放和富裕、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为其本质特质的。毛主席始终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
毛泽东时代好不容易建起了社会主义大厦，刚刚初步实现了基本的平等，在物质分配上实现了大体平均、略有差别的社会主义制度。可是，邓小平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137页）
邓小平读过“马恩选集”，“ 通读了列宁全集”。可是，就是没有“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忘掉得一干二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也难以设计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提出了“摸论”。没有方向，没有一条到达彼岸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号召13亿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多年，13亿人民越摸越糊涂了。
他提出了“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并把它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不管什么主义、什么道路、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办法措施，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对的。
他提出了“不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的实质是怕争论，怕“争论”不得理，怕一争论，自己那套东西推行不下去。“不争论”的结果是，使改革开放走上邓小平自己担心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邪路上去。
他提出了“先富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极具诱惑力的。于是，有权的、有路的、有本事的争先恐后地富起来，如邓小平家庭早已进入全国500富，富可敌国。而没有富起来的工农大众，成为相对贫困或者绝对贫困，中国有绝对贫困人口两亿（按照世界标准）。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口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会财富，反映财富分配的基尼指数，中国0.5，美国是0.4，其他发达国家0.28以下，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世界之最。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以富人和官僚资本为特征的新生资产阶级。
邓小平由于疏于学习，没有读过多少书，读一点书，也从来不写字，不划道，不记日记。对马列毛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篇具有系统性理论性思想性特别突出的好文章。所以，他作为特色社会主义“总设计师”提出的理论，都是自相矛盾的奇谈怪论。
一个放弃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否认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创立的“总设计师”，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改开”搞成封资修全面复辟，什么主义、什么道路、什么制度、什么文化都有的、乌七八糟的、大杂烩式的特色社会。而且还得逞了，难道还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吗？！
四、他说：“你叫我怎么办？”如是，邓小平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指示，言听计从，彻底扑灭东南亚革命烈火。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与李光耀总理谈到中国的对外方针时，李光耀说，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邓小平停顿片刻后突然问:“你要我怎么做？”这倒让李光耀吃了一惊，他就大胆地说:“停止马共和印尼共在华南的电台广播，停止对游击队的支持。”李光耀后来回忆:“我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尽管邓小平当时已经74岁，但当他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还是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邓小平曾经誓言：“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一位共产党‘领袖’”把解放全人类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当成“一己之见”，“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停止输出革命”。这就是邓小平誓言“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的反面写照。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支援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民族民主政党的正义斗争，通过推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世界革命，延缓或制止战争的爆发，通过革命来获得和平。”中国共产党支援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斗争，赢得了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尊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威望，也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东南亚先后出现印尼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老挝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至少9个共产党。现在，除了越南共产党、老挝共产党仍在执政，菲律宾共产党仍在进行武装斗争外，其他大多都已消亡。
上世纪80年代前，东南亚共产党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它们大多有代表团被派驻北京，众多高级干部及其子女在中国学习或受训。停止革命输出后，他们成了东南亚共产党遗族，其中一些人回到自己的祖国，另一些则继续流亡在中国或海外。
根据马共总书记陈平《我方的历史》一书中的回忆，此前的1980年，邓小平曾召见他，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作者周宇在《流亡海外的东南亚共产党遗族》一文中，披露了东南亚革命运动和共产党人，在邓小平停止输出革命，离开革命的日子后一片惨状：
1989年12月2日，陈平为首的马共中央派在泰国合艾与泰国和马来西亚政府签署《合艾协议》，马共结束长达41年之久的游击战争。此前两年，从马共分裂出去的黄一江等人领导的马西共也已经和平走出丛林，放下了武器。同样是在1989年，缅共根据地内的果敢彭家声部、佤帮鲍友祥部，以及101军区等武装力量相继宣布脱离缅共。缅共主席德钦巴登带领失去了全部根据地的缅共中央残余力量退入中国。
根据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的资料，这一年，泰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基本被扑灭。此前的1987年4月，泰共遭到巨大破坏，领导人陆续被捕，游击区也已丧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资料称，1990年11月，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也与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放弃武装斗争，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活动。
一些东南亚共产党人对此时中国停止支持颇有怨言。李居强也感觉到那时候与中共有些“不愉快”。但李自认为想得比较开，“毕竟我们是客，中国是主人，客人不能要求主人太多。之后还是要靠自己”。《合艾协议》签订后，泰南大约1188名马共成员中的约400人回到马来西亚，700多人留在泰南的4个和平村，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此前放下武器的马西共成员则住在了泰南的5个友谊村里。
遗留在中国的马共成员，此后大多回到泰南和平村、曼谷等地，其中少数人退出了马共，成为普通的中国人。李居强因为出生在中国，无法回到马来西亚，于是留在了和平村。进入森林之前，李生活在1970年代的中国，走出丛林后，已经是1989年的泰国。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令李一度感到迷茫。时至今日，李居强夫妇依然坚守着共产主义信仰，即便身边40岁以下的人已经没有谁信仰共产主义的了，但李还是会研究马恩的著作。不过，他不会再有武装斗争的想法。李安慰自己说，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比如学习科学技术、管理经验，与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作斗争，这些都算斗争。
1983年前后，滞留中国的印尼共产党人也陆续移居欧洲，包括梭布伦·艾地。梭布伦·艾地在巴黎开了家印尼餐馆，餐厅里聚集着一批印尼共成员。他还出版了一本印尼语小说《以餐厅来抗争》。书中记述了这批印尼共成员在法国艰难地学习语言，尝试各种不同工作等经历。伊芭鲁丽也在巴黎拿到了法国护照。尽管需要同时在礼品店、养老院等地打工，但因为不再需要不断更换姓名或是受人照顾，伊芭鲁丽反而觉得更加自由。曾经栖身缅共的其他印尼共成员大多也移居欧洲，他们中的一些带着曾经是缅共成员的妻子，如今定居在了瑞典、荷兰等国。
2007年2月，梭布伦·艾地在法国去世，葬在巴黎。《国际日报》的报道称，梭布伦·艾地很想回到印尼定居，但始终不被印尼政府允许。由于妻子的骨灰在北京，梭布伦·艾地还曾经希望自己能够回到北京和妻子葬在一起，但同样未能如愿。如今，梭布伦·艾地的支持者为其设立了一个印尼语纪念网站。网站上载有他的遗像，以及他所有的小说、诗词等著作。网站上写着：“梭布伦·艾地同志一路走好！您的著作将永远温暖我们的心！”
在缅甸，脱离了缅共的果敢、佤帮等各支势力，在与缅甸政府谈判后成立了高度自治的4个特区。如今，一些地区致力于发展经济，另一些地区，则仍在从事毒品的种植和贸易。而被“礼送出境”到中国的前缅共中央，则成为唯一至今仍被中共大批收留的前东南亚共产党遗族。马共副总书记黄一江等人在中国期间，参加了官方举行的文娱晚会。晚会上，革命歌剧只有稀稀落落的掌声，而给予流行音乐的掌声和欢呼声却此起彼伏。此情此景，令这些革命者的情绪降到了“冰点”。黄一江因此感慨万千：“一个我们一直敬仰和视为榜样的国家，竟变成这样。”
在邓小平执行李光耀的指示30年以后，中国得到了以下负丰厚的回报：在“以他惊人的谦虚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承认并改正……错误……不再搞革命输出”即不再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革命30年以后，不仅没有丝毫的“感动”资产阶级政客李光耀，反而使“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李光耀没有了坚持不懈地反华反共的后顾之忧！
李光耀最近给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奥巴马进言说：中国“有了航空母舰的南海舰队，不只是要阻止外国介入台海冲突”（言下之意是中国有了航空母舰会对外扩张）。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和东盟商业理事会成立25周年的晚宴上，李光耀请求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这就是“认错感动李光耀”，“停止输出革命”得到的必然结果！
邓小平放弃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遵照李光耀的指示，停止革命输出，把东南亚轰轰烈烈的革命烈火扑灭了，使国际共产主义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难道还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吗？！今天，不管如何评价邓小平，他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不管如何“刮目相看”这四件大事，它都已经写进历史的篇章。
有人说，邓小平是“无产阶级”政治家。政治家应该立场坚定，襟怀坦白，说话算数，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计。邓小平呢？他说话不算数，“永不翻案”靠不住。毛主席在世时，他表面忠心，誓言诤诤；毛主席逝世后，他披挂上阵，灭毛满门。是政治家，还是阴谋家？正看更象阴谋家。
有人说，邓小平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家应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邓小平呢？他下驾新加坡，请示李光耀。叫“李光耀吃了一惊”，“从未见过一位共产党‘领袖’”这么无能。李光耀叫他停止输出革命，他就照办，整垮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退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革命家，还是革命叛徒？正看更象革命叛徒。
有人说，邓小平是核心。核心之说，是邓小平要退出政治舞台时自封的。然后才有人为他包装。核心与领袖、导师又不是一码事。在中国，党代会、人代会从来就没有选举邓小平担任党和国家主席。邓小平呢？硬要把自己定位在“皇帝”的椅子上。是核心还是野心？正看更象野心家。
有人说，邓小平是“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就应该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呢？他放着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不走，非要走邪路不可。把社会主义列车往河里拖，号召13亿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一摸就是30多年，至今没有上岸。是共产党人还是同路人？正看更象同路人。有人说，邓小平是伟人。正看更象伪人、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