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自述】岁月流沙

https://www./gb/11/4/23/n3236476.htm

【按】

经历过“文革”全过程的人们，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这个名字可说是如雷贯耳，其名声响彻全中国。

近来阅读杨继绳的巨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2册），其脚注中有蒯大富的这篇自述。

网上找到了，一口气看完。

蒯大富文章的最后讲述了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想法，以及他对毛、周以及“中央文革”成员的一些看法。本人认为基本上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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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几段蒯大富文章结尾的几段：

【尘埃落定看文革】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他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一个就是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之前，已经把持了毛泽东不能容忍的那么大的权力，他们有时候反对毛泽东的决策主张也是很坚决，也很激烈的。比如彭真说姚文元的文章《海瑞罢官》，北京一个字不许发，那一个字不许发就是不许发。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更主要的在于，当时毛泽东提出来，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以后呢，又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他实际认为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与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们觉得毛泽东当时思想的精华就是这个，所以就死追这个。我大一的时候就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所以对此深有体会。我自认为对毛泽东的这条吃得很透了，坚决相信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一心想把共产党搞成清正廉洁的政府。

今天用“全盘否定文革”这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文革，这显然是不够科学的。这样一个伟大领袖发动领导的，八亿人口参加的，搞了十年的运动，一句话就全盘否定不符合事实。应该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扬弃的态度，应该否定的否定，不应该否定的就不能否定。文化革命的目的还是很真诚的，毛泽东的意思是想动员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不腐败。但是这个方式错了，所谓大民主的方式，没有法制的保障，不仅根本达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结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这两个极端，都不能长治久安。但是如果因为害怕暴民，就把“四大”这些大民主的手段全部否定掉，又不建立法制监督，那么人民就失去了监督政府的手段，像现在的情况，那就放任当官的腐败下去。为什么总会有突发性事件，就是人民失去了监督的权利。

没有力量能把共产党打垮，如果共产党将来垮台那一定是自己内部腐烂透顶，导致自己的灭亡。而当前这种严重的大面积腐败，恰恰就是不科学地全盘否定文化革命的后果，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反思。如果真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呢，文革中很多东西可以经过科学的改造加以利用，八亿人口，这么大的党，这么伟大的领袖，搞了十年时间，说这里面没有一点好东西，那是不对的。好多人怀念毛泽东，实际是怀念那个时代干部的廉洁，人民有说话的机会。现在几乎完全没有，最后导致邓玉娇把干部捅死了，或者通化钢厂的工人把一个领导打死了，这是很恶性的。由于缺乏渠道，要不就没地方说话，要不就恶性爆发。怎么能搞出一套让人民充分实行当家作主权利的、在法律保障下有序参加的，能监督公仆们让他没有可能腐败，而且让他腐败了以后能受到严厉惩罚，以至于他不敢腐败。这样一套制度的建立，就应当吸取文革正反两方面的东西，那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路。这是总结文革教训需要真正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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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年就想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一个长期的让政府不腐败的办法，就是能创造这么一种制度。但是，毛泽东理论上陷入了自己的悖论，他想创造这种全民的清正廉明的社会制度，而这种社会却维系在他的领导之下，一旦没有他的领导，这个制度也就不存在了。再有，他这个制度下面是极端的大民主，上层却是极端的集权专制，这两个极端存在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有时候也感到迷惘，或者说觉得毛泽东的做法有道理吗？因为毛泽东的理论再往前走，他本人也做不到了。他的理论是一种很不彻底的理论。比如说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为标准，那谁的反都应该可以造的啊。但我们那时反康生，后来也反陈伯达，他都不答应，更别说反林彪、反他本人了。这就是个悖论，就是对有的人可以造反，对有的人不能造反。他这个划分是以他自己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为标准。结果呢，真理是对别人的，而不是对自己的。当时我也很难理解这一点。

文革当中群众蜂拥而起，这个发动的深度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毛泽东这点上又有一大失误。你把群众从基层发动起来攻击政府，攻击党的各级干部，如果不在一个很严密的法制范围来控制的话，那肯定就会出现暴民政治。这实际上就和武斗一样，他搞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也就在这上面。

再者，毛泽东得罪的人，得罪的太多了。就是在文化革命当时，我们也感到很恐惧。心里也在想，主席怎么打倒这么多干部呀？几乎百分之九十，各省、各县都没什么好人了，简直太厉害了。如果这些人团结起来，向你反扑，你肯定挡不住。我们也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感到迷茫，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顺着他的这个路子走的。几乎毛泽东指到哪，我们就打到哪；我们打到哪，哪就垮了。为此我们曾经也特得意。

文革中，我们觉得全国这个力量对比，基本上我们这边的人，属于我这个观点和立场的，也就是比较符合文革思想主流的造反派，占三成，所以我们是光荣孤立；保守派能占到四、五成，保守派和我们差不多是五比三的势力对比；另外两成是出身不好的或逍遥派，就基本不参加运动了。当时我们也真感到心虚，有可能会失败。就是觉得我们能真正依靠的人太少了。尽管如此，我当时认为，即使毛主席领导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们也会跟着毛主席一起上山打游击。当时就有心理准备，觉得文革可能失败。当时在我们很猖狂的时候，心里也觉得没底。毛泽东当时依靠和信任的那一部分人，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打倒了。像我们这样的，应该说是他比较信任的，最后在其他势力的压迫下，他也不得不抛弃我们。我从1968年开始就这么理解，我们下台虽然是牺牲品，但是在右派压迫下，毛泽东没有办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样，毛泽东其实很欣赏他们，但是为了平息右派的愤怒，就把他们拿下了了。回头看自己这一生，是一种什么心境？我不为自己在那个历史环境下曾积极参与了文革这个“试验过程”而后悔，但是也深有忏悔，特别对于由于个人错误导致的损失而内疚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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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对此博文的留言者言之有物，而不是用一句或几句空话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其他情绪。

那除了表示自己的浅陋，而不能表达出什么来。

另外，重申一下，本人并非是“毛粉”。先说一下，免得误解！

对毛、对文革进行充分的研究，才不会重蹈覆辙。

目前中国的现状，正是对毛和文革研究和批判得不充分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