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領導的延安整風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通過這次整風，確立了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使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延安整風所以成功，與毛澤東的領導藝術分不開。

在恰當時機解決重大問題，是毛澤東的重要領導藝術。他領導延安整風就展現了這種領導藝術。整風之前，我們黨在艱辛探索中走過了曲折道路。先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給革命造成重大損失，接着“左”傾教條主義長期影響黨並且導致黨和紅軍遭受重大損失。經歷了這些的毛澤東迫切希望清算機會主義。但他認識到，解決這個重大問題，需要時機成熟，而時機成熟要具備幾個因素。

時間和環境因素。黨內形成機會主義決非一朝一夕，要清算機會主義，需要較長時間的學習、討論，這就需要相對穩定的環境。遵義會議前，劉少奇等人曾提出這次會議要解決政治路線問題。毛澤東不同意。原因就是當時黨和紅軍仍然處於敵軍的圍追堵截之中，尚未脫離險境，不允許全黨坐下來用較長時間進行學習和討論。為此，毛澤東做了許多說服工作。最後，遵義會議只解決了最為迫切的軍事和組織問題，沒有涉及思想理論、政治路線問題。長徵結束後，黨和紅軍到達陝北，但仍未完全脫離險境，蔣介石不斷催促在陝北的國民黨軍“進剿”紅軍。全面抗戰後，共產黨主要任務是創建敵後根據地，粉碎日軍軍事進攻，仍然沒有相對穩定的環境和較長時間學習討論。

思想認識因素。遵義會議解決了當時急迫需要解決的組織和軍事領導問題，但“左”傾機會主義的思想並沒有受到根本觸動，在黨內影響還很大，黨內領導幹部總體上思想認識水平還不高。即使是對軍事路線問題，黨內也並沒有達到完全統一。在遵義會議上，就有人向毛澤東叫板，說毛澤東的軍事方針不行，是照《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打仗的。長征途中，還發生了張國燾否定毛澤東北上方針，以致最終分裂黨和紅軍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想通過黨內整風解決思想理論等重大問題的時機還不成熟。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還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的態度如何，對解決黨內重大問題，可以說起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對此有過經驗。1940年12月，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曾提出否定六屆四中全會以來形成的“左”傾政治路線問題。但長期與敵人進行你死我活的軍事鬥爭，使黨內和人民軍隊內籠罩着一種激進氣氛，更重要的是，當時黨內多數人還停留在必須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思想認識水平上，這使教條主義在黨內有生存的土壤，毛澤東的努力沒有完全成功。這讓毛澤東認識到，“左”傾機會主義思想在黨內影響還很大的情況下，必須耐心等待，通過進一步實踐發生的事實觸動和教育幹部，使多數人發生認識變化。在此之前，通過黨內整風解決思想和政治問題的時機還不成熟。

整風，關鍵是誰來主導。這個問題沒解決，黨內重大問題也解決不好。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國，以斯大林和共產國際代表自居，教條地搬用共產國際指示，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主張對國民黨讓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他還一再反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路線、方針、政策，並不點名批評了毛澤東。由於王明有共產國際支持的背景，王明那一套頗能唬人，在黨內一度得到很多人支持，堅持正確路線的毛澤東反而受到孤立。劉少奇提出不同意見還受到批判。這種情況給全黨帶來了很大的思想混亂。在此情況下開展的整風就會由王明來主導，那樣的話，只能給我們黨帶來更加重大的損害。因此，那時整風時機還不成熟。


到了1941年，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年，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陝甘寧邊區和共產黨領導的各抗日根據地形勢較為穩固，我們黨有把高中級幹部集中起來學習的時間條件和環境條件。1941年1月發生的皖南事變，使全黨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皖南事變的發生，是中共南方局和新四軍領導人輕信國民黨的結果，也與共產國際有很大關係。早在事變發生前，堅持獨立自主原則並對國民黨存有戒心的毛澤東，制定過一個派部分軍隊打到國民黨後方去，牽制國民黨使它不敢對共產黨軍隊動手的計劃，但這個計劃被共產國際否定了。中共南方局和新四軍領導人聽共產國際的，不聽毛澤東的，使新四軍遭到慘重損失。皖南事變的教訓促使黨內多數幹部認識到，共產國際指示不一定都正確。這使我黨開展整風初步具備了思想認識水平條件。1938年，任弼時前往蘇聯向莫斯科反映中國革命情況，之後王稼祥也去蘇聯向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介紹了毛澤東及其代表的正確路線。任弼時、王稼祥的報告使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毛澤東的正確路線有了新的認識。1938年9月，中共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會議第一天，剛從莫斯科回來的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季米特洛夫的這些話核心點就是：共產國際承認毛澤東是中共領袖；中共要在毛澤東領導下團結起來。這剝奪了王明共產國際“欽差大臣”的身份，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當年參加此次會議的李維漢曾回憶：“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毛澤東也說：“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六中全會解決了今後誰來主導整風的問題。至此，解決黨思想理論和政治方針重大問題的條件基本具備。毛澤東把握時機，決定在黨內開展一次大規模整風運動。

善於把握時機，在條件不具備時，不開展黨內大規模整風，而是耐心等待。在時機成熟、條件具備時，及時開展整風運動，是毛澤東延安整風的領導藝術。

當時黨內不正之風有許多表現。整風，到底整什麼？整風開始之前，毛澤東在進行深入思考基礎上，對需要解決的問題進行了梳理，最後確定，延安整風主要是克服教條主義，這就抓住了關鍵。

從歷史上看，我們黨犯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也犯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而對我們黨危害最大的，是“左”傾教條主義。當時，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鬥爭的激烈程度是空前的，嚴酷的鬥爭使黨內產生一種激進情緒，對於國民黨反動派鬥爭是否更激進，一度成為不少人衡量革命性強不強的重要標尺。在此情況下黨內先後產生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錯誤。其中，以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理論形態最完備、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最大。最明顯也是最嚴重的損害，是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喪失，全國紅軍從30萬人減少到3萬人，黨員從30萬人減少到4萬人，白區的黨組織也幾乎損失殆盡。

從現實來看，當時黨的軍事路線已經解決了，六屆六中全會後，黨的政治路線問題也基本解決了。但思想路線問題還沒有解決，“左”傾教條主義仍然有很大市場。王明的《為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小冊子在延安能夠再次出版，他的主張在黨內一度占上風，說明他那一套，還有人信，有人擁護，說明黨的思想路線問題還沒有解決。而解決思想路線問題的核心，是克服“左”傾教條主義。

毛澤東非常重視理論聯繫實際這一馬克思主義學風的養成，強調必須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圖為毛澤東在為陝北公學學員講課。
產生“左”傾教條主義，是有國際背景的。這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還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的情況下，王明等人把共產國際指示當作聖旨，把自己當作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黨內很多人也認為共產國際的指示是必須執行的。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思想根源上打破將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和教條化的氛圍，改變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這樣才能真正克服教條主義，避免中國革命重蹈覆轍。

當時黨內存在各種不正之風，外在表現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種不正之風，從本質上看，都是在教條主義影響下產生的。克服了教條主義，也就解決了這三種不正之風問題。

正是對黨的歷史問題、現實問題、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問題、不正之風問題、主要問題和次要問題等等都研究透了，毛澤東才決定，延安整風，主要是克服“左”傾教條主義。克服了“左”傾教條主義，其他問題，都能迎刃而解。在領導延安整風時，善於抓住關鍵問題，體現了毛澤東高超的領導藝術，也展現了他偉大思想家的品格和智慧。

一個人，思想是最不容易轉變的。一個黨，思想路線也是最不容易解決的。毛澤東充分認識這一點，並因此對整風採取逐步展開的方式。這是他延安整風的重要領導藝術。

分階段推進，是延安整風逐步展開的鮮明特徵。毛澤東領導的延安整風，大體分如下幾個階段。一開始是準備階段，早在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就號召全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來個學習競賽，還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實際上毛澤東已經提出了通過學習整頓思想作風的問題。1939年2月，中央成立了幹部教育部，領導和組織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學習。毛澤東主編了《六大以來》一書，提供給黨的幹部學習和研究。這些工作都是為整風做思想、組織的準備。接着是動員、預熱階段。1941年初，中共中央召開了黨的高級幹部會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有關著作和黨的歷史文件。2月上旬，毛澤東先後在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聯合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作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5月，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正式提出反對主觀主義的任務。4月3日，中宣部發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進一步對整風運動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驟作出明確規定，把這些內容組合起來，就很明白：這次整風的主要任務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既是一種動員，也是一種預熱。再接着，進入以整頓三風為中心內容階段。毛澤東作報告後，各單位傳達並制定了學習計劃和檢查工作計劃，黨內有計劃地學習毛澤東的講話和中央文件，全黨整風運動由此展開。1943年10月整風進入總結經驗階段，主要任務是在整頓三風的基礎上，對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黨史上幾次大的路線錯誤進行全面、系統的總結並作出結論。最後進入整風結尾階段。1944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傳達了中央政治局關於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方針和黨的歷史上幾個重要問題的結論。全黨在學習這些文件的過程中進一步統一了思想。在此基礎上，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系統總結了黨在各個時期的經驗教訓，對黨史上的若乾重大問題作出結論，並且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傑出貢獻。至此，延安整風勝利結束。分階段推進，既使整風運動任務明確，方針政策清楚，又形成一環扣一環的工作節奏，體現出毛澤東的高超領導藝術。


分解任務，是延安整風逐步展開的又一個特徵。黨內存在的不正之風是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很多問題交織在一起，如果把這些問題都放在一起想短時間內解決，就會造成混亂，產生無頭緒無原則的爭論，最終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毛澤東在領導延安整風時，把要反對的“三風”，作為任務分解開來，放在三個不同時段里解決。1942年4月至8月初這一時段，重點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這一時段，重點是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這一時段，重點是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三個時段，也不是平均用力，重點放在第一時段。因為主觀主義危害性最大；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是延安整風的中心內容。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係上的一種表現；黨八股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工具和表現形式。在第一時段里，把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的任務解決好了，下兩個時段的任務也就容易解決了。分解任務，將不同任務放在不同時段完成，既能集中時間解決特定問題，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矛盾，又能使延安整風有計劃有秩序地進行，這體現了毛澤東建立在預見性和系統性之上的領導藝術。

分期分系統進行，是延安整風逐步展開的重要特徵。延安整風運動共計用了三年多時間。毛澤東把這三年多時間分為兩期：第一期自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約一年半時間。第一期整風學習帶有試點性質，參加這一期整風學習的，主要是黨的高中級幹部。其中集中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有六七千人，占高中級幹部總人數的2/3以上。第二期自1943年7月至1945年4月，近兩年時間，參加這一期整風學習的，是延安地區和陝甘寧邊區全體黨員幹部。參加兩期整風學習的幹部又分為三個系統：一是中直、軍直系統；二是西北局、陝甘寧邊區系統；三是中央黨校系統。其中，中央黨校系統是重點，而中央黨校的第一學員部又是重中之重。當時中央黨校有六個學員部，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黨校第一學員部。為了加強對全黨整風運動的領導，黨中央決定成立總學委，毛澤東為主任委員。兼任中央黨校校長的毛澤東，就把總學委設在中央黨校，重點抓第一學員部整風學習。分期整風，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整風方式；按系統進行，又把不同系統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突出出來，把重點單位突出出來，以達到整風成效更顯著的目的。這是毛澤東的重要領導藝術。

延安整風，需要充分發揚黨內民主。但是怎樣做才能充分發揚黨內民主？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創造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相結合的方法，並且預先提出重要原則，這是他高超領導藝術的展現。

對於黨內如何開展批評，毛澤東預先提出的重要原則是：批評要實事求是。他強調：“討論與批評的態度，應該是嚴正的，徹底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坦白的，實事求是的，與人為善的態度，而一切冷嘲暗箭、污衊謾罵、捕風捉影、誇誇其談，都是不正確的。”批評時應該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不能“無知妄說”。


在毛澤東領導下，延安整風中開展的批評，是在進行一段時間學習，大家認識普遍提高后進行的，是結合對黨的歷史經驗進行的，是針對思想理論和路線重大問題而非針對個人的，是充分講理的，更重要的是，開展批評是有重點的。參加整風的各單位都開展批評，但以中央領導機關為重點。中央領導機關的批評，集中在開中央整風會議階段，採取的方式是：與會者作一般性發言，犯過錯誤的同志進行整風檢查，其他同志發言進行批評，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提高認識。

中央整風會議的批評，不是進行一次就結束了，而是邊學習邊開展批評。由於時間跨度較長，分三個階段展開。第一階段從9月7日到10月6日，主要是找准批評的對象和主要問題。在此階段明確：批評對象就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要解決的是王明等人將蘇聯經驗教條化、將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問題，從而引出要不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第二階段會議，從11月13日至月底。主要是通過批評，解決方法論問題。毛澤東結合黨的經驗講了許多方法問題，例如，解決主要問題連帶解決其他問題的方法，等待的方法，分析與綜合的方法等。第三階段會議，從1944年2月下旬直到5月下旬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召開之前。主要是總結經驗對黨的歷史問題作出正確結論，同時糾正前一階段批評中的缺點。

毛澤東在領導延安整風時形成了這樣的認識：光有批評不行，還要有自我批評，把二者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發揚黨內民主。怎樣正確地進行自我批評？毛澤東延安整風運動中強調，正確的自我批評，基本做法是 “對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歷史加以分析”，目的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我們工作中間一定會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確的就要承認它正確，做得不正確的就要修正”。

在自我批評方面，中央領導起到了帶頭作用。毛澤東就帶頭作了自我批評。他在延安整風中評價自己說：“決議（指《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許多好事掛在我的賬上，我不反對，但這並不否認我有缺點錯誤，只是因為考慮到黨的利益才沒有寫在上面，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對於決議稿中提到的毛澤東思想概念，毛澤東說：“決議案上把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所以我對此要發表點意見。寫成代表，那還可以，如果只有我一個人，那就不成其為黨了。”周恩來也是自我批評的典範，他用半個月時間，寫了4篇共5萬多字的學習筆記，2萬多字發言提綱，檢討了自己在六屆四中全會後的錯誤，誠懇地表示：今後應好好讀幾本馬列的書，特別是要將毛主席的全部文獻好好地精讀和研討一番，提高思想方法。博古發言時，對自己過去所犯錯誤作了自我反省。張聞天結合歷史，作了檢討發言。王明請病假一直沒有到會，由他夫人孟慶樹代筆，他本人簽名，給毛澤東並中央政治局寫了檢討信，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糾正教條主義宗派錯誤。

把批評和自我批評結合起來，是毛澤東的發明，也是延安整風的一大特色。這樣做，既合情合理，讓人心服口服地真正認識黨的歷史經驗和自己的問題，又能營造黨內民主的氣氛，黨內民主由此得到發揚，這是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的重要領導藝術。批評和自我批評，後來也成為我們黨的三大作風之一。

延安整風一開始，毛澤東就確定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確定這一方針的根本目的，就是既要通過整風把危害黨的機會主義整掉，使黨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又能實現黨的團結。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是毛澤東延安整風的重要領導藝術。

延安整風初期毛澤東就明確提出我們要打碎“左”傾機會教條主義，但他同時強調：我們打碎的方法，是改造思想，以馬列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別人；只“整”思想不“整”人，更不能把人“整死”，開展批評，是治病救人，是通過學習，做具體的分析工作，不是亂打一頓。要團結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建設一個統一的黨。

但整風的批評階段開始後，還是出現了一些過激之詞。一些同志對黨的六大產生了懷疑，對四中全會後的中央臨時政治局的合法性提出置疑，對王明等人犯錯誤的批評言詞過於尖銳，“上綱”過高。有的人還對有經驗主義的人所作的檢查有不少偏激之詞。有的說：王明、博古、聞天、稼祥已在黨內沒有大的危險了，但經驗主義的危險還未過去，仍是很大危險。這種把影響的黨的主要機會主義搞偏並且評論過頭、批判過火的傾向，對延安整風起了負面作用，也給檢查者帶來了壓力。毛澤東及時制止了這種傾向的發展。他說，六大基本方針是正確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是合法的；對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這段時間的工作也不能全盤否定，凡是做得對的，都應承認。王明、博古還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他們與過去黨內出現的叛徒根本不同，他們還是我們黨內的同志，他們犯錯誤，是黨內同志犯錯誤。他們的問題不是黨外問題而是黨內問題。毛澤東說，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主要危險是教條主義，我們整風主要是解決教條主義問題。毛澤東進一步把犯經驗主義錯誤的人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正派人，是大多數，他們主要是加強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問題；一部分是邪派人，像張國燾那樣。毛澤東既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黨的歷史和犯錯誤的人，又否定了此前開展批評時一些人的偏激說法。

為了端正整風方向，毛澤東在1944年4月所作的《學習與時局》的報告中，又對“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作了進一步闡述，他說：“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誌之一。”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後”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

在延安整風全過程中，毛澤東始終強調：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犯了錯誤的人，大多數是可以改的。我們整風，主要是通過學習，提高思想水平。“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

“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是毛澤東在深刻總結歷史上我們黨內鬥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實行這一方針能夠達到弄清思想、團結同志兩個目的，使黨的事業更加興旺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