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战中大规模囚禁日裔事件对华裔的启示 (5 of 6) |
| 送交者: abtcell2 2022年08月04日09:51:43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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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性善恶 今天,普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在一个崇尚法律的国家会发生大规模拘留无辜的事件?美国的法律体系为何没有保护日裔美国人免受伤害和经济损失?美国最高法院1944年对松丰三郎起诉美国政府一案(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的判决,最能说明当时美国主流社会对这一历史事件的道德理念。 在本案中,最高法院维持了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驱逐囚禁日本血统的命令。 大法官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为多数派撰文说,对单一种族群体权利的法律限制永远是“可疑的”,“法院必须进行最严格的审查”。但是,这种做法“并不一定违宪。驱逐令给一大群美国公民带来了困难,但苦难是战争的一部分。” 在这种大环境下,让日裔倾家荡产(Uprooting)的行为几乎没有遭到公众的反对,大部分美国民众认为:大厦将倾,战争要赢,极少数人的委屈甚至苦难在这宏大的背景中几乎微不足道。《纽约时报》上只发表了四篇温和的批评性社论。没有其它主要媒体挑战第9066号行政命令。日裔美国人在政府里没有政客、在军队中没有将军、在江湖上没有老大,甚至在上帝面前都没有主教为他们说话。冥冥之中,唯有痛苦的呻吟上达天听,但他们的呻吟能上达天听吗? 当他们逃难时,通常住在自己的汽车里,各地报纸都让他们知道日本人不受欢迎。例如,在《堪萨斯城星报》(Kansas City Star)上,一幅名为《日本甲虫瘟疫》(Plague of Japanese Beetles)的漫画显示,山姆大叔(Uncle Sam)在加利福尼亚公路上追逐害虫;而堪萨斯人则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我们不想要他们,让它们继续飞翔——在另一个方向上。爱达荷州的抗议者高喊:“我们都是白人”。 亚利桑那州的路边餐厅的标语是:这家餐厅会给老鼠和日本人下毒。 奥斯汀·安森(Austin Anson),一个有影响力的加州蔬菜种植联运者协会(Salinas Vegetable Grower-Shipper Association)负责人,珍珠港袭击事件发生数小时后前往华盛顿,在那里他编织了日裔美国人破坏的故事,敦促联邦政府撤离日裔。他的动机很明了。“我们被指控出于自私的原因想要赶走日本人。我不妨说实话:我们就是! 这是一个是白人还是黄色人种生活在太平洋沿岸的问题。他们来到这里工作,他们留下了,他们要取而代之”,安森在1942年被《星期六晚邮报》采访时如是说。“他们抢走了白人的市场,他们用妇女和儿童干活,而白人农民必须为佣工支付工资。如果明天所有的日本人都被赶走,我们永远不会“想念”他们,因为白人农民可以接管并生产日本人种植的所有东西。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回来。” 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根据美国农业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到1942年,即罗斯福下令将日本人隔离的那一年,仅加州日本人就生产的商品蔬菜多达全国总量的9%。“西海岸人口从1900年的240万急剧增长到1940年的970万,某种意义上和日裔美国人高效的粮食生产有关,”罗杰丹尼尔斯写道(移民学的先驱学者,亚裔美国人)。自1850年以来在美国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把产品销售到全国其它地区的收入显然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某些作物上的成功确实令人惊讶。”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报告,日本菜农种植的加州洋蓟,扁豆,花椰菜,芹菜,黄瓜,大蒜和洋葱占全国产量二分之一,芦笋,利马豆,卷心菜,哈密瓜,胡萝卜和生菜占四分之一。日本农民还控制了草莓,苹果,桃子和甜菜市场。根据1982年美国政府的报告,1940年日裔美国人经营的农场平均每英亩创造的价值为280美元;相比之下,所有农场的平均为每英亩38美元。不幸的是,成就的副产品往往是嫉妒。正如美国政府战时迁移和拘留平民委员会一份报告的结论,来自西海岸白人农民的怨恨为日本血统的大规模监禁提供了部分动力。也如企业农业综合企业项目主任AV Krebs在1992年《华盛顿邮报》上所写的那样,“根据多方积累的证据,我们现在知道政府的行动部分是由加州农业综合企业的利益集团发起的,他们不但想消灭该州最具生产力的日本家庭农场的竞争,而且满足自己对占据土地的渴望。” 西部种植者保护协会的常务秘书在1942年的报告说,日本人的损失转化为许多白人投资者的收益。他们的搬迁,为其他种植者实现了可观的利润。比如,Yoshimi Matsuura家庭不得不以23美元/英亩的价格出售他们的葡萄园,如果他们被允许留下来自己收获葡萄,每英亩可净赚200美元。桥口光子(Mitsuko Hashiguchi)回忆起西部农场公司(Western Farm Incorporated)承诺经营她的家庭农场后发生的事情:“他们说他们会收获一切,为我们照顾好,他们承诺收获后会把钱寄给我们。我想政府一定是后来介入的,因为我听说他们所做的只是从田里收获草莓和豌豆,无论他们用它做什么......他们一定是卖了它,或者他们做了什么。在那之后,没有对现场做任何事情。他们没有再碰它,也没有在那里做任何事情,他们把我房子里的东西洗劫一空。” 历史学家桑德拉·C·泰勒(Sandra C. Taylor)在她1993年出版的《沙漠之珠》(Jewel of the Desert)一书中解释说,这些被驱逐的公民急于出售企业,房屋,设备,和其它无法用一个行李箱携带的东西。这些被放逐的“犯人”留下了大部分财产,当他们走后,往往是社区里的人,通常是前邻居,抢劫了他们留下的的财产。根据作者Michi Nishiura Weglyn在《多年的臭名昭著:美国集中营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的说法,根据战后的一项调查估计,日本人拘禁前存放在私人的货物和财产,多达80%被洗劫、偷盗或出售。 Harvey Watanabe回忆说,回家后发现他家农场被盗和被破坏:“临走前我庆幸把农场租了出去。但万万没想到,承租人并没有继续耕种,他们偷走了一切,然后让房子空置。后来有人进来,破坏了所有存放在阁楼上的个人财产,所有的照片,一切的一切都没了。承租人拿走了所有家用电器,拆掉了和电器连接的管线,卖掉了马匹和农具。” 有些日本人把贵重物资留给了邻居托管,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东西不见了,邻居也不见了。还有许多情况,由于找不到人照顾,他们的土地和房屋因未缴税款和欠付抵押贷款而被没收。 除了日本农民失去土地,日本商人和个体经营者也失去了他们的公司。在战争初期,日裔商人不知道政府什么时候会命令他们离开,也不知道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处置他们公司的股权,白人竞争对手乘虚而入,以5% 或10%的低价购买日本老板的股权。在接受采访时,Frank Sumida回忆起他的父亲失去了他的生意:“他失去了一万美元的餐馆,从未补偿过一分钱...我们进入集中营的那一刻,他们就直接进去偷走了一切。他们不会买,他们知道我们要关进集中营。当你可以免费获得它时,为什么要买它呢?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你知道,当我想到那家餐厅时….厨房器具全是不锈钢的,所有的办公设备都是定制的。我们有一个步入式冰柜,这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对吧?连洗碗架都是最高级的,不是锡,是不锈钢做的。这是一个漂亮、漂亮的餐馆。” 在一个联邦委员会的1983年报告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拘留的日裔美国人的总经济损失估计高达62亿美元。该研究估计,仅未补偿的财产损失总额(根据债券利率的计算)就在3.35亿美元至17亿美元之间。包括3%的利息加上通货膨胀,财产损失将在6.8亿美元至34亿美元之间 当然,在大难领头时,幸运之神总会不期而至。莱斯特·内田(Lester Ouchida)的家人是幸运人之一。当他们在内田5岁时被迫离开弗洛林的家时,他们在白人邻居玛丽·麦康伯(Mary McComber)的帮助下保住了自己的家。Ouchida说,McComber将他们的家租给了一位神父,并在拘留期间按时将钱寄回监禁中的父亲。他知道他的家人很幸运能有一个像麦康伯这样的邻居来帮助他们。“我们中的一些人也有同样的事情,但很多人与白人家庭没有那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更挣扎,甚至会失去家园,”内田说。战争时期虽有利可图,但任何时候都有善良的商人。比如,冢本的父亲联系了州水果检查员鲍勃·弗莱彻(Bob Fletcher),提出了一个商业主张。如果弗莱彻愿意在冢本的堂兄和邻居的农场工作,只要他支付了抵押贷款和财产税,他就可以保留利润。后来,弗莱彻尽心尽力地负责冢本家族超过100英亩的土地三个农场,直到1945年他们回到弗罗林。“我知道他过得很艰难,”冢本说。“他是如此谦逊,如此善良。他从来不想因为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而受到赞扬。他说这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原话是,'这是正确的做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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