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七月，稍晚於福州隆武政權的建立，浙東魯王朱以海被張國維等人奉迎推舉，在紹興就任監國，是為魯監國政權。

魯王朱以海出任監國是在潞王朱常淓投降清朝後，浙東士大夫迫於清廷強制推行剃髮令而自發組織的抗清政權，

帶有很大的地區性特色。參與擁立魯王的張國維等官紳開始並不知道唐王朱聿鍵已經在福州繼統建立隆武政權，他們在擁立朱以海之後得知隆武政權的消息，立即陷入進退兩難境地。就親疏而言，唐王和魯王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後裔，在譜系上都與崇禎帝相距很遠；在擁立時間上，唐王隆武政權稍早與魯王監國政權，而且隆武政權已由監國稱帝；地域上，唐藩隆武政權得到了除浙東以外各地南明地方政權的承認，而魯監國政權只侷促於浙東一隅之地。

朱以海的出任監國是在當時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明第一代魯王朱檀，朱元璋第十子，封在山東兗州。其九世孫朱以派嗣封魯王，1642年清兵南下山東，攻破兗州，朱以派遇難。其弟朱以海也險些被殺，死裡逃生後襲封魯王，同年三月，大順軍攻克北京，進兵山東，朱以海南逃，弘光時寓居浙江台州。朱以海親身經歷了國破家亡，顛沛流離的患難生活，對清廷刻骨仇恨，在清兵侵入浙江時是以能夠堅持民族氣節，毅然肩負起抗清旗幟，但他過慣了腐朽荒淫的貴族生活，缺乏治國之才，又不肯放棄小朝廷的榮華富貴。政治上任用腐敗無能的皇親國戚，軍事上也不能有效地利用當地的兵力和財力。

如前所述，弘光朝廷覆滅，潞王朱常淓降清，使得南明帝系再次中斷，唐藩朱聿鍵，魯藩朱以海以遠系宗室先後被福建，浙東官紳將領擁戴繼統。這是在消息不靈的混亂狀態下出現的一國二主局面。不久，隨着情況的明朗化，唐藩朱聿鍵隆武朝廷以建立時間稍先，又得到其他各省南明地方政權的支持，使得魯監國政權就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如果魯監國退位歸藩則可以使得南明政權至少在名義上實現統一；然而朱以海一朝黃袍加體，要他再主動退位回歸寓公生活難免留戀難捨，而且擁立他的大臣們很多也不願放棄自己“定策”之功，擔心轉入隆武朝廷將不受重視。於是出現了唐，魯對峙局面，拖而不決。

九月，隆武帝派遣使者前往紹興頒詔，宣布兩家無分彼此，魯監國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擔任同等官職。對於是否承認隆武朝廷的正統地位，在魯監國大臣中出現了巨大分歧。有人主張開讀詔書贊成閩浙聯合，接受隆武朝廷的正統地位，以免浙東獨樹一幟，孤立無援。然而遭到大學士張國維等人的堅決反對。反對者中甚至有人主張“憑江數十萬眾，何難回戈相向”，意為不惜動武爭奪帝位。唐，魯爭立由是愈演愈烈。

隆武帝后來派使者攜帶白銀十萬兩前往浙東犒師，卻被魯監國部將殺死。魯監國政權中不少文官武將向隆武朝廷上疏效忠，隆武帝朱聿鍵也加意籠絡，給他們進官封爵。朱以海則針鋒相對採取挖牆腳措施報以顏色，他派人到福州“以公爵封芝龍兄弟”。隆武帝聞訊大怒，把來使囚禁起來。不久，又殺了魯監國所遣使者陳謙，陳謙與鄭芝龍關係密切，他的被殺引起了鄭芝龍的強烈不滿。由此可見，唐，魯爭立不僅是兩個南明政權的對立，而且在兩個政權內部也引起了嚴重紛爭，雖然唐，魯的共同敵人是清廷，但這兩個政權很大精力卻消耗在內部矛盾上。兩個政權的文官武將們的升遷甚至不是以抗清功績為據，而是被作為兩個朝廷相互拉攏挖牆腳的手段而封官許願。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組織有力的反清陣線。

魯監國堅持同隆武朝廷分庭抗禮，地理原因魯監國政權處在抗清前線，給福建提供了屏障，隆武朝廷的實權人物鄭芝龍對這種局面正中下懷，按兵不動有了藉口。(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