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公安部   時間：2006-12- 09 　

http://www.mps.gov.cn/n16/n1327/n4834/n1452547/1467240.html

登於《人民公安2001年12期》

http://www.ilib2.com/P-ISSN~1004-5031~2001~12.html

作者：孫宇亭，男，1930 年7 月出生於河南省榮陽縣。1949 年6 月參加革命工作，1953 年8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南公安部辦公室研究科幹事、科員，公安部辦公廳研究室科員、副科長、副處長，調研室主任，辦公廳副主任。1992 年初離休。 　　

“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案真相（孫宇亭）

　　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之後，中央各機關緊張的政治氣氛又陡然升級。人們以革命的名義拉幫結派，組建各色各樣的“戰鬥隊”，向所謂的“走資派”奪權。各“戰鬥隊”之間，爭權奪利，水火不容，致使人心大亂，機構癱瘓。這時，周恩來總理要求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向中央各政法機關和聯繫的部委派駐聯絡員，掌握動態，遇有緊急情況，可以直接向他報告。

　　國務院內務辦公室，是直屬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一個辦事機構，負責聯繫和協調公安部、內務部、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統戰部、民族事務委員會、華僑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法工作小組辦公室也設在這裡，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主任謝富治，副主任甘重斗。嚴佑民在“文革”前不久由公安部副部長調任國務院內務辦公室副主任，我被從公安部辦公廳借調到內務辦公室，正好在他手下工作。

　　“一月風暴”之後，嚴佑民派我為內務部（現改稱民政部）聯絡員。那時，內務部部長是曾山，副部長王一夫、黃慶熙。一個402人的部有七個造反組織。若以對待部領導的態度來劃分，可分為兩大派，一派稱“革命造反派聯合總部”（簡稱“革聯”），要打倒曾山，保王一夫；另一派稱“紅色革命者聯合總部”（簡稱“紅聯”），要打倒王一夫，保曾山。兩派各視對方為寇讎，誓不兩立。

　　9月間的一天，“革聯”為顯示自己的革命性，對曾山採取了“革命行動”。他們瞞過家屬，避開“紅聯”，聯絡駐內務部機關內的學生“紅衛兵”，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輪番批鬥，並進行肉體折磨（低頭、彎腰、“噴氣式”）。家屬不見曾山的蹤影，着急打電話向內務辦求助。我立即詢問“革聯”，他們推說不知道。我又通知“紅聯”幫助尋找，得悉被“革聯”揪往勞動人民文化宮批鬥的情況。當家屬趕到的時候，批鬥會已散場，曾山身倚金水橋欄杆，兩眼發直，似有輕生念頭。我把所獲情況當即報告嚴佑民，他又電話報告謝富治、周恩來。周總理就這一事件，要求內務辦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一份文件，並口述了文件的內容。嚴佑民把起草中央文件的任務交給了我，並要求以最快速度完成。我把起草的文稿，冠以“中共中央關於曾山同志問題的指示”的標題，送嚴佑民、謝富治審閱後，報送周恩來總理簽發。9月27日一早，嚴佑民和我就向內務部造反組織的頭頭傳達了這個指示。全文為下：

　　中共中央關於曾山同志問題的指示

　　一、曾山同志的錯誤，可以批判，但性質應由中央來定。

　　二、曾山同志的活動，聽命於中央，造反組織不能干涉。

　　三、外來學生不能干預內務部事務，要立即撤出。

　　四、開批判會搞“噴氣式”、大彎腰是錯誤的，是違反中央規定的，今後不准再搞體罰和變相體罰。

　　傳達中共中央的指示後，內務部平靜下來了。但好景不長。10月，內務部造反派“革聯”根據抗戰時期我方情報工作人員提供的曾山曾經和日本人有過接觸的情況，武斷地認為，曾山是日本特務、漢奸，必須打倒。曾山解釋說，他在新四軍軍部當組織部長的時候，按照延安黨中央的指示，確實和日本方面的人員有過接觸，但這是抗日活動的組成部分，整個活動安排都及時用電報向中共中央作了請示，並得到批准。“革聯”有“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不相信曾山的辯解。“紅聯”站在曾山一邊，對着幹。兩派互不相讓，即將釀成一場武鬥。

　　我向嚴佑民、謝富治報告了這一緊急情況，並參與了他們解決問題的決策會議。

　　謝富治說：“那時，我在八路軍，在太岳，新四軍的情況不清楚。”

　　嚴佑民說：“那時，我在新四軍，在前線作戰，對軍部的情況不清楚。”

　　我說：“這事倒也好辦，既然曾山說一切活動都得到了黨中央的批准，我們派人去中央檔案館查閱一下歷史檔案，問題就可以澄清了。”

　　謝、嚴都表示同意，並決定查閱檔案的事由我來辦。在那個特殊的年代，到中央檔案館查閱檔案必須履行嚴格的審批手續。我寫了報告，嚴佑民、謝富治分別簽署同意。我拿着他們的批件，同內務辦公室的趙雪瀛同志，驅車到了位於北京西郊溫泉的中央檔案館。檔案館的軍代表看了批件說，查中央歷史檔案，必須經中央辦公廳主任批准，否則，不予接待。我向嚴佑民報告後，他找×××（注①）補了一個手續。第二次到中央檔案館，軍代表仔細檢視了批件，沒有猶豫，即指示工作人員照辦。共找到有關此項活動的四份電報，有曾山報告的情況，也有中共中央的正式批文，更難得的是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康生的簽名真跡。那時陳毅在延安參加整風，有的電報他也看了（可見電報很多）。這時，我身心無比輕鬆，感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事情雖然有了結果，但向上級匯報，不能空口無憑，需有真憑實據。可是，檔案館規定，此類機密，不能外借，不准抄錄。經同軍代表交涉，他們允許我摘抄主要內容（注④）。回機關後，顧不上吃飯，立即起草報告，經嚴佑民、謝富治先後簽署後，報送中共中央。

　　然而事情卻意外地發生了變化。10月的一天，謝富治怒氣沖沖地到嚴佑民的辦公室，發了一頓脾氣。我的辦公室雖與之一牆之隔，但嚴的房門緊閉，聽不見說些什麼。謝走後，嚴佑民到我的辦公室，神色有點倉皇，苦笑着對我說：我們為了證明曾山同志的清白，到中央檔案館查歷史檔案，是辦了一件好事。可是，卻惹怒了一位中央負責同志（注②），說這是政治上糊塗，要追查。謝要我們每人寫一份檢討，報送中央。我問是哪一位中央負責同志？嚴說：謝沒有說，猜不透。上命難違，不檢討不行，我們只好按謝的說法檢討犯了客觀主義的錯誤。

　　一周后的一天，謝富治通知嚴佑民、趙雪瀛和我開會。會場上只有我們四個人，謝的態度比較平和。

　　謝富治說：“你們的檢討都不深刻。現在宣布處分決定：孫宇亭，黨內嚴重警告。”他接着又說：“這件事涉及核心機密，你們手中如果存有這件事的片紙隻字，統統交出來。今後，如果發現誰泄漏了機密，毫不客氣。”說完就走了。

　　我認為，這場風波可能就此打住了。嚴佑民卻認為不會這麼簡單，黨內的鬥爭相當複雜，“文革”以來有許多事情出乎意料。事態的發展，證明了嚴佑民的分析是正確的。

　　11月5日，“中央文革小組”決定封存公安部所有的文書、業務檔案和敵偽檔案，原來的檔案管理人員封卷鎖庫後，立即撤離。接着，調派了三百名解放軍進駐公安部，接管了這些檔案。

　　有一天深夜，我已脫衣就寢。謝富治的秘書突然敲門，把我從睡夢中叫了起來，通知立即去人民大會堂安徽廳開會，並說：車已準備好，馬上走。公安部和大會堂只隔着天安門廣場，步行一刻鐘就夠了，卻派汽車相送，可見事態的嚴重和急迫。

　　我從大會堂的南門進去，遙望安徽廳的門口蹲着一個人，走近一看，是中央檔案館的軍代表。廳內右側擺了一張長條桌，桌後坐着三個人，從右至左為吳法憲、謝富治、×××。桌子右邊橫頭旁，坐着嚴佑民和趙雪瀛。長條桌左側橫頭旁放了一把椅子，我進門後，中央檔案館的軍代表立即在椅子上落座。廳門左側靠牆放了一張桌子，有兩名穿軍裝的人做記錄。長條桌的對面三米處，有一個小方凳，沒有坐人。我打量一下房中擺設，很明顯地是“三堂會審”的架式。審誰？當然是我。我知趣地在小方凳上坐了下來。審問開始了。

　　謝富治首先開口：“你的姓名、年齡、籍貫、出身、成分？”

　　他這十足審問犯人的口吻，使我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因為此前我在公安部機關工作13年，謝富治當公安部長後我在他身邊工作8年，他對我的身世太熟悉了。此刻，既然他已把我視為敵人，我便不能再抱幻想，只能以慎重的態度和實事求是的回答，力圖證明自己的無辜。我的情緒鎮靜下來，回答了他的第一個提問。

　　 謝：“你是什麼時候、用什麼辦法混進公安部的？”

　　 答：“我沒有混進公安部。我是1954年大行政區撤銷後，從中南公安部奉調進京的。當時從中南公安部選調了60名幹部，由中南公安部部長楊奇清帶隊到北京報到。”

　　因為提到了楊奇清，謝富治向旁邊的吳法憲小聲說：“楊奇清也有問題。”接着，謝又板起了面孔對我說：“你把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的活動談一談。”

　　 我據實申辯：“這事和盜竊機密根本沾不上邊。”

　　我在詳談了內務部兩派鬥爭的情況後接着說：“我去中央檔案館查檔案的起因、目的以及對檔案資料的處理情況，謝副總理，×主任（注①）和嚴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錯，主意是我出的，查檔報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們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沒有你們的批件，沒有你們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檔案館，即使去了，人家也不會接待我。”

　　謝轉向×××說：“我在那個報告上批了字。可是你也批了同意。”

　　×××沖謝說：“你是副總理嘛！你同意的事情我能不同意嗎？”

　　接着×××轉向中央檔案館軍代表，嚴厲地說：“檔案館有制度，像這樣的機密檔案不能抄錄，你們為什麼不執行制度？”

　　軍代表回答說：“有你和謝副總理的親筆批示，不能不讓抄！”×××很不高興地問：“你是從哪個部隊來的。”

　　軍代表答：“是戚本禹從學部把我挑來的。”

　　又問：“你是造反派？”

　　軍代表答：“是的。”

　　×××又問：“學部的人怎麼穿上了軍裝？”

　　軍代表答：“是戚本禹派人送給我的。”

　　這時，×××又轉向做記錄的穿軍裝的人（可能是他的秘書，或是辦案專門人員）說：“把那個報告傳過來，我再看看！”

　　×××看了報告，對謝富治說：“你看，這個報告，是用寬邊稿紙寫的，我們批的字都是靠在稿紙右邊的空白處，如果把我們的批字剪下來，對這個報告也不會有損傷。”

　　謝說：“這倒是個好辦法。”

　　於是，××讓記錄人員找來剪刀和火柴，當場把他們批的字剪了下來並燒掉。證據就這樣被毀滅了。

　　我和嚴佑民、趙雪瀛、中央檔案館軍代表，目睹了這幾位中央首長表演這滑稽的一幕。我注意到，吳法憲一直雙目緊閉，像睡熟了一般。

　　審問繼續進行。

　　謝富治問我：“你為什麼要包庇曾山和陳毅？”

　　我回答說：“我作為駐內務部的聯絡員，弄清事實，協助領導平息紛爭，是我的職責。既然曾山問題成了紛爭的焦點，就需要設法澄清。查檔案，是為了澄清問題。我和曾山沒有私交，在我當聯絡員之前，彼此素不相識，沒有來往，我沒有理由包庇他。至於陳毅，他是元帥，我知道他，他並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我這個小人物。”

　　謝富治說：“到中央檔案館查檔案這件事，你應該承擔責任！”

　　因事關緊要，我還沒有想好回答的措辭，沒有想到坐在一旁的嚴佑民把話接了過去。他說：“這件事，前前後後的情況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趙雪瀛辦的，是經過我批準的。責任應由我一人承擔。”

　　謝富治說：“你承擔得了嗎？”

　　嚴佑民說：“應該承擔。”

　　這時，吳法憲睜開了眼睛，說肚子餓了，讓服務員拿夜餐來。服務員端上了包子和餛飩。吳法憲勸我們吃些夜餐。我哪裡還有心思吃飯，便說我不餓。

　　謝富治說：“既然不想吃，回家吧，這裡沒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真是一節生動的課程，使我受益匪淺。我這個“小字輩”，在這幾位資深的“老領導”面前，一下子增長了許多社會知識和黨內鬥爭的知識。然而，更增加了我的害怕和不安。怕的是那些看來道貌岸然，內心卻齷齪陰險的人，若不慎跌入他們預設的陷阱，定會萬劫不復；不安的是為尊敬的嚴佑民同志擔心，他心懷坦誠，承擔責任，把我從政治泥沼中拉出來，但他若因此而身遭不測，我於心難安。

　　1968年春節過後，公安部召開幹部大會，謝富治、×××、吳法憲出現在講台上。謝富治宣布，由解放軍接管公安部機關，公安部的全體人員，統統到北京西郊的中央政法幹部學校集中，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會後，謝富治又委託嚴佑民召集國務院內務辦公室的全體人員開會，宣布撤銷機構，移交檔案，由軍隊接管。

　　公安部的所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實際是政治上、組織上肅清異己的“集中營”。非重點對象，兩個星期尚可回家一次；重點對象（多是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或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不好，以及個人歷史複雜者），則不准回家，家屬送來日用品還要經過造反派的檢查。夜深人靜，是抓人送進監獄的時刻。吉普車一響，不用問，就是又有人上路了。我算了一下，僅1968年3月、4月內，我所認識的人中，就有37人身陷囹圄，嚴佑民便是其中的一個。

　　嚴佑民的被捕，本是意料中事。在心情激動和沉重的同時，陷入了更為沉靜的思索。我試用邏輯推理的方法，對某些人炮製的這起冤案進行解剖。罪名當然是所謂的“盜竊核心機密”。那麼，首先一個問題，核心機密的基本內容是什麼？其實，很簡單。抗戰末期（注③），日軍為了擺脫困境，向新四軍提出談判的要求，商談相互妥協的條件。新四軍作不了主，請示中共中央。中央同意和他們接觸，並確定了虛與周旋，爭取時間，做好大反攻準備的方針和策略。於是才有新四軍代表曾山和日本軍方代表的接觸，相互討價還價的事情。第二個問題，這件事，算不算核心機密？在當時，它是對敵鬥爭的重要策略，同時，為了防止在國際、國內造成影響，陷我於政治上的被動，必須嚴格保密，定為核心機密並不過分。但是，時過境遷，它的機密性也就喪失了。同時，從歷史到現實，從國內到國外，敵對雙方打打談談，談談打打，乃是政治鬥爭、軍事鬥爭慣用的手段，並不新鮮。第三個問題，既然算不上核心機密，而決策者們又一口咬定是核心機密，就是把所謂的“機密”當成打人的棍子。曾山是新四軍的組織部長，他的後面是軍長陳毅和政委劉少奇。如果曾山在威逼之下堅守秘密，肯定要受皮肉之苦，而對當權者卻有益無害；如果曾山認為事情已過去多年，又是經中央批準的而講了出去，那麼，劉少奇、陳毅的“投降派罪名”又多了一條證據。所以他們睜眼看着造反派胡鬧下去（當然也不排除這場鬧劇是他們幕後導演的）。第四個問題，即到中央檔案館查檔案一事，是怎樣和整個事態聯繫起來的。我和嚴佑民當時不知道也不可能考慮到事情如此之奧妙，僅是憑着做人的良知和共產黨員的責任感行事的。

　　謝富治、×××事先也沒有想到這是一個政治漩窩，一旦覺察，急於脫身，就需要找個替罪羊。我便成了首選對象，我出身不好，沒有後台，掀不起一點浪花。只是到了關鍵時刻，嚴佑民挺身而出，才把我救了出來。

　　通過上述分析，我得出的結論是：這是奸人預設的政治陷阱，他們想要獵捕的對象是曾山，是我無意之中做了與曾山老人有益的事，而具有強烈正義感的嚴佑民又救了我。

　　嚴佑民，這位堅貞的共產黨員，由於中華文化的長期薰陶，此刻他做到了俯仰無愧。然而正因為如此，他身陷絕境。

　　我不僅無力營救我的良師益友脫離“天牢”，而且還要隨時準備着身遭不測。我能夠辦的只有兩件事：一是對自己的親屬後代略作交代，留下遺言；二是竭盡智慧，逃避時刻可能到來的更大的劫難。

　　然而，出乎我的意料，在我的恩師、摯友嚴佑民含冤忍垢的1460天裡，我雖經過了下放勞動、黨員登記、批陳整風、批林整風等政治浪潮，卻都坎坎坷坷地走了過來。多少人間生死榮辱事，也一件件在我面前走過。1971年9月，林彪折戟沉沙後吳法憲鋃鐺入獄。1972年3月，謝富治患癌症，在掙扎中痛苦死去。黨內殘酷鬥爭中的倖存者曾山同志故去時，所謂“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冤案的涉嫌人嚴佑民還在獄中。

　　1972年9月，得悉嚴佑民被從秦城監獄假釋出來，住中央組織部翠微路招待所，由夫人林喧陪伴。我設法避開公安部調研室造反派頭頭的糾纏，前往探望。四年的牢獄生活，和相繼發生的心臟病、白內障、風濕性關節炎，折磨得這位很健壯的老人變了形狀。但他性格依然開朗，談吐依然妙趣橫生，對國家、民族的前途雖十分憂慮卻又滿懷信心。在這樣一位有恩於我的長者面前，我再也壓不住激動的感情，久埋心底的話，一下子冒子出來：“查檔案的這件事，不管它冤不冤，該蹲四年牢的應該是我。”

　　沒有想到他聽後竟冷冷地說：“其實，我們都是‘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停一會兒他才接着說：“你這個書呆子，不要再說傻話了。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說話，四年就出來了。你如果進了監獄，誰替你說話？八年也出不來，很可能瘐死獄中……”說着，嚴老也越來越動情。我怕勾起他四年冤獄中的種種傷心事，就轉換話題談社會現象，談讀書心得，談詩文。他說：“在監獄裡，我讀了《資本論》，《毛選》至少讀了四遍。”我說：“我看了一些歷史書籍《史記》、《漢書》、《隋書》和《三國志》，還心有所感，寫了一首詩。”他問我什麼詩，我吟給他聽，並寫出來給他看。

　　嚴  君

　　春秋幾番是非纏，

　　敢笑廷尉羈張盤。

　　友情泣血染濁水，

　　正氣凌空刺雲天。

　　楓葉沐霜色更美，

　　志士逢凶膽不寒。

　　四年囹圄等閒事，

　　收拾行裝再向前。

　　他看後，哈哈大笑，說：“把我捧得太高了。我喜歡最後兩句，‘四年囹圄等閒事，收拾行裝再向前’。”

　　粉碎“四人幫”後，嚴佑民被委以重任，赴上海掃蕩“四人幫”的老巢，以後任中共上海市委和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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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來自公安部網站，有很多轉載。

“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案真相 --- 孫宇亭，文章曾刊登於以下期刊：

《炎黃春秋》1999年06期

《人民公安》2001年12期

《中國社會導刊》1999年 第10期

《政府法制》2002年 第12期

《廣州研究》1985年 第01期

《舊聞秘錄》2007年 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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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XXX”、“X主任”——有的雜誌如《舊聞秘錄》寫的是旺東興。

文中有：“檔案館的軍代表看了批件說，查中央歷史檔案，必須經中央辦公廳主任批准，否則，不予接待。”

中央辦公廳主任正是汪東興。

“XXX”、“X主任”——是旺東興無疑。

注②：“一位中央負責同志”——有的雜誌如《舊聞秘錄》寫的是康生。但是康生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能耐，他能指揮的了謝富治、旺東興和吳法憲嗎？旺只聽毛和周的。這位中央負責同志絕對不是林彪集團、四人幫集團的任何一人，否則早就寫出名字了，正好向他們推罪，更不可能是康生，作者和刊登者不可能為康生隱罪。

1967年以後，中央各部委都癱瘓了，中央文革接掌了大權，劉少奇、鄧小平又被打倒，這時能說上話又能指揮的了謝富治、汪東興、吳法憲就只有周恩來和毛了。中共經常故弄玄虛，1949年國共兩黨和談期間，在《人民日報》上突然宣布要懲治國民黨戰爭罪犯的文章，並把戰爭罪犯的名字列了出來。用的是“中共的一位權威人士”這種稱呼來玄虛天下人，其實“權威人士”是毛自己本人。

本文中的“一位中央負責同志”——應該是電報簽字人之一周恩來。

注③：“抗戰末期”： 不是抗戰末期，有的雜誌如《舊聞秘錄》寫着：電報跨越時間很長。

注④：本文中只寫了他自己，在有的期刊中是寫：我（孫宇亭）和趙雪瀛等四個人花了四天時間查了中央秘密檔案館。他們為了向上級匯報，當時抄出了電報中締結條約的具體條文。電報很多，跨越時間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