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憶：父親與“文革”

我是在恐懼中長大的。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患有“恐懼症”。即便在平靜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現沒來由的焦慮和緊張。但醫生沒有用“恐懼症”這個詞，說是“情緒低落”，或者“憂郁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懼症”。我堅信，只有這個詞，才更精確。

這一切是怎麽開始的？父親被人野蠻地捆走，捆他的繩子，不是一般的繩子，而是石匠擡石頭用的那種，碗口般粗。父親被人瘋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不是一般的棍子，而是石匠用的那種鋼釺。父親被人強按在地上批鬥，他膝下跪著的，不是一般的地面，而是一堆玻璃渣。父親膝下，血流如水。

這一切，就構成我最早的記憶。三歲，開始模糊記事的年齡。之後，恐懼伴隨我成長。總是在夜半時分，我被一陣低低的啜泣聲驚醒。不用說，又是母親竭盡控制的哭泣。透過紗布蚊帳，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見，地上卷曲著一個血迹斑斑的人形
。那是父親。母親正爲他敷藥療傷。作爲從正規院校學成的西醫，在那個小鎮成爲罕見，母親的醫術遠近聞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嫁給父親，爲父親屢創的傷口，不斷覆紗裹藥。

許多時候，我並沒有嚇哭，而是嚇得再一次沈睡過去。夢裏，反複上演一幅圖象，即便我醒後，仍然心有余悸：一條木船底朝天，倒懸于同樣是底朝天的河川，我頭朝下腳朝上，倒立于那木船上，木船首尾兩端起伏不定，將我劇烈顛簸，隨時似要掉落下去，我驚恐得喊起來......這個離奇的夢境，在我童年裏反複出現。我並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顛倒的圖像，究竟是什麽意義？

小鎮上靶子不多，每次開批鬥大會，身爲中學教師的父親，都是重點對象。原因很簡單，家庭成分劣等。中共建政後，祖父家因有十一畝薄田，而被劃爲“地主”。從此災厄不斷。我的二伯，即父親的二哥，畢業于黃埔軍校，曾任國民黨軍官，中共軍隊入川時，他放下武器，“和平起義”。初時，中共假意待他如上賓。然而，幾年後，中共搞“土改複查”，爲了湊夠鎮壓名額，二伯竟被算了進去，他被中共“鎮壓”了。槍聲響處，在他身後，留下孤兒寡母。他那最小的女兒，還在襁褓之中。

二伯死了，祖父祖母也先後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鍋，落到了我父親頭上，在其後的年代裏，他必須代之受過。每逢“邉印保�便被“揪”出來，遭到“殘酷鬥爭
，無情打擊。”

“文革”搞了幾年後，我得知，父親居然也入了派系，而且屬于“造反派”。小鎮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與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簡單說來，小鎮上的“
造反派”，就是反對當地“領導”的，與紅衛兵無關。而當地“領導”，在“文革
”中，如走馬燈似地換來換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學校黨委書記還是公社“革委會主任”，一上來，都宣稱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無産階級革命路線的。”一被打倒，又“老實交代”，被迫承認自己是“反對毛主席無産階級革命路線的
。”

父親雖然頭頂“造反派”的帽子，但我卻從未見過、也未聽說他動手打過任何人。倒是他動不動就寫大字報，與同事中的“保皇派”論戰，言必稱“毛主席說”。他仍然被別人批鬥，被別人毒打。誰叫他是“地主出身”呢！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剛剛過去，對父親的頻繁批鬥才稍稍止息。我那年僅三十四歲的母親，卻因長期置身恐怖、驚嚇、悲傷、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壓，積憂成疾，積勞成疾。身爲名醫，卻救治不了自己。母親身患絕症，驟然離世
。家中仿佛塌了天。

撇下四個孩子，我們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歲，最小的我，八歲。從此
，父親又當爹又當媽。不僅要劈柴做飯，還要縫衣衲鞋。而對于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開始。養豬，養雞，養蜜蜂，養兔子，捕魚，打蛇，砍柴……所有能稚�的手段，都用盡了，都曆練了。巴山淒冷，蜀水蒼涼。年複一年。沈重的勞役，艱難的生存。

這還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陰影，也覆蓋了我。“地主崽子！”從班主任牙縫間擠出來的這句毒性咒罵，至今轟鳴于我的腦際，也將轟鳴于我的一生。小學班主任，那個脊背彎駝的中年女人，面相凶惡，出言刻薄。彼時，我唯一的長物，是名列全班最優的學習成績。但只要我稍一得志，班主任便發動全班同學“孤立”我。

在我的身後，常常跟著起哄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隨著這類謾罵的，是無數紙團、樹枝、泥巴、石塊，雨點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沒命地逃跑。害怕上學，就常以逃學來躲避。我偶有反擊，就被告到班主任那裏。班主任當著全班的面，潑婦似地怒罵：“你一個地主崽子，竟敢打貧下中農的後代！”

父親得知，氣得嘴唇直抖。兒子受欺負，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還要難受。激憤之下
，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評理：“您說我那娃兒是地主？八、九歲的娃兒是地主？他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他剝削了哪個？連毛主席都不得說我娃兒是地主！”
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聲，不理。“文革”，父親受迫害。與此同時，整個小學階段
，我也跟著受迫害。恐怖的童年！

“文革”末期，我聽見父親教學生唱一首歌：“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標語口號似的歌詞，讓我覺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親又在小聲哼那首歌，我實在忍不住，大著膽子對父親說：“好什麽好？看把你打成那個樣子！”父親朝我投來狠狠的一瞥，那眼神裏有真正的責備，認爲我的話，簡直是大逆不道。但他並沒有說什麽，足見他也找不出什麽理由來說服我。

父親迷信“毛主席”，認爲什麽都是別人的錯，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 後期，乃至“文革”結束後許多年，父親都持這種固執。爲此，十多歲的我，常跟父親爭得面紅耳赤。這些爭論，大都發生在長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岖起伏的山路上
，我和父親，每隔幾周，就需翻山越嶺，從一個小鎮，徒步行走到另一個小鎮。一日跋涉幾十華裏。或者爲了捕魚稚�，或者爲了探望在另一個小鎮做工的姐姐或哥哥。

父親真正覺悟，是到了1989年。他的兒子，我，因呼喚民主而被共産黨投入大牢
。連親人探視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好幾次，父親背負沈重的行囊，輾轉萬裏，從四川老家，來到廣州，只巴望能看上兒子一眼。卻被公安局無情地拒之于門外。父親曾投宿于我留在中大的單身宿舍裏，無望地等著我“出來”。一個來月間，眼看著野蜂在那宿舍的窗下築了巢，兒子依然杳無音訊。我不能想象，望眼欲穿的父親，離開廣州時，是怎樣的老淚縱橫，步履踉跄。

我被關押一年後，沉沉黑獄中，突然收到一封來自女友的信。信中有關父親的幾句話，猛撞了我的心房。女友信中道：“陳伯伯想到廣州打工，養活你……被我勸阻了……”天啊！父親把我拉扯成人，曆盡多少艱辛，好不容易，才熬到我研究生畢業。我工作兩年，還沒來得及盡一份孝心。難道如今，還要六十多歲的老父，再來廣州賣苦力，養活我這個百無一用的囚徒？我緊攥著信紙，第一次，在看守所，忍不住大放悲聲。

出獄後，發現父親變了。再也沒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迹。父親完全看穿了共産黨的本質。他理解兒子，理解民主。對我的所思所爲，不僅沒有半點責備，而且毫無猶疑地，予以贊同和支持。

我熟知“文革”，對那個時期的主要事件和標語口號倒背如流，常常令長輩和同輩驚異。他們估算我的年齡，“文革”開始時，不足三歲，“文革”結束時，也才十三歲，何以竟能對“文革”了如指掌？殊不知，“三歲定終生”。“文革”于我，不僅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賦予深刻影響。不僅落下“恐懼症”，也催生遙遠的夢想
。以至于後來識破專制，追求民主，都溯源于“文革”時期的慘痛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