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說起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從中共“一大”到“五大”連任五屆的總書記陳獨秀，就說他是造成中國共產黨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罪魁禍首，是“托派”，並被開除了黨籍。他的名字一直只能排在中國共產黨的壞人之列，絕不能和毛澤東等其他領導人並提。 因此，有人稱陳獨秀問題是中共歷史上的第一大案。

　　可是，2003年3月3日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開幕的前一天，即3月2日，新華社發了一條新聞——《全國政協委員有五十餘位名人之後》，新聞列舉的名單第一部分是“已故中共領導人之後”，其中有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李敏和李訥，鄧小平之子鄧朴方、之女鄧楠等人，也有陳獨秀之孫女陳紅。陳獨秀終於堂堂正正又歸入了中共領導人的行列。

　　陳獨秀之冤

　　新華社是黨中央的喉舌，作出這樣的報道，當然是有根據的。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同志以答《百年潮》雜誌記者問的形式發表了一篇重要談話(登在《百年潮》2002年第10期上)。他在介紹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關於陳獨秀的新評說時說：“要肯定陳獨秀從建黨直到大革命運動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勞的。”“他是我們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而且從黨的‘一大’到‘五大’一直是黨的主要領袖。他那時的威望蓋過了其他任何人。”石仲泉說，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把陳獨秀在大革命失敗中的錯誤從“右傾投降主義”，改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為什麼摳掉了“投降”兩個關鍵性的字呢?石仲泉說：“被看作陳獨秀犯嚴重右傾錯誤標誌的對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問題上的讓步，即所謂‘三次大退讓’，還有對蔣介石、汪精衛等的依賴，以及不重視黨直接掌握武裝的思想等，都是受共產國際的重大影響。”為什麼會都是受蘇聯共產黨(當時稱“聯共〈布〉”)領導的共產國際的重大影響呢?石仲泉說：“由於那時的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是上下級關係)，年幼的黨對共產國際的指示，在組織上有服從的義務(似應是有服從的紀律)，同時又缺乏猖判斷的能力。”“因此，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對中國大革命遭受的嚴重挫折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陳獨秀有沒有責任呢?石仲泉說：“一些重要的決策儘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經過中共中央或黨的主要領導人這個系統來貫徹執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完全推給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在我看來難以說得通。”

　　鬧了半天，陳獨秀犯的是沒有識別和抵制住來自莫斯科制定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錯誤的性質是執行者的錯誤。錯誤的根子都在莫斯科。

　　中國共產黨一直強調要把錯誤路線的制定者和下級執行者嚴格區分開來，錯誤路線的制定者應是錯誤責任的主要承擔者。

　　當家做不了主的總書記

　　中國共產黨內一直有人為陳獨秀鳴不平，因為他這個總書記是被共產國際捆住的，大事由不得他。

　　1991年蘇聯解體以後，原蘇共中央檔案解密，大大地暴露了陳獨秀這個總書記難當得很。從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蘇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開過122次會，作出過738個決議，平均下來一年是147.6個會議，也即平均兩天半一個。這麼大量的決議、指示像雪片似的從莫斯科飛來，有的是直接給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過共產國際的代表來指導中共中央的。大事如孫中山在世時為實現國共合作，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小事如蔣介石執掌國民黨大權以後，什麼時候派什麼人去找蔣介石談話，談話要注意什麼等，都有指示。一直到武漢的汪精衛也隨着蔣介石反共以後，中共中央已派出周恩來去南昌領導武裝起義了，莫斯科還發來由斯大林親自決定，由布哈林簽名的阻止武裝起義的電報。這就是前幾年大家從電視裡看到的當年張國燾奉命匆匆趕到南昌阻止起義，遭到周恩來、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譚平山、周逸群、葉挺等群起而攻之這件事的直相。惲代英當時氣極，捎帶把共產國際也罵了一頓(電視裡只罵了張國燾)。

　　陳獨秀是個很有個性的人，蘇共中央用這麼多決議把他捆住，還派了共產國際代表指導、督促他執行，他受不了，曾發過脾氣，說：“擺什麼資格，不要‘國際’幫助，我們也可以獨立幹革命。”但是他是共產黨員，有鐵的紀律管着，下級要服從上級，沒辦法，有些大事有不同看法，也得服從莫斯科，只好當一個當家做不了主的人。結果出了事，反而叫他來代蘇共中央受過，太不公平了。當時，陳獨秀和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對成千上萬共產黨員被殺，其中也有陳獨秀自己的兒子，都非常痛心，非常需要上級的關懷，希望莫斯科有革命同志的感情，共同來總結教訓，想出新辦法，以挽救革命。結果卻是把一切責任推給中共中央和陳獨秀。共產國際的代表召開“八七會議”，甚至不敢讓陳獨秀參加會議。陳要到會上來，把莫科斯來的決議指示都實事求是攤出來，會還收得了場嗎?於是只能缺席審判，把陳獨秀搞下去了事。

　　陳獨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

　　陳獨秀的罪名具體是誰定的呢?

　　　我手裡有一本2001年5月團結出版社出版的《易禮容紀念集》。易禮容是毛澤東在長沙創建的新民學會裡的小弟弟，1921年8月參加中國共產黨，與毛澤東、何叔衡一起創建了湖南第一個黨小組，1927年4月出席中共“五大”，被選為中央委員。5月21日，長沙發生“馬日事變”，國民黨軍官許克祥在長沙到處殺共產黨員。陳獨秀5月23日在武漢對易說：“長沙‘馬日事變’，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人走了。昨天，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你回湖南負責。”他去當軍委書記。6月中旬，毛澤東回到湖南，任省委書記，他協助毛工作。仍當軍委書記(當時還一個兵都沒有)。8月1日，毛澤東化裝成國民黨軍官，去武漢參加“八七會議”，易留下任省委代理書記。毛澤東剛走，8月4日，共產國際從武漢來了兩個蘇聯人，住在長沙蘇聯領事館，找易禮容、夏明翰等人開了一晚上會。中心議題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簽字打倒陳獨秀。這時“八七會議”還沒有開，中共中央還沒有說話，他們就風風火火地跑來指揮一個省委打倒自己的中央總書記，這是什麼意思?陳獨秀又沒有叛變，沒有退縮。易禮容等人想不通，問這兩人：“為什麼要打倒陳獨秀?難道要由陳獨秀一個人負責?當時‘國際’有指示指要求中共中央不能和蔣介石、汪精衛分裂的那些指示)。‘國際’代表就無責任”易等人拒絕了這一非分要求。會議不歡而散。蘇聯人回了武漢在“八七會議”上就說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階級”的。毛澤東在會上駁斥說：“臨時省委是在血滴滴的前線和敵人鬥爭，你們在租界開會，說風涼話(當時武漢有外國租界，國民黨不能管)。”毛澤東8月12日返湘，把“八七會議”情況告訴了易禮容，之後，就去搞秋收起義了。“八七會議”陳獨秀下了台，易禮容也被撤了職。易禮容在新中國成立後，擔任過全國政協副秘書長，1997年去世，這是他口述的情況。

　　為什麼共產國際的人要親自出馬風風火火地去組織人打倒陳獨秀呢?

　　2001年第8期《百年潮》雜誌刊登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回憶錄中的文章：《關於“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問題》。楊尚昆1926年到蘇聯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辦的中山大學學習。他在文章中說，1927年整個3月份，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一直在說“蔣介石不得不服從群眾的革命意志”。就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一個星期，即4月5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說：“沒有必要驅除國民黨右派，蔣介石是服從紀律的。”話音剛落，4月12日，蔣介石就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大開殺戒。消息傳來，中山大學像遭了一大場地震。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學說，“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寧(南京蔣介石控制的部分國民黨、當時被稱為國民黨右派)、漢(武漢汪精衛控制的部分國民黨，當時被稱為國民黨左派)分裂，“事實上使國民黨洗去了污點，把國民黨的核心向左推移。”斯大林要學員仍相信武漢的國民黨“沒有右派”，“是中國勞動群眾反帝國主義鬥爭的中心。”又是話音剛落，7月15日，寧漢合流，武漢的汪精衛也跟上蔣介石反共了。這一下，斯大林怎麼辦呢?7月28日，他在《真理報》上發表的《時事問題簡評》中說：“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他說導致中國大革命失效的原因是：“中國共產黨不善於利用這一時期的一切可能”，“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這一時期犯了一系列的極大的錯誤。”楊尚昆的文章中說：“斯大林沒有作一點自我批評。”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全都推給了當時的中共中央和陳獨秀。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當然要馬上風風火火地行動起來製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對中央總書記的事實，好審判陳獨秀這個替罪羊了。

　　斯大林這樣做，當然引起最了解情況的中山大學學員的不滿，於是在以後的“反托派”鬥爭中他們倒了大霉。楊尚昆在文章中說，中山大學在後來蘇共的清黨、清團中給百分之五六十的學員扣上了“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右派”的帽子。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是“托派嫌疑分子”，被開除團籍，到工廠勞動。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等也去工廠勞動改造，還有三十多名“主要分子”被逮捕。

　　這就是鐵的事實。

　　事實是最有力量的

　　斯大林在位時說過：“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這是獨裁者的狂言。他當時掌握着蘇聯的黨政軍大權，但不是最後的勝利者，只是一個暫時的掌權人。歷史是人民寫的，人民只承認事實，事實才是最有力量的。他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上就揭了他的蓋子，他掌權時組織人為他寫得處處正確、事事正確的《聯共(布)黨史》很快被否定了，他的遺體從莫斯科紅場的列寧墓里被撤了出來，從蘇聯到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都紛紛把他的塑像拆掉了。斯大林為自己寫的光榮歷史就此結束。

　　應該說，對陳獨秀問題最自信的是陳獨秀自己。1937年7月7日，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年末日軍占領南京，陳獨秀來到武漢，董必武去拜訪他，對他說：“鄙人受中央之託，專程而來，歡迎你回黨工作。”但要求他寫一個書面檢討。陳獨秀說：“回黨工作是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確難從命。”為什麼呢?陳說：“時至今日，誰有過，誰無過，在未定之數，有什麼好寫呢?”許多人都覺得世界無產階級的領袖和導師定了的事，是鐵板釘了釘的。他卻認為還在未定之數，他不認為斯大林不實事求是的話最後會算得了數。他真是個有自信力有遠見的大哲人。實際上，當時就是他寫了檢討，他也去不了延安。想讓他去延安是新的黨中央的一片好心。那時斯大林還在台上，還是偉大領袖和導師，共產國際還沒有解散，蘇聯還在反“托派”，陳獨秀問題是一個大禁區。新的中共中央讓陳到延安去，這麼大的事靠一紙檢討怎麼敷衍得過去?延安當時就有人提出了陳獨秀不能去。康生還造了一個謠，說陳獨秀是日本特務，每月拿日本人300元(此事連國民黨也不信)。

　　時間對斯大林是不利的，對陳獨秀是有利的，到一定時候，人民是會拿事實來說話的。在這漫長的幾十年裡，陳獨秀生活潦倒，但是絕不讓自己染上污點。就在抗日戰爭前國民黨還把他抓了起來，為他辯護的律師在法庭上講，他已經不是共產黨的人了，放他出去，有利於分共。陳獨秀聽了，拍案而起，大義凜然，不同意律師的說法，還大講了一通共產黨的主張，大罵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儼然是開除了共產黨黨籍的共產黨人，結果被判重刑。後來，國共合作抗日，人們奔走營救，才提前釋放。他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和成立以後，他就幾次被捕，從不低頭，早期孫中山還組織人營救過他。抗日戰爭時期，他生活潦倒，他在北京大學時的學生有的做了國民黨大官，送錢來，他一分不收。他說收了就說不清了。周恩來讓他有困難到重慶去找自己，他也不去。最後貧病而死，一身清白，受人敬仰。

　　他有信心，歷史會給他公道。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突破陳獨秀問題禁區的呼聲越來越高，終於結出了今日之果。

　　陳獨秀在當中共領袖前，是革命的播火者，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批革命家。在擔任中共領袖以後的六年裡，他的實踐也為中國革命留下了一筆極為寶貴的財富。正是他的慘痛教訓，使中國共產黨人迅速地成熟起來，使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要想領導好中國的革命，必須深入研究中國的社會實際，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來制定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走自己的路，對一切外來的意見，要認真聽，但絕不能盲從，要獨立判斷，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當時斯大林和蘇共需要的是一個馴服的中國共產黨(他們對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也嚴加控制)，因而對中國共產黨獨立思考的態度是不喜歡的。但是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正確的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勝利了，為中華民族洗淨了邪片戰爭以後的百年恥辱，掃平了國內軍閥，建立了真正獨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斯大林也只能承認現實了。 (摘自《炎黃春秋》，馮東書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