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臣賊子汪東興說：沒有毛主席鄧小平什麼也不是，沒有華國鋒，他就是一個普通老百姓！儘管汪東興與華國鋒背叛毛主席的教導，違法黨紀國法發動反革命政變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災難，但對於鄧小平的評價是符合事實的。毛主席說鄧小平當過逃兵，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這個定論任何人休想改變得了！
鄧小平青年時期遊手好閒不被國民黨重用，被迫踏上“革命”征途，壯年時期跟隨毛主席“幹革命”，成為毛澤東領導班子的重要成員。鄧小平的晚年，是他一生中最鼎盛時期，開闢了一個別具一格的“特色時代”。在這個特色時代，鄧小平有很多建樹，他幹的四件大事令世人“刮目相看”。一是他說：“保證永不翻案”，結果翻了個底朝天。二是他不當“皇帝”，結果自我包裝成“核心”。三是他不懂社會主義，結果設計出一個“特色社會”。四是他對李光耀言聽計從，停止輸出革命，整垮東南亞各國共產黨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
一、“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結果，翻了個底朝天。把一個好端端社會主義祖國演變成一個千瘡百孔的資本主義社會。
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鄧小平於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向中央寫了《我的自述》，全文約三萬言。他在這個材料中，比較全面地敘述了他的政治歷史和工作經歷，檢查了他的錯誤。他說，“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1972年8月3日，鄧小平在《寫給毛主席的信》中，再一次發誓：“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在信中說：“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麼樣子的了。”“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1967年7月20日,鄧小平還說：“他們就趁機把中國帶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劉少奇就是這種人。要不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把資本主義和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通過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來使我們認識清楚，我真會讓劉少奇拉着鼻子走。這說明什麼？是我過了幾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線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會有這種錯誤，現在基本上扭轉過來了，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說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主要是保住了黨的本質，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也就可以在這裡體現出來。”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和黨內的二號走資派，對黨中央和毛主席表明這樣的政治表態，應該說是正確的。鄧小平的這個政治態度，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是知道的，是清楚的，是記在心中的、是眼睛看着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後，鄧小平逐步登上政治權力的尖峰。從此，他違背自己的政治諾言，狂暴翻案之風：
他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內亂”，是一場“浩劫”，使中國的政治經濟走到“雙崩潰邊緣”；說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是“搞錯了對象”；他否定毛澤東同志的豐功偉績，給毛主席下了一個“三七開”的定論，說毛主席晚年犯下“嚴重錯誤”；把跟隨毛主席幹革命的江青、毛遠新等親人投進監獄，判以重刑，以德報冤。
他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學說，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逐步導致國內外敵對勢力越來越猖獗，特別是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反動氣焰越來越囂張，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他否定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否定農村走集體化道路的人民公社體制；讓5000萬國有集體企業工人買斷、下崗、失業、受窮，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解散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讓兩億農民流離失所，背井離鄉，為資本家打工，受盡剝削和壓迫，成為全世界唯中國獨有的“農民工”現象。
正如鄧小平自己在《我的自述》中說的一樣：“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面。”
鄧小平登上權力的尖峰以後，掀起的翻案風席捲神州大地，在古今中外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難道說還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嗎！？
二、他說：“我不當黨中央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實際上我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
鄧小平這個“核心”的提法，最早是在１９８９年１月６日同內部訪問的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國家主席金日成談話時說的：“從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產生了第二代領導集體，包括我在內，還有陳雲同志、李先念同志，還有葉帥。這１０年我們黨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崗位，我不當黨中央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實際上我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
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兩位中央負責人談話時，又一次提出“核心”說：“我們黨的歷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領導，是從毛劉周朱這一代開始。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後期搞文化大革命，形成一場災難。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這就是第二代的領導集體，在這個集體中，實際上可以說我處在一個關鍵地位。”“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
世人都知道，鄧小平同志沒有擔任過黨中央主席，沒有過擔任過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也沒有擔任過國家主席。在社會主義中國，“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個人是不能成為“核心”的。象鄧小平這樣提法，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在毛澤東時代，從來沒有人提過毛主席是“核心”，就是在反毛分子認為“個人崇拜”最鼎盛的文化大革命中，也只喊過“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的口號。這是因為有毛主席的話一錘定音：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任何個人不能凌駕於黨組織之上，不能凌駕於中央委員會之上。
鄧小平為什麼要在退出領導崗位時，把自己定位為“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這是因為鄧小平同志需要一個“名份”。有了這個名份，才能彌補他沒有擔任總書記、沒有擔任國家主席職務的缺憾。我們考證鄧小平沒有擔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原因，主要從他寫給毛主席的信和與金鏞的談話中就知道個中究竟，至少有兩點：
第一點，是他在1972年8月3日寫給毛主席的信中說：“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麼重要的工作。”的確，鄧小平是一個“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麼重要的工作。”這也許是鄧小平不擔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內心世界吧。
第二點，是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金庸時，鄧小平說:“你們《明報》要我當國家主席。當國家主席，資格嘛，不是沒有。不過，我還想多活幾年，多為國家、人民辦點事。現在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有120多個，每年有許多國家元首來訪問，國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設宴，這麼多應酬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
小平同志這個談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一是只有“你們《明報》要我當國家主席”，我如何當得了。二是不願意吃苦受累，做不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鄧小平“垂簾聽政”，重權在握，居高臨下，又不出任總書記或國家主席，最後還是要自封為“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而且還有那麼多追隨者隨聲附和，連篇累牘地為“核心”論尋找依據。沒有當“皇帝”的人，最終包裝成了“核心”，難道說還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嗎！？
三、他說：“世界上有多少種社會主義？”“你說不上不要緊，哈哈，我也說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會主義，總有一百多種吧。”“沒有定規麼，中國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這是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金庸，和金庸討論關於社會主義的問題時說的一段話。這段話的核心是社會主義“沒有定規麼”。按照鄧小平的說法，從《共產黨宣言》、馬恩列斯毛的經典著作，到共產黨的所有文獻資料，從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實踐，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都沒有對社會主義作出理論上的任何“定規麼”。
鄧小平曾坦言：“我讀的書並不多。”他的女兒鄧榕回憶，鄧小平沒看過馬恩全集，看的是選集，通讀了列寧全集。他的兒子鄧朴方回憶說，“他看書從來不在上面寫字，連個道都不畫，熟記在心，融會貫通，他也沒有記日記的習慣。”
《共產黨宣言》把共產黨人關於社會主義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並且要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然後“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什麼是社會主義？老祖宗馬克思說得最明白：“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就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由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這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
列寧曾指出：“只要還存在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貨幣權利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只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一切土地、工廠、工具都轉歸工人階級所有，才可能消滅一切剝削。”
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毛主席說：“在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內，全黨全民的任務就是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集中表現，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而現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現的社會主義大集體所有制，也就是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這種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包括：（1）社會生產資料為全民所有；（2）社會產品（不僅是生產資料的產品而且是生活資料的產品）也為全民所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13～515頁。）　“為了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有中央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必須有全國的統一計劃和紀律，破壞這種必要的統一，是不允許的。同時，又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各地都要有適合當地情況的特殊。”（《毛澤東著作選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0～731頁）
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毛主席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的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根本目的是為人民服務，實現共富強。毛主席說：“要使我們比現在大為發展，大為富、大為強”，“這個富，是共同的富，這個強，是共同的強”（《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頁。）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理論從始至終都以實現人民的解放和富裕、人民成為社會的主人為其本質特質的。毛主席始終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是為人民服務的經濟”。
毛澤東時代好不容易建起了社會主義大廈，剛剛初步實現了基本的平等，在物質分配上實現了大體平均、略有差別的社會主義制度。可是，鄧小平說“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沒有完全搞清楚。”（《鄧小平文選》137頁）
鄧小平讀過“馬恩選集”，“ 通讀了列寧全集”。可是，就是沒有“熟記在心，融會貫通”。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忘掉得一乾二淨，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鄧小平在設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社會主義的一系列本質要求。不講階級和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不講消滅剝削和壓迫；不講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講按勞分配為主；不講人民當家作主；不講社會主義大民主；不講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也難以設計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他提出了“摸論”。沒有方向，沒有一條到達彼岸的社會主義道路，只能號召13億中國人民“摸着石頭過河”。摸了30多年，13億人民越摸越糊塗了。
他提出了“貓論”。“不管白貓黑貓，能捉老鼠就是好貓”，並把它運用於社會政治經濟領域，不管什麼主義、什麼道路、什麼社會制度、什麼辦法措施，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對的。
他提出了“不爭論”。鄧小平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干。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的實質是怕爭論，怕“爭論”不得理，怕一爭論，自己那套東西推行不下去。“不爭論”的結果是，使改革開放走上鄧小平自己擔心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的邪路上去。
他提出了“先富論”。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極具誘惑力的。於是，有權的、有路的、有本事的爭先恐後地富起來，如鄧小平家庭早已進入全國500富，富可敵國。而沒有富起來的工農大眾，成為相對貧困或者絕對貧困，中國有絕對貧困人口兩億（按照世界標準）。中國百分之零點四的人口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會財富，反映財富分配的基尼指數，中國0.5，美國是0.4，其他發達國家0.28以下，中國的貧富差距為世界之最。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已經產生了一個以富人和官僚資本為特徵的新生資產階級。
鄧小平由於疏於學習，沒有讀過多少書，讀一點書，也從來不寫字，不劃道，不記日記。對馬列毛主義從來就沒有一篇具有系統性理論性思想性特別突出的好文章。所以，他作為特色社會主義“總設計師”提出的理論，都是自相矛盾的奇談怪論。
一個放棄馬列毛主義基本原理，否認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創立的“總設計師”，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中國，“改開”搞成封資修全面復辟，什麼主義、什麼道路、什麼制度、什麼文化都有的、烏七八糟的、大雜燴式的特色社會。而且還得逞了，難道還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嗎？！
四、他說：“你叫我怎麼辦？”如是，鄧小平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指示，言聽計從，徹底撲滅東南亞革命烈火。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當與李光耀總理談到中國的對外方針時，李光耀說，中國必須停止革命輸出。鄧小平停頓片刻後突然問:“你要我怎麼做？”這倒讓李光耀吃了一驚，他就大膽地說:“停止馬共和印尼共在華南的電台廣播，停止對游擊隊的支持。”李光耀後來回憶:“我從未見過一位共產黨‘領袖’，在現實面前會願意放棄一己之見，甚至還問我要他怎麼做。儘管鄧小平當時已經74歲，但當他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還是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鄧小平曾經誓言：“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一位共產黨‘領袖’”把解放全人類的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當成“一己之見”，“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停止輸出革命”。這就是鄧小平誓言“把國際共產主義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的反面寫照。
上世紀60年代，中國共產黨對外交往的主要目的和任務是，“支援各國共產黨和其他左翼政黨、民族民主政黨的正義鬥爭，通過推動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世界革命，延緩或制止戰爭的爆發，通過革命來獲得和平。”中國共產黨支援亞非拉人民反帝反殖鬥爭，贏得了許多國家共產黨和左翼力量對中國共產黨的尊重，提高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威望，也為人類進步事業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上世紀20年代開始，東南亞先後出現印尼共產黨、馬來亞共產黨、北加里曼丹共產黨、泰國共產黨、老撾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越南共產黨、緬甸共產黨、菲律賓共產黨至少9個共產黨。現在，除了越南共產黨、老撾共產黨仍在執政，菲律賓共產黨仍在進行武裝鬥爭外，其他大多都已消亡。
上世紀80年代前，東南亞共產黨的命運與中國緊密相連。它們大多有代表團被派駐北京，眾多高級幹部及其子女在中國學習或受訓。停止革命輸出後，他們成了東南亞共產黨遺族，其中一些人回到自己的祖國，另一些則繼續流亡在中國或海外。
根據馬共總書記陳平《我方的歷史》一書中的回憶，此前的1980年，鄧小平曾召見他，要求馬共配合中共實施國際關係上的“戰略轉移”，放棄武裝鬥爭。作者周宇在《流亡海外的東南亞共產黨遺族》一文中，披露了東南亞革命運動和共產黨人，在鄧小平停止輸出革命，離開革命的日子後一片慘狀：
1989年12月2日，陳平為首的馬共中央派在泰國合艾與泰國和馬來西亞政府簽署《合艾協議》，馬共結束長達41年之久的游擊戰爭。此前兩年，從馬共分裂出去的黃一江等人領導的馬西共也已經和平走出叢林，放下了武器。同樣是在1989年，緬共根據地內的果敢彭家聲部、佤幫鮑友祥部，以及101軍區等武裝力量相繼宣布脫離緬共。緬共主席德欽巴登帶領失去了全部根據地的緬共中央殘餘力量退入中國。
根據中國中共黨史學會的資料，這一年，泰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也基本被撲滅。此前的1987年4月，泰共遭到巨大破壞，領導人陸續被捕，游擊區也已喪失。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資料稱，1990年11月，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也與政府簽訂了和平協議，放棄武裝鬥爭，在國家憲法和法律允許的範圍內開展活動。
一些東南亞共產黨人對此時中國停止支持頗有怨言。李居強也感覺到那時候與中共有些“不愉快”。但李自認為想得比較開，“畢竟我們是客，中國是主人，客人不能要求主人太多。之後還是要靠自己”。《合艾協議》簽訂後，泰南大約1188名馬共成員中的約400人回到馬來西亞，700多人留在泰南的4個和平村，過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此前放下武器的馬西共成員則住在了泰南的5個友誼村里。
遺留在中國的馬共成員，此後大多回到泰南和平村、曼谷等地，其中少數人退出了馬共，成為普通的中國人。李居強因為出生在中國，無法回到馬來西亞，於是留在了和平村。進入森林之前，李生活在1970年代的中國，走出叢林後，已經是1989年的泰國。完全不同的社會形態令李一度感到迷茫。時至今日，李居強夫婦依然堅守着共產主義信仰，即便身邊40歲以下的人已經沒有誰信仰共產主義的了，但李還是會研究馬恩的著作。不過，他不會再有武裝鬥爭的想法。李安慰自己說，鬥爭還在繼續，只是換了一種方式而已，比如學習科學技術、管理經驗，與社會上不合理的現象作鬥爭，這些都算鬥爭。
1983年前後，滯留中國的印尼共產黨人也陸續移居歐洲，包括梭布倫·艾地。梭布倫·艾地在巴黎開了家印尼餐館，餐廳里聚集着一批印尼共成員。他還出版了一本印尼語小說《以餐廳來抗爭》。書中記述了這批印尼共成員在法國艱難地學習語言，嘗試各種不同工作等經歷。伊芭魯麗也在巴黎拿到了法國護照。儘管需要同時在禮品店、養老院等地打工，但因為不再需要不斷更換姓名或是受人照顧，伊芭魯麗反而覺得更加自由。曾經棲身緬共的其他印尼共成員大多也移居歐洲，他們中的一些帶着曾經是緬共成員的妻子，如今定居在了瑞典、荷蘭等國。
2007年2月，梭布倫·艾地在法國去世，葬在巴黎。《國際日報》的報道稱，梭布倫·艾地很想回到印尼定居，但始終不被印尼政府允許。由於妻子的骨灰在北京，梭布倫·艾地還曾經希望自己能夠回到北京和妻子葬在一起，但同樣未能如願。如今，梭布倫·艾地的支持者為其設立了一個印尼語紀念網站。網站上載有他的遺像，以及他所有的小說、詩詞等著作。網站上寫着：“梭布倫·艾地同志一路走好！您的著作將永遠溫暖我們的心！”
在緬甸，脫離了緬共的果敢、佤幫等各支勢力，在與緬甸政府談判後成立了高度自治的4個特區。如今，一些地區致力於發展經濟，另一些地區，則仍在從事毒品的種植和貿易。而被“禮送出境”到中國的前緬共中央，則成為唯一至今仍被中共大批收留的前東南亞共產黨遺族。馬共副總書記黃一江等人在中國期間，參加了官方舉行的文娛晚會。晚會上，革命歌劇只有稀稀落落的掌聲，而給予流行音樂的掌聲和歡呼聲卻此起彼伏。此情此景，令這些革命者的情緒降到了“冰點”。黃一江因此感慨萬千：“一個我們一直敬仰和視為榜樣的國家，竟變成這樣。”
在鄧小平執行李光耀的指示30年以後，中國得到了以下負豐厚的回報：在“以他驚人的謙虛代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承認並改正……錯誤……不再搞革命輸出”即不再支持東南亞各國共產黨革命30年以後，不僅沒有絲毫的“感動”資產階級政客李光耀，反而使“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李光耀沒有了堅持不懈地反華反共的後顧之憂！
李光耀最近給美帝國主義的頭子奧巴馬進言說：中國“有了航空母艦的南海艦隊，不只是要阻止外國介入台海衝突”（言下之意是中國有了航空母艦會對外擴張）。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和東盟商業理事會成立25周年的晚宴上，李光耀請求他的主子美帝國主義參與亞洲事務，以制衡中國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這就是“認錯感動李光耀”，“停止輸出革命”得到的必然結果！
鄧小平放棄共產黨人的原則立場，遵照李光耀的指示，停止革命輸出，把東南亞轟轟烈烈的革命烈火撲滅了，使國際共產主義事業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損失。難道還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嗎？！今天，不管如何評價鄧小平，他都是一個重要的歷史人物。不管如何“刮目相看”這四件大事，它都已經寫進歷史的篇章。
有人說，鄧小平是“無產階級”政治家。政治家應該立場堅定，襟懷坦白，說話算數，光明正大，不搞陰謀詭計。鄧小平呢？他說話不算數，“永不翻案”靠不住。毛主席在世時，他表面忠心，誓言諍諍；毛主席逝世後，他披掛上陣，滅毛滿門。是政治家，還是陰謀家？正看更象陰謀家。
有人說，鄧小平是“無產階級革命家”。革命家應該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鄧小平呢？他下駕新加坡，請示李光耀。叫“李光耀吃了一驚”，“從未見過一位共產黨‘領袖’”這麼無能。李光耀叫他停止輸出革命，他就照辦，整垮東南亞各國共產黨，退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革命家，還是革命叛徒？正看更象革命叛徒。
有人說，鄧小平是核心。核心之說，是鄧小平要退出政治舞台時自封的。然後才有人為他包裝。核心與領袖、導師又不是一碼事。在中國，黨代會、人代會從來就沒有選舉鄧小平擔任黨和國家主席。鄧小平呢？硬要把自己定位在“皇帝”的椅子上。是核心還是野心？正看更象野心家。
有人說，鄧小平是“共產黨”人。共產黨人就應該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鄧小平呢？他放着社會主義金光大道不走，非要走邪路不可。把社會主義列車往河裡拖，號召13億中國人民“摸着石頭過河”，一摸就是30多年，至今沒有上岸。是共產黨人還是同路人？正看更象同路人。有人說，鄧小平是偉人。正看更象偽人、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