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音機的故事

說完收音接着說錄音機。

讀小學的時候，南來客小朋友和小學合唱團的紅領巾不時到廣播電台錄音，見過錄音室里的專業錄音機。

文革前，中央音樂學院來廣州招附中生，面試地點在百花要，老師好像也用了錄音機，

不過，家用錄音機難得一見，更別說使用了。

南來客初次使用錄音機是70年代中期。

一天，歐老師問南來客，“你有沒有錄音機？我可以借給你一盤錄音帶，裡面有大衛 奧伊斯特拉赫和海菲茲演奏的這首曲目。”

歐老師是南來客的小提琴老師，正在教南來客貝多芬的“F大調浪漫曲”。

南來客打拍子一塌糊塗，模仿能力卻超強，聽幾遍就能記住節奏。

可是，家裡哪來錄音機呢？

無意間跟盧老師提起這事。盧老師是南來客的英語啟蒙老師，曾從其他學生處借過門德爾松小提琴協奏曲的唱片給南來客。沒想到盧老師聽後說，“我幫你借一部來。”

錄音機是綁在自行車後架上運來的，有兩部電唱機大小，死沉，而且要連接收音機才能播音。千里通早已不能使用，所幸買電唱機後找朋友裝了一部收音機。

借回來錄音帶共兩盤，大小如小碟子，中間一個洞。錄音機上兩頭有兩個插柱，兩個碟子的小洞分別置於插柱上，再把磁帶輕輕靠在磁頭上，開機。

悅耳的小提琴聲在一片雜音中“脫穎而出”，伴隨着磁粉如“無邊落木蕭蕭下”。

磁帶是紙質的。

聽了幾遍就把磁帶還回去了-再聽怕是磁粉都掉光了。

南來客真正擁有錄音機是在1978年上大學後。

姑婆要從海外回來探親，問要帶什麼？

南來客不假思索，張口就說“錄音機”。

周末回家一看，家裡多了台大電視。南來客問妹妹，“姑婆沒給我帶錄音機？” 妹妹說，“沒有啊。”

看到南來客失望的樣子，妹妹趕忙說，“帶回來了，就在後面柜子上。”。

那是一台索尼單聲道錄音機，比普通半導體收音機大一點，也有收音功能，附送兩盤空白卡式錄音帶。

南來客迫不及待讀完說明書，試機。

錄音機傳出自己的聲音。

不久，萱要到上海上大學了。臨別前，二人在江邊漫步，南來客把談話都錄下來了。

儘管當時錄音機是稀罕物件，沒多久就開始普及起來。

南來客就讀的大學也進了一批日產錄音機。

首先是5號樓的物理實驗室時時傳出小提琴樂曲聲，是舒伯特的“聖母頌”和馬斯涅的“沉思”。大概是試用。

接着我班分到一部：三洋單卡錄音機。

5號樓南北向，南北都是教室實驗室，中間一條通道。南邊教室的外面是公用大陽台。校方專門撥了南向一間教室給我班專用。錄音機就放在這間教室。

南來客時任班長，本來教室的鑰匙應由南來客保管。可是教室里放了部錄音機，茲事體大，鑰匙南來客沒接，由團支書保管。

錄音機用了沒多久就不翼而飛。

保衛科來人了。重點懷疑對象是班上的葫蘆仔。

這哥們大大咧咧慣了。5號樓晚上10點半鎖門。他時常十一點才回宿舍。

更要命的是看門老頭不止一次看見他從廁所窗口跳出樓外。

同學不信是他幹的有什麼用？保衛科認準是他-只是沒有證據。

所幸後來案子告破，否則那哥們背一輩子黑鍋。

小偷是本院子弟，是從陽台進的樓，不是廁所窗戶。

到了80年，廣州千家萬戶傳出鄧麗君的歌聲，家家都有錄音機了，差別只在品牌和功能。那一年暑假過後，萱回校時帶了一部三洋雙卡錄音機。錄音機沒多久就被偷了。該案被列為上海高校盜竊大案。“大案”一年多後告破，也是因為賊人太貪失手被擒。東西是找回了，殘舊不堪，而且要陳列後才能領回。誰耐煩等？不過，至少消除了萱的誤解-破案前她一直以為是某人幹的。

家裡後來又進了幾部錄音機，有三洋雙卡等，最氣派的是一部樂聲雙卡，枕頭大小，南來客曾用來錄過多明戈的“茶花女”和“卡門”。

後來家裡添了套山水音響。

再後來南來客出國留學了。

那些錄音機都不知所終。

直到南來客清理父母遺物。

柜子暗櫃裡發現一部照相機，還有那部樂聲雙卡大錄音機。

在柜子裡面沉睡了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