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这次整风，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延安整风所以成功，与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分不开。

在恰当时机解决重大问题，是毛泽东的重要领导艺术。他领导延安整风就展现了这种领导艺术。整风之前，我们党在艰辛探索中走过了曲折道路。先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接着“左”倾教条主义长期影响党并且导致党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经历了这些的毛泽东迫切希望清算机会主义。但他认识到，解决这个重大问题，需要时机成熟，而时机成熟要具备几个因素。

时间和环境因素。党内形成机会主义决非一朝一夕，要清算机会主义，需要较长时间的学习、讨论，这就需要相对稳定的环境。遵义会议前，刘少奇等人曾提出这次会议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不同意。原因就是当时党和红军仍然处于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中，尚未脱离险境，不允许全党坐下来用较长时间进行学习和讨论。为此，毛泽东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最后，遵义会议只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没有涉及思想理论、政治路线问题。长征结束后，党和红军到达陕北，但仍未完全脱离险境，蒋介石不断催促在陕北的国民党军“进剿”红军。全面抗战后，共产党主要任务是创建敌后根据地，粉碎日军军事进攻，仍然没有相对稳定的环境和较长时间学习讨论。

思想认识因素。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急迫需要解决的组织和军事领导问题，但“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并没有受到根本触动，在党内影响还很大，党内领导干部总体上思想认识水平还不高。即使是对军事路线问题，党内也并没有达到完全统一。在遵义会议上，就有人向毛泽东叫板，说毛泽东的军事方针不行，是照《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长征途中，还发生了张国焘否定毛泽东北上方针，以致最终分裂党和红军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想通过党内整风解决思想理论等重大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态度如何，对解决党内重大问题，可以说起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对此有过经验。1940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曾提出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问题。但长期与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使党内和人民军队内笼罩着一种激进气氛，更重要的是，当时党内多数人还停留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思想认识水平上，这使教条主义在党内有生存的土壤，毛泽东的努力没有完全成功。这让毛泽东认识到，“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党内影响还很大的情况下，必须耐心等待，通过进一步实践发生的事实触动和教育干部，使多数人发生认识变化。在此之前，通过党内整风解决思想和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

整风，关键是谁来主导。这个问题没解决，党内重大问题也解决不好。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代表自居，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由于王明有共产国际支持的背景，王明那一套颇能唬人，在党内一度得到很多人支持，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反而受到孤立。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还受到批判。这种情况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在此情况下开展的整风就会由王明来主导，那样的话，只能给我们党带来更加重大的损害。因此，那时整风时机还不成熟。


到了1941年，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和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形势较为稳固，我们党有把高中级干部集中起来学习的时间条件和环境条件。1941年1月发生的皖南事变，使全党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皖南事变的发生，是中共南方局和新四军领导人轻信国民党的结果，也与共产国际有很大关系。早在事变发生前，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并对国民党存有戒心的毛泽东，制定过一个派部分军队打到国民党后方去，牵制国民党使它不敢对共产党军队动手的计划，但这个计划被共产国际否定了。中共南方局和新四军领导人听共产国际的，不听毛泽东的，使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皖南事变的教训促使党内多数干部认识到，共产国际指示不一定都正确。这使我党开展整风初步具备了思想认识水平条件。1938年，任弼时前往苏联向莫斯科反映中国革命情况，之后王稼祥也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介绍了毛泽东及其代表的正确路线。任弼时、王稼祥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有了新的认识。1938年9月，中共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第一天，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季米特洛夫的这些话核心点就是：共产国际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中共要在毛泽东领导下团结起来。这剥夺了王明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当年参加此次会议的李维汉曾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也说：“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六中全会解决了今后谁来主导整风的问题。至此，解决党思想理论和政治方针重大问题的条件基本具备。毛泽东把握时机，决定在党内开展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

善于把握时机，在条件不具备时，不开展党内大规模整风，而是耐心等待。在时机成熟、条件具备时，及时开展整风运动，是毛泽东延安整风的领导艺术。

当时党内不正之风有许多表现。整风，到底整什么？整风开始之前，毛泽东在进行深入思考基础上，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最后确定，延安整风主要是克服教条主义，这就抓住了关键。

从历史上看，我们党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对我们党危害最大的，是“左”倾教条主义。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斗争的激烈程度是空前的，严酷的斗争使党内产生一种激进情绪，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是否更激进，一度成为不少人衡量革命性强不强的重要标尺。在此情况下党内先后产生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最大。最明显也是最严重的损害，是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从现实来看，当时党的军事路线已经解决了，六届六中全会后，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也基本解决了。但思想路线问题还没有解决，“左”倾教条主义仍然有很大市场。王明的《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在延安能够再次出版，他的主张在党内一度占上风，说明他那一套，还有人信，有人拥护，说明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还没有解决。而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核心，是克服“左”倾教条主义。

毛泽东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养成，强调必须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图为毛泽东在为陕北公学学员讲课。
产生“左”倾教条主义，是有国际背景的。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情况下，王明等人把共产国际指示当作圣旨，把自己当作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党内很多人也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必须执行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思想根源上打破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改变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样才能真正克服教条主义，避免中国革命重蹈覆辙。

当时党内存在各种不正之风，外在表现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种不正之风，从本质上看，都是在教条主义影响下产生的。克服了教条主义，也就解决了这三种不正之风问题。

正是对党的历史问题、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问题、不正之风问题、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等等都研究透了，毛泽东才决定，延安整风，主要是克服“左”倾教条主义。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其他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在领导延安整风时，善于抓住关键问题，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也展现了他伟大思想家的品格和智慧。

一个人，思想是最不容易转变的。一个党，思想路线也是最不容易解决的。毛泽东充分认识这一点，并因此对整风采取逐步展开的方式。这是他延安整风的重要领导艺术。

分阶段推进，是延安整风逐步展开的鲜明特征。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大体分如下几个阶段。一开始是准备阶段，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个学习竞赛，还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际上毛泽东已经提出了通过学习整顿思想作风的问题。1939年2月，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主编了《六大以来》一书，提供给党的干部学习和研究。这些工作都是为整风做思想、组织的准备。接着是动员、预热阶段。1941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关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正式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进一步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骤作出明确规定，把这些内容组合起来，就很明白：这次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既是一种动员，也是一种预热。再接着，进入以整顿三风为中心内容阶段。毛泽东作报告后，各单位传达并制定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党内有计划地学习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央文件，全党整风运动由此展开。1943年10月整风进入总结经验阶段，主要任务是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作出结论。最后进入整风结尾阶段。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方针和党的历史上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全党在学习这些文件的过程中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在此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结论，并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至此，延安整风胜利结束。分阶段推进，既使整风运动任务明确，方针政策清楚，又形成一环扣一环的工作节奏，体现出毛泽东的高超领导艺术。


分解任务，是延安整风逐步展开的又一个特征。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把这些问题都放在一起想短时间内解决，就会造成混乱，产生无头绪无原则的争论，最终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毛泽东在领导延安整风时，把要反对的“三风”，作为任务分解开来，放在三个不同时段里解决。1942年4月至8月初这一时段，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这一时段，重点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这一时段，重点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三个时段，也不是平均用力，重点放在第一时段。因为主观主义危害性最大；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延安整风的中心内容。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在第一时段里，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任务解决好了，下两个时段的任务也就容易解决了。分解任务，将不同任务放在不同时段完成，既能集中时间解决特定问题，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又能使延安整风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这体现了毛泽东建立在预见性和系统性之上的领导艺术。

分期分系统进行，是延安整风逐步展开的重要特征。延安整风运动共计用了三年多时间。毛泽东把这三年多时间分为两期：第一期自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约一年半时间。第一期整风学习带有试点性质，参加这一期整风学习的，主要是党的高中级干部。其中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有六七千人，占高中级干部总人数的2/3以上。第二期自1943年7月至1945年4月，近两年时间，参加这一期整风学习的，是延安地区和陕甘宁边区全体党员干部。参加两期整风学习的干部又分为三个系统：一是中直、军直系统；二是西北局、陕甘宁边区系统；三是中央党校系统。其中，中央党校系统是重点，而中央党校的第一学员部又是重中之重。当时中央党校有六个学员部，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党校第一学员部。为了加强对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总学委，毛泽东为主任委员。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毛泽东，就把总学委设在中央党校，重点抓第一学员部整风学习。分期整风，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整风方式；按系统进行，又把不同系统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突出出来，把重点单位突出出来，以达到整风成效更显著的目的。这是毛泽东的重要领导艺术。

延安整风，需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但是怎样做才能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创造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并且预先提出重要原则，这是他高超领导艺术的展现。

对于党内如何开展批评，毛泽东预先提出的重要原则是：批评要实事求是。他强调：“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一切冷嘲暗箭、污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都是不正确的。”批评时应该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不能“无知妄说”。


在毛泽东领导下，延安整风中开展的批评，是在进行一段时间学习，大家认识普遍提高后进行的，是结合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的，是针对思想理论和路线重大问题而非针对个人的，是充分讲理的，更重要的是，开展批评是有重点的。参加整风的各单位都开展批评，但以中央领导机关为重点。中央领导机关的批评，集中在开中央整风会议阶段，采取的方式是：与会者作一般性发言，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整风检查，其他同志发言进行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提高认识。

中央整风会议的批评，不是进行一次就结束了，而是边学习边开展批评。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分三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从9月7日到10月6日，主要是找准批评的对象和主要问题。在此阶段明确：批评对象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要解决的是王明等人将苏联经验教条化、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问题，从而引出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第二阶段会议，从11月13日至月底。主要是通过批评，解决方法论问题。毛泽东结合党的经验讲了许多方法问题，例如，解决主要问题连带解决其他问题的方法，等待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的方法等。第三阶段会议，从1944年2月下旬直到5月下旬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之前。主要是总结经验对党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同时纠正前一阶段批评中的缺点。

毛泽东在领导延安整风时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光有批评不行，还要有自我批评，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扬党内民主。怎样正确地进行自我批评？毛泽东延安整风运动中强调，正确的自我批评，基本做法是 “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目的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间一定会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确的就要承认它正确，做得不正确的就要修正”。

在自我批评方面，中央领导起到了带头作用。毛泽东就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他在延安整风中评价自己说：“决议（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对于决议稿中提到的毛泽东思想概念，毛泽东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周恩来也是自我批评的典范，他用半个月时间，写了4篇共5万多字的学习笔记，2万多字发言提纲，检讨了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错误，诚恳地表示：今后应好好读几本马列的书，特别是要将毛主席的全部文献好好地精读和研讨一番，提高思想方法。博古发言时，对自己过去所犯错误作了自我反省。张闻天结合历史，作了检讨发言。王明请病假一直没有到会，由他夫人孟庆树代笔，他本人签名，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写了检讨信，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纠正教条主义宗派错误。

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结合起来，是毛泽东的发明，也是延安整风的一大特色。这样做，既合情合理，让人心服口服地真正认识党的历史经验和自己的问题，又能营造党内民主的气氛，党内民主由此得到发扬，这是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的重要领导艺术。批评和自我批评，后来也成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

延安整风一开始，毛泽东就确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确定这一方针的根本目的，就是既要通过整风把危害党的机会主义整掉，使党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又能实现党的团结。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是毛泽东延安整风的重要领导艺术。

延安整风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我们要打碎“左”倾机会教条主义，但他同时强调：我们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只“整”思想不“整”人，更不能把人“整死”，开展批评，是治病救人，是通过学习，做具体的分析工作，不是乱打一顿。要团结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建设一个统一的党。

但整风的批评阶段开始后，还是出现了一些过激之词。一些同志对党的六大产生了怀疑，对四中全会后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合法性提出置疑，对王明等人犯错误的批评言词过于尖锐，“上纲”过高。有的人还对有经验主义的人所作的检查有不少偏激之词。有的说：王明、博古、闻天、稼祥已在党内没有大的危险了，但经验主义的危险还未过去，仍是很大危险。这种把影响的党的主要机会主义搞偏并且评论过头、批判过火的倾向，对延安整风起了负面作用，也给检查者带来了压力。毛泽东及时制止了这种倾向的发展。他说，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是合法的；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时间的工作也不能全盘否定，凡是做得对的，都应承认。王明、博古还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他们与过去党内出现的叛徒根本不同，他们还是我们党内的同志，他们犯错误，是党内同志犯错误。他们的问题不是党外问题而是党内问题。毛泽东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我们整风主要是解决教条主义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把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正派人，是大多数，他们主要是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一部分是邪派人，像张国焘那样。毛泽东既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党的历史和犯错误的人，又否定了此前开展批评时一些人的偏激说法。

为了端正整风方向，毛泽东在1944年4月所作的《学习与时局》的报告中，又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在延安整风全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强调：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我们整风，主要是通过学习，提高思想水平。“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历史上我们党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实行这一方针能够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两个目的，使党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