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

勞動群眾需要組織起來開展文娛活動以豐富業餘生活，擴大社交面；也需要組織起來與企業進行集體談判，改善勞動待遇；更需要組織起來討論時事政治，提高階級覺悟，乃至參與政治鬥爭。然而，我國勞動群眾卻嚴重缺乏組織性，下班之後便回到小家庭，難以形成改善待遇和階級解放的力量。目前我國雖然存在眾多的企業和社會組織，但多數是為社會精英服務的，即使有一些針對草根階層的群眾組織，也局限於純粹娛樂或慈善性質。就連標榜代表工人階級的工會也都受制於資本的力量，沒有真正發揮維護職工權利的職能，也沒有發揮組織職工的作用。而“工學界限”自近代以來普遍存在，進步青年未與勞動群眾廣泛結合，群眾力量無法形成，社會進步缺乏動力。本文將着重講述1920-1923年以及1935-1949年這兩個時期群眾工作，學習如何與群眾建立聯繫以及如何在高壓下進行組織工作。

五四運動後，馬列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五四中的工人運動也使知識分子感受到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開始越來越關注勞工問題。李大釗在《青年與農村》、《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等文章中，強調知識分子必須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鼓勵知識青年“要打起精神來，尋着那苦難的聲音走。我們要曉得痛苦的人，是些什麼人？痛苦的事，是些什麼事？痛苦的原因在什麼地方？想要解脫他們的苦痛，應該用什麼方法？”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決心要到工人中間去，並開始展開實際行動。當時，中國幾乎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工人組織，大多是一些舊式的、老闆和工人都可以進的行會。且當時工人和知識分子之間存在很多壁壘，知識分子毫無接觸和組織工人的經驗。面對這些挑戰與困難，早期共產黨人進行了積極地探索和嘗試。他們改裝易服、學習工人的語言，去工廠走訪調查，了解並接近工人；還藉助師生、同學、家庭、老鄉等個人社會關係去結交工人；通過出版、發放各種通俗易懂的工人刊物進行宣傳；在與工人建立起聯繫後，同先進工人一起組織辦工人夜校來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覺悟；也組織舉辦了很多文娛活動來吸引更多的工人。這些辦法是全國各地的共產黨人在努力實踐中得到的經驗。下面將以幾個例子具體介紹早期共產黨人是如何進行工人工作的。

北京黨組織在長辛店的工人工作摸索較為成功,建立了長辛店工人俱樂部，但一開始也是經歷了重重困難。1920年暑假，羅章龍、李梅羹和張國燾初次到長辛店走訪，了解了那裡工人的情況。當多次訪問後想與工人有更深入的交流時，卻發現工人對他們若即若離，不信任甚至懷疑他們。為了打破這樣的“工學界限”，他們曾多次討論辦法，最後得出結論要生活工人化，使工人感到學生不是外人，對於工人的疑問要耐心解釋。於是他們開始改變衣着，學習工人的生活方式，南方來的同志還要學習北方工人的語言。為了拉近與工人之間的關係，羅章龍、張國燾等人在長辛店舉辦宣傳會議，討論工人感興趣的問題，他們還邀請工人到北京遊園。來來往往間，感情得到了增進。張國燾、鄧中夏在長辛店了解到工人最需要的是“一間工人子弟學校”後，與“對於平民教育素有興趣”的朋友聯合創辦了學校, 白天辦工人子弟學校, 夜晚辦工人補習班。為籌辦經費, 鄧中夏等人還拉攏了幾個工頭, 學校於1921年1月成功開辦。為了吸引更多的工人加入，他們還組織了“長辛店勞動消夏團”,宗旨是“使鐵路工界同人得正當有益的遊戲”, 設置音樂組、遊戲組、拳術組、足球組、圖書組、演講組等。後由於張國燾出國、鄧中夏離京、羅章龍事繁, 黨組織先後派出李實、吳汝明、吳容倉去負責長辛店勞工補習學校。他們向工人提出了組織工會和辦理工人合作社來維護工人自己的利益。面對這一提議,工人們反應不一, 經過多次商談和說服,最終成立了長辛店工人俱樂部。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建立也極具有代表性。起初，毛澤東是利用同鄉關係聯繫上了安源煤礦的毛紫雲, 後由其帶領參觀並接觸工人。在了解了安源的狀況後，決定派李立三常駐安源指導組織安源工人俱樂部。在如何開展工作方面，毛澤東認識到必須充分利用合法的可能，爭取公開活動，以便廣泛接觸工人群眾。他提議從辦平民教育入手，發現和訓練工人中的優秀分子，建立黨的支部，作為團結工人的核心。於是李立三攜帶由湖南平民教育促進會開具的介紹信, 以興辦平民教育的名義通過萍鄉縣政府批准, 在朱少連、李滌生、周鏡泉等協助下, 在安源辦起了平民小學。在辦學過程中，李立三以訪問學生家長的名義廣泛接觸工人，宣傳團結奮鬥的道理，啟發工人的階級覺悟，發現和訓練他們中的優秀分子，從中發展了第一批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於1921年12月成立了由8名團員組成的“小團體”。經過團員們的集體努力，於1922年1月創辦了工人補習學校，附設於平民小學內。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加派蔡增准到安源協助工作，負責平民小學教務，而由李立三專管工人補習學校的工作。李立三在教學中把階級啟蒙教育同傳授科學文化知識結合起來，聯繫工人的日常生活實際問題，自編教材，通俗地講解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批判買辦的和封建的思想，如天命觀等，使工人理解“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關聯合起來組織團體與資本家奮鬥以減少痛苦、解除壓迫之必要和可能”。經過思想教育和工作實踐考察，吸收了李淡生、周鏡泉等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約2月，中國共產黨在產業工人中的第一個支部——中共安源路礦支部成立。黨支部成立後，立即集中力量組織工人俱樂部。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礦工人第一次在中共安源路礦支部領導下舉行盛大集會和遊行，紀念國際勞動節，同時宣告了工人俱樂部的成立。幫派問題也是影響工人團結的重要問題，共產黨人對此採取的方式是“先加入後改造”。在這個問題上，安源路礦也提供了寶貴經驗。李立三在領導安源大罷工期間以義氣爭取洪幫的同情，通過“拜把子”拉近彼此感情。大罷工之後, 李立三送了一些路費給洪幫頭目,使其離開,洪幫隨之瓦解,安源工人加入俱樂部者大增。

出版和發放傳單、小冊子、雜誌等印刷品進行宣傳教育, 也是早期與工人建立 “思想上的聯結” 的有效手段。北京辦的《工人周刊》以通俗易懂地形式介紹各地工人運動的狀況和經驗，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啟迪工人的階級覺悟，鼓勵工人運動。其文章“篇幅適度，文風最講實際，體裁自成一格，長短不拘，共長文如江河，波濤滾滾，短文似劍光火花，筆觸犀利，詞旨明白暢曉，言簡意賅，最能指導工人運動的鬥爭方向。”工人和《工人周刊》關係十分親密，對《工人周刊》愛護備至，各地工人生活儘管十分困苦，為了使刊物得以維持，也經常捐贈款項補助刊物郵費紙費。為了降低費用，《工人周刊》從版面設計到印刷都是他們與工人一起利用業餘時間去做。印刷地點也幾經輾轉，在“二七慘案”後仍繼續秘密印刷。與鐵路工人以及各鐵路線之間工人的聯繫也為《工人周刊》傳播和發放提供了便利。“通過各條鐵路機車與各路車務工會負責人進行運送”, 《工人周刊》迅速可靠地到達工人群眾手中。刊物的銷行多沿北部五大幹線鐵路, 每期印數可達2000份。《工人周刊》在啟發和指導全國工人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這一時期，早期共產黨打破了“工學界限”，真正地與工人階級建立起了聯繫。

1927年“四一二”事件後，全國各地都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革命轉入低潮。大量共產黨員遭受逮捕和殘害，有些共產黨員甚至脫黨、叛變。共產黨的活動被迫轉為地下，黨員數量急劇下降，所領導的社會團體多數被解散。然而，1929年至1935年期間，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錯誤路線一直影響着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方向，尤其是白區的群眾工作不但止步不前，而且損失慘重。1935年的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正確領導。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批判了關門主義傾向，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和策略，這為黨的白區工作指明了方向。此後，黨在白區逐步確立起了“隱蔽精幹，長期潛伏， 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工作方針。抗日戰爭爆發後，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上海的地下黨組織，確定以1936年以來上海職業界救國會活動中、抗日戰爭爆發後參與支援抗戰工作的店職員積極分子為基本力量，爭取了工商界上層人士和社會名流的支持，團結了各行各業的廣大店員群眾，逐步建成了以業餘教育、娛樂、體育、福利為活動內容的綜合性的群眾聯誼團體。

下面以益友社為例，具體介紹這一時期黨是如何進行具體的群眾工作的。“益友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商業系統店職員為主體的進步團體。它成立於1938年2月，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兩個時期。到1949年上海解放時，社員發展到一萬五千餘人，黨組織在五十多個行業發展了500多名黨員，在抗日戰爭和愛國民主運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並培養和輸送了大批骨幹去根據地和解放區。

在籌備時期，充分發揮了黨員的主觀能動性，開展宣傳和組織工作。舊上海的店員，大都出生於農村的貧農中農、城市中的小販、手工業者家庭，家境比較困難，文化程度一般只讀過幾年私塾和小學。店員所得待遇低、工作時間長、店規管束嚴、自由活動的條件很少。所以他們對現實多有不滿。抗戰爆發後，日寇侵略、家鄉淪陷、民族危亡、民不聊生，大大激發了他們參與抗日救國、爭取民族解放鬥爭的想法，有些店員還參加過上海職業界救國會和戰時難民收容所工作。一些店員常聚一起，議論時事、交流思想、抒發苦悶。有時讀書學習相互切磋。間或進行弈棋、乒乓活動，消磨時光。地下黨“職委”針對店員中的這種思想情況，派黨員陸知悟、張一帆和原“各業員工聯誼會”的卓飛等同志參加活動。陸知悟等黨員幹部積極組織讀書會活動、分析時事形勢、宣傳黨的主張、進行政治教育，促使大家思想轉變。他們為此籌劃準備了兩個多月，形成了一個四十餘人的基本隊伍。一個以“益友社”為名的店員團體就這樣誕生了。

籌備過程中，堅持群眾性、社會化的原則，採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許可"的方法，廣泛組織群眾。“益友社”經讀書會和文娛活動而籌建。籌建方式符合社會習慣，且形式簡便，政治敏感性比較低，也比較隱蔽。以“利用業餘時間作正當娛樂、藉以聯絡感情、增進知識”為宗旨組織時事座談、學術講座、圖書閱覽、唱歌、弈棋和打乒乓等活動，吸引人了很多人參加。

在組織過程中，公開與秘密的工作既要相互區分，又要相互配合。首先，黨員要以三勤三化為原則（職業化、社會化和群眾化與勤學、勤業和勤交友）。其次，以公開方式獲得較大的群眾面，以秘密方式培養黨員或者積極分子。益友社，從一開始就確定以各業商店店員為主要對象，在第三屆徵求社友運動中組織徵募隊伍時，就有意識地分行業編隊。徵集結束以後，又按行業成立各業聯絡幹事會。吸收社友着重在商業系統店員範圍以內，對其他各界人士則避免吸收。它組織社友參加社的各項活動，組織各業幹事會等等工作，而實質上是黨通過這個部門進行工作，將參加益友社的店員按行業組織起來，為深入企業聯繫群眾，建立各行業的群眾組織創造條件。同時在這些活動中注意發展積極分子、培養骨幹，建立黨的組織。此外，社團進行鬥爭不以社會團體名義發起，而以個人的名義進行。“益友社”為了堅持社的“合法化”“社會化”“事業化”，對社會上的政治運動，如為新四軍捐募寒衣、抗議“一二一”昆明慘案、“六二三”反內戰大遊行、“二·九”愛用國貨、抵制美貨運動，一般是發動社友以各業職工的個人名義去參加;對行業里的經濟鬥爭，益友社也不以團體的名義去干預，以保持團體的合法地位。益友社的黨組織，劃分為黨團和支部兩條線，黨團全面掌握益友社的各項社務活動。支部則建立在具體的活動部門(如劇團、圖書館、補校等)，側重聯繫、教育群眾的工作。由於黨團成員的活動，易為外界注目，所以組織規定黨團的黨員不做黨員的發展工作，可以在活動中考察積極分子，對具備黨員條件的，通過上級領導轉由黨支部發展。在黨的統一領導下，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結合起來。

不同的政治形勢下，善於調整方向和組織結構。當上海處於孤島時期，“益友社”提出了“提倡正當娛樂，改善業餘生活”的口號,開展以愛國主義教育為內容的文化娛樂活動。淪陷時期，在敵人的法西斯統治下，則提出“推行社會福利事業，提高服務效能”的口號，以分散隱秘的方式，進行創辦理髮室、擴大診療所、發展補習學校、鞏固圖書館等活動，貫徹“勤學、勤業、交朋友”的方針，把社的活動堅持了下來，並深入到各行業群眾中去。解放戰爭時期，又先後以“壯大力量”、“準備應變”為口號開闢了分社，大規模地開展群眾活動，包括後期迎接解放的活動。從而團結教育了群眾，組織培養了骨幹，有力地配合了發展黨的工作。

注意保存儲備力量以備不時之需。益友社的黨組織，在要求黨員三勤三化外，還準備了二、三線黨員和骨幹力量，隨時準備在第一線工作的同志有必要撤退或轉移時，接替他們的工作，以保證黨的工作得到堅持和繼續。這是益友社在12年中雖然長期處於惡劣環境下，但組織上始終沒有遭到敵人破壞、黨的力量沒有受到損失、黨的工作始終得以堅持的關鍵所在。

善於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爭取社會中上層人士的同情與支持，提高了團體的公開合法性。公開合法團體要站住腳跟，不僅要有廣大群眾的擁護和支持，而且必須獲得社會中上層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特別是上層社會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們的社會影響大、有號召力、同統治階級有聯繫，獲得他們的同情和支持，可以提高團體的公開合法性，削弱反對者的打壓。益友社的主體是店員群眾，與此相適應，請社會上層人士，擔任益友社的理事、名譽理事，或贊助某一項社會活動如補習學校、戲劇義演等等，對有關行業的店員職工參加益友社的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在“孤島”時期，益友社首先得到有社會聲望的關炯之的贊助。他擔任了益友社的第一位名譽理事，為爭取社的合法地位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此後，在關炯之的熱誠關切下，推動了當時商界的“上海聞人”聞蘭亭（前清秀才，華商紗布交易所常務理事）、林康侯（公共租界納稅華人會委員，全國商聯會主任委員）、袁履登（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副董長、寧紹公司總經理）等擔任益友社的名譽理事和第二、三次徵募運動的名譽總隊長，並在徵募特刊上題詞，還由他們簽名向商界某些行業的公會的正副主席、理事長等發了名譽理事聘書，擴大了開展統戰工作的團結面。益友社在申請團體執照時，工部局欲想將社團活動範圍限制在俱樂部、夜總會、票房等純粹娛樂性質。經過工部局總務處的張菊生的斡旋才解決。1946年下半年，國民黨政府發動全面內戰，為了鎮壓日益廣泛的和平民主運動，向進步團體加緊進攻，要所有團體都去重新登記，並要益友社負責人到社會局談話，威脅了它的合法存在。這時，益友社又得到張菊生的大力支持，經過他的交涉，終於使益友社得以堅持陣地，在合法條件下進行恢復和發展工作，直到上海解放。需要指出，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群眾組織能夠與中上層人士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依賴於當時日本侵華戰爭爆發，民族資產階級確實遭受了一定的經濟損失，而且抗日救亡有利於打擊日本的資本勢力，獲得民族資本的發展空間，以及當時全國進入抗日救亡的運動高潮。

抗日戰爭爆發後，共產黨群眾工作經驗逐漸走向成熟，建立起了廣泛的群眾組織，這些群眾組織為新中國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總之，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進步青年承擔起先鋒和橋梁的作用，建立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和社會習慣所許可”的方法，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最終形成強大的階級力量，去改造社會，這就是歷史給予我們的寶貴啟示。在當今的中國革命尤為重要！富士康工人做了初步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