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七日是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100周年的紀念日。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是中國革命史乃至國際共運史上一次著名的工人鬥爭，因“二七慘案”的發生，亦被後人稱為“二七大罷工”。在慘案中，林祥謙、施洋等工人運動領袖慘遭軍閥殺害。

　　對於一切尋求解放的中國勞動人民以及一切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而言，“二七大罷工”的歷史意義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否則毛主席也不會兩度專門為武漢的二七烈士紀念碑題詞。

　　【1956年2月，二七烈士紀念碑在武漢江岸破土動工，紀念碑籌委會決定請毛主席題寫碑名。不久，毛主席就親筆題寫了“二七革命紀念碑”七個字，這與最初確定的“二七烈士紀念碑”略有不同。

　　毛主席最初將“烈士”寫成了“革命”並非筆誤，而是對二七鬥爭性質的高度認定。1939年2月，毛主席在延安舉行的“二·七”紀念大會上講道，“施洋同志的犧牲，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是最保護工人階級利益的”。

　　1958年9月，毛主席視察武漢，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把題字的事當面向毛主席作了匯報。出於對二七烈士的敬重和對地方工作的支持(林祥謙、施洋等烈士均犧牲於武漢)，毛主席欣然同意重新為紀念碑題字。毛主席在離開武漢的船上抽空題寫了“二七烈士紀念碑”，並附上了一封信，“敬揮數字，看可用否?謹向烈士們致以敬意。”

　　1958年底，二七烈士紀念碑落成，毛主席第二次題寫的碑名“二七烈士紀念碑”七個大字就鐫刻在碑身正面的漢白玉上。】

　　然而，筆者尋遍了主流官媒的新聞列表、公眾號、微博……沒有看到隻言片語的紀念，更沒有什麼主流的紀念活動——這種情況雖然完全在意料之中，但筆者內心依然悲憤難止。

　　即便是毛主席親筆題寫報名的《工人日報》也沒有絲毫表示，只在微博發了一則對勞動者的“早安問候”：

　　這段文字出自80年代冰心老人在中國女排首次奪冠之後，寫給中國女排的一封信(《成功的花》)，主要意思是讚揚中國女排的奮鬥精神。所以，工人日報微博這裡的“早安問候”，顯然是用冰心老人的詩勸打工人“奮鬥”。在勞資衝突普遍存在的背景下，在這樣一個日子裡，勸“打工人”“奮鬥”，多少又平添了一份諷刺……

　　不過，雖非原博主本意(於是精選了評論)，這段文字中的“犧牲的血雨”幾個字，倒是能讓人聯想到百年前那場北至北京長辛店南至武漢江岸、綿延1200多公里鐵路線、兩萬多工人參加的空前激烈的鬥爭。

　　毛主席曾經指出，“中國工人運動還是從長辛店鐵路工廠開始的”。20世紀初，因為火車站和鐵路機廠的修建，盧溝橋畔的長辛店成了新興產業工人的聚集地。當年，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班設置在這裡。

　　1918年，毛主席和蔡和森等人在長沙創建新民學會、發起和組織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隨後赴京籌備湖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數次到長辛店，關心學員學習、生活、工作情況，並深入到工人中進行調查研究、傳播革命火種。

　　1920年冬，李大釗派羅章龍、鄧中夏等到長辛店籌辦勞動補習學校，把一盤散沙的工人組織了起來，創造了知識分子與工人相結合、馬克思主義走進工人的成功實踐。次年春，工人夜校辦到了京漢路、隴海路交匯的鄭州。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在黨的領導下，工人運動風起雲湧，並取得了局部的勝利。

　　1921年11月，隴海鐵路工人在共產黨的領導和京漢鐵路工人的大力支持下，為反對資本家的壓迫、剝削率先發動了全路大罷工，並取得了勝利;1922年8月，為支援長辛店工人反對工頭壓迫和爭取工人權利的罷工鬥爭，鄭州京漢路工人在黨組織領導下舉行了同盟罷工，並得到了許州、郾城、信陽等沿線地區工人以及隴海鐵路工人的積極響應，顯示了工人階級團結的力量，也取得了各界群眾及下級兵士的支持。

　　中國共產黨人領導早期鐵路工人鬥爭的這段歷史，證明了兩條顛撲不破的真理：

　　一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1920年至1922年4月，直奉、直皖等各系軍閥混戰，人民陷入水深火熱。盤踞在京漢線上的軍閥們以欺詐、脅迫等一系列卑劣的手段對京漢鐵路工人進行殘酷的人身壓迫和經濟剝削，工人們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

　　二是鬥爭實踐教育了工人，使他們進一步認識到“組織起來”是戰勝敵人的力量所在!1922年，“八月罷工”的勝利，對彰德(今安陽)、新鄉等地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不到10天，彰德鐵路工人俱樂部即由原來的72人發展到1000多人，由俱樂部改為工會;到1922年底，在河南境內的京漢、隴海兩鐵路上的主要城鎮基本上都已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或有了黨員在開展工作。

　　1923年1月5日，京漢鐵路總工會第三次籌備會議在鄭州召開，決定於2月1日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遂遭到軍閥吳佩孚的暴力阻撓——京漢路的收入是吳佩孚軍費的重要來源之一，又是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的動脈，於是，帝國主義就操縱軍閥吳佩孚向工人舉起了屠刀。

　　面對軍閥的暴力威脅，共產黨人和各地工人代表並沒有絲毫的退縮。2月4日，總工會一聲令下，全路開始了大罷工，並提出了五項條件;7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吳佩孚調動兩萬多軍警在京漢鐵路沿線鎮壓罷工工人，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

　　在這場慘案中，京漢路各地工人犧牲52人、受傷300多人，被捕和被迫流亡的有1000多人。

　　二七大罷工雖敗猶榮：

　　共產黨人和已經覺醒起來的工人階級，卻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進一步喚醒了沉睡的國人，揭開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偽善面紗，使人民更加認識到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軍閥是中國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必須與之鬥爭到底;

　　血的事實也告訴革命人民，在舊中國這樣的一個落後農業國，要推翻反動派的統治，單靠工人階級的孤軍奮戰是不行的，還必須發動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階級，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

　　二七大罷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的頂點，標誌着近代中國工人階級作為新興社會力量首次登上中國歷史舞台——換言之，沒有這些革命先驅、工人領袖以及後來前赴後繼的革命先烈的犧牲，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新中國，忘記了二七先烈等於忘本!忘記了歷史就意味着背叛!

　　筆者認為，軍閥吳佩孚的倒行逆施和林祥謙、施洋等烈士的犧牲，也給了我們這樣幾條啟示：

　　1、在全球進入帝國主義時代之後，背離了共產主義的愛國主義並不具有先天的進步性。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有主流媒體和史學家打着拒絕臉譜化的幌子給軍閥吳佩孚洗白，稱吳佩孚“私德不錯”，不出洋、不入租界、不置私產、不納小妾，“是個有局限(製造二七慘案)的愛國者”……

　　不可否認，“不出洋、不居租界、不置私產”的吳佩孚，與他同時期的那些腰纏萬貫、生活奢靡的軍閥相比，的確是個異類，很早就重視輿論的吳佩孚也一直自我標榜“愛國”，但他愛的絕不是“工人階級的國”、“勞動人民的國”。

　　五四運動時期，遠在湖南的吳佩孚發通電支持五四運動，他的四大政治主張也有“保護勞工”一項，但這些都是他籠絡人心的偽善做法，以至於中共二大宣言還認為吳佩孚“是一個較進步的軍閥”。然而，吳佩孚仍舊在自己控制的地盤對工人階級進行極端殘酷的壓迫，不肯對工人階級作一丁點讓步;一旦工人運動影響了他的財政收入，就立即大開殺戒。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軍閥為了換取帝國主義的支持、保住地盤，要麼依附於這個帝國主義、要麼依附於那個帝國主義，吳佩孚也不例外。儘管他沒有像張作霖那樣依附於日本帝國主義(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時候，他還在宣講抗日主張)，但吳佩孚私下同英美等西方列強進行的交易也並不少，以換取英美洋行在其製造武器方面的支持……

　　吳佩孚的所作所為，或許的確不是為了謀私產、謀小妾，但他謀的是政治野心和個人抱負。為了實現這個抱負，不斷挑起內戰、爭奪地盤，使其治下倒斃於飢餓、疾病、戰亂的國人不計其數;他一面標榜“保護勞工”，一面又從不把勞動人民當人看，只是把勞工當作充盈財政、實現個人抱負的工具和牛馬。

　　晚年的吳佩孚為了東山再起，最終還是遮遮掩掩地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交易，對汪精衛的“和平救國”大加讚揚，這再次說明中國人民尋求解放的希望不可能寄托在吳佩孚這樣的軍閥身上，“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反動剝削階級“對內壓迫必然對外投降”

　　吳佩孚式的“愛國”，在今天的輿論場仍然很有市場，這是吳佩孚在今天被洗白的大背景，是值得我們警醒的。

　　2、知識分子必須與工農群眾相結合

　　一篇洗白軍閥的文章寫道，“1920年代的中國，流傳着一句話：“三個秀才攜手合作，可以統一中國!”“三個秀才”，一個是當時的湖南省長、前清舉人出身的趙恆惕，一個是當時的“廣東王”、前清秀才出身的陳炯明，還有一個就是同為前清秀才出身的吳佩孚。

　　對於殺人不眨眼的趙恆惕、炮轟孫中山總統府的劊子手陳炯明，要洗白並不容易;於是他們將洗白的對象轉向了“私德不錯”的吳佩孚身上。

　　吳佩孚出身於山東的一個商人家庭，14歲父親去世、家道中落，22歲參加科舉考試中了秀才;晚清統治的速朽，讓吳佩孚這樣的舊式知識分子失去了上升通道，於是轉而入伍，加入了淮軍聶士成部，輾轉成了北洋第三鎮曹錕部下的一名管帶，自此開啟了他的軍閥生涯。

　　如筆者上面所說，這樣的知識分子或許不謀“利”，謀的卻是“名”。在一個“萬家墨面沒蒿萊”的時代，吳佩孚對中國底層勞動人民的苦難沒有絲毫的同情，沒有“心事浩茫連廣宇”，有的只是個人的政治野心和抱負的實現。

　　相較之下，且不說受李大釗同志指派，到長辛店與窮苦工人打成一片的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就說大律師施洋，他同樣是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出身，原本有着頗豐的收入，行走於上層名流中間，卻最終走上了與吳佩孚截然相反的道路。

　　施洋生於湖北一個書香世家，18歲時考入鄖陽府立農業學堂學習蠶科;辛亥革命爆發後回鄉後創辦了國民學校和農務會，並分別擔任校長和會長。

　　由於目睹了廣大勞動人民所遭遇的苦難，同情廣大勞動人民深受剝削壓迫、毫無公平正義的悲慘境地，施洋毅然決定由學農轉為學法，立志維護勞苦大眾的切身利益，於1915年考入湖北法政專門學校學習法律，1917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後在武漢從事律師職業。

　　那時的施洋，身穿緞子馬褂、手拄文明拐杖，完全是一副豪紳闊佬的打扮。以至於1922年施洋入黨之時，惲代英等同志還疑心他是一個愛出風頭的政客。

　　其實，作為一名律師，施洋憑藉自己的職業身份、社會地位以及不菲收入，完全可以過上豐衣足食、無憂無慮的生活，但是他並沒有貪圖安逸和享樂，而是一心專注保障勞工人權，為廣大勞工伸張正義。不僅為勞工免費打官司，還把自己掙的錢全部無償接濟貧苦勞工、車馬夫們，以至於他的妻子時常埋怨，“你一個有名的律師為啥還這麼窮?”

　　五四運動爆發後，施洋不遺餘力地支持學生運動、開展救援活動、組織並援助工人鬥爭。

　　1921年底，已經接受共產主義的施洋在湖北發起“驅王(湖北督軍王占元)運動”，還專程跑到長沙，向搞過“驅張運動”的毛主席學習。當時尚未入黨、還保留着俠客氣息的施洋甚至拉着毛主席與辛亥革命元老孔庚一起義結金蘭，結拜為異性兄弟。

　　1923年2月15日、農曆的大年三十，共產黨員、武漢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施洋慘遭殺害。被捕前，他告訴妻子，“作為一個革命者，如果不和反動統治階級面對面打幾個回合，反動統治是不會垮台的，革命事業也不會成功，鬥爭總是要流血的。這沒有什麼可怕。不過，這些人為什麼流血，要一代一代地講下去，讓下一代都能繼承烈士的遺志，爭取革命最後勝利。”

　　1939年2月7日，毛主席在延安舉行的“二七”紀念大會上，一上來就回憶起了只比自己大四歲的“盟兄”、曾與自己並肩戰鬥的施洋烈士：

　　“在多少年前的二月七日，出了一件殺工人的事，那時很多共產黨員——我所認識的一個施洋同志，他是一個律師，專為工人利益辯護的，就是其中之一——被殺死了，許多工人被殺死了，殺人的頭子是哪一個?就是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要他出來當漢奸的吳佩孚……”

　　施洋律師和軍閥吳佩孚的例子充分說明，知識分子如果沒有了對勞動人民最起碼的“共情”能力，必然會淪為可恥的反動派或反動派的走狗。

　　3、林祥謙是打工人應當學習的楷模

　　樣板戲《紅燈記》的故事主人公李玉和就曾經參加過“二七大罷工”，李奶奶向小鐵梅講革命家史提到了這段歷史：

　　李奶奶：那時候，軍閥混戰天下大亂吶。後來，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鬧革命。民國12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在鄭州成立了總工會。洋鬼子走狗吳佩孚硬不讓成立。總工會一聲號令，全路的工人都罷了工。江岸一萬多工人都上大街遊行呀。就在那天晚上，天也是這麼黑，也是這麼冷。我惦記着你爺爺，坐也坐不穩，睡也睡不着。在燈底下縫補衣裳。一會兒。忽聽得有人敲門，他叫着“師娘，開門，您快開門”。我趕緊把門開開，啊，急急忙忙的走進一個人來。

　　鐵　梅：誰呀?

　　李奶奶：就是你爹。

　　鐵　梅：我爹?

　　李奶奶：嗯，就是你現在的爹，只見他渾身是傷。左手提着這盞號誌燈。



　　日本憲兵隊長鳩山邀請李玉和“赴宴”，就曾拿17年前在江岸的鐵路醫院給李玉和看過病的經歷“套近乎”，李玉和則回答說：

　　“那個時候，你是日本的闊大夫(實則可能為間諜)，我是中國的窮工人，你我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走的不是一條路。”



　　鳩山為了勸李玉和投降叛變，有一段非常經典的對話：

　　鳩　山：老朋友，我們所講的，只不過是一種信仰。其實呢，最高的信仰，只用兩個字便可包括。

　　李玉和：兩個字?

　　鳩　山：對。

　　李玉和：兩個什麼字啊?

　　鳩　山：“為我”。

　　李玉和：哦，為你!

　　鳩　山：不，為自己。

　　李玉和：“為自己”?

　　鳩　山：對。老朋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呀!

　　李玉和：怎麼?人不為己，還要天誅地滅?

　　鳩　山：這是做人的訣竅。我這裡鈔票大大的有，你會很快奔小康的，走上富裕之路的，美酒佳餚、美女統統的有……

　　李玉和：哎呀，鳩山先生，你這個訣竅對我來說，真好比：擀麵杖吹火，一竅不通!

　　最終，嚴詞拒絕了“為自己”的“最高信仰”的李玉和，為了億萬中國勞動人民的命運英勇就義。

　　林祥謙就是比藝術形象李玉和更加真實的英雄人物。

　　面對劊子手的威逼利誘，共產黨員、京漢鐵路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林祥謙毅然決然地回答：“血可流，頭可斷，而工不能復!”林祥謙被砍七刀後壯烈犧牲，年僅31歲。1923年4月，毛主席在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與工人代表開會時，專門介紹了林祥謙的事跡，說“林祥謙是個堅強的工人領袖，為了革命，犧牲了自己……”


　　如同那句“親不親，階級分”，《紅燈記》中有一句筆者非常喜歡的唱詞，“窮不幫窮誰照應，兩顆苦瓜一根藤。”林祥謙正是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映照了這句話。

　　1892年10月19日，林祥謙生於福建一個造船廠鍋爐工的家裡;14歲進入馬尾造船廠當學徒工、學習鉗工技術。在造船廠里，林祥謙性格耿直，多次與工頭發生衝突，並且敢於為工友打抱不平，因而被工頭懷恨在心遲遲不能轉正。

　　隨着洋務運動走向失敗，馬尾造船廠日益破敗，大批船廠失業工人拖家帶口，千里迢迢地來到漢口謀生，其中就有林祥謙。

　　儘管遠離家鄉，林祥謙卻以自己的品格和能力，因為常為工友打抱不平而在江岸工人中較高的聲望，成為福建幫口首領。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指出，所謂幫口，是一種會館式的組織，是下層社會群體“互相幫助尋找工作和別幫人爭奪工作的組織……這不僅是一種什麼地方主義，而且是極殘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種特殊的鬥爭方式。”單個工人是無法抗拒來自資本家及其他方面的壓迫和排擠的，因而工人的聯合與互助就成為自發的需求，幫口這種富有強烈地域特徵的工人結社就很自然地成為近代中國工人的互助團體形式。

　　1921年12月，隨着中共早期工人工作的開展，林祥謙很快就接受了共產主義理論，在黨組織的領導下，迅速把江岸工人俱樂部建立起來了。工人俱樂部成立後舉辦工人業餘夜校，組織工人學文化、學政治，同廠方進行交涉和鬥爭，取得了一定成果，影響越來越大，吸引着越來越多的工人加入。林祥謙也在艱苦的工作和激烈的鬥爭中，迅速成長為一名堅定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

　　1922年夏天，林祥謙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江岸工人俱樂部易名為江岸京漢鐵路工會，鬥爭性強、辦事公道的林祥謙當選為江岸分工會委員長;1923年2月7日深夜，在領導工人罷工的過程中，血灑江岸、英勇就義……

　　這樣的林祥謙同樣斷然拒絕了千百年來剝削階級灌輸的“為自己”的“最高信仰”，選擇了捨己為人、捨身取義;而市場經濟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卻已經將這個早已被新中國掃進歷史垃圾堆的“最高信仰”重新打包了回來，正在培養一個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給打工人灌輸進了“奮鬥成功學”的迷魂湯，讓打工人陷入單打獨鬥的困境、甚至自相殘殺(內卷)。

　　在這樣的情況下，林祥謙的事跡是應該被今天的打工人廣泛知曉的，這也是二七大罷工不該被遺忘的一個重要原因。歷史又到了轉折關頭，偉大的工人階級革命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