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媒體意見認為， 二零零五年在巴黎發生的暴亂已經創造歷史。依靠互聯網和手機短信， 反叛來自郊區， 下邊和外面。 它的發展沒有一個清楚的方向, 也沒有一個可看見的想法。 其實， 不只在法國， 現實里好城市的現代派夢想不過淪為加巨的社群疏遠。 我們現在需要的因此不應該僅是好的街道或公共交通工具， 更需要好的DJ， 社會DJ以求融合。

這是一個新的問題， 利茲·科恩提供了她的一份答應。 缺乏預先的汽車知識的她在亞利桑那一家汽車修理廠學習一年。 目標? 她要將一前東德Trabant轉形成一部美國的Chevrolet El Camino。 德國功能主義國民車變為美國墨族移民文化的低底盤兜風車。 與此同時， 藝術家也作着社會賦予她的主體“身份”的改造。每天， 她訓練她的身體， 準備實現修改象徵男權的汽車。

在原廢棄工廠舊址建起的新藝術展廳里， 利茲說， 她作為南美移民後代在美國長大， 有如轉化車一般的文化認知過程。 Bodywork的展廳本身， 汽車修理廠和體操室於一體， 我們進來不久很快也能同被感染。無疑， 最後的Trabant無論怎樣被改造， 當然不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El Camino， 因為Trabant的歷史總在那裡。 “轉形需要時間”， 她坦白地說。 然而， 正是這段認知並且再積極創造的過程的歷史才朔造了今天的她。 換個角度看， 有豐富經歷的改裝El Camino恰恰也更是對整體的社會貢獻。

經濟思想史上瑞典學派領袖人物之一的赫克歇爾(Eli Heckscher)是猶太人， 他的兒子Gunnar Heckscher按猶太律法則不是。 儘管不是， 處於當時的反猶社會環境下Gunnar對自身的猶太血統仍然接受困難。 於外表現在， Gunnar改換父親的政治顏色， 六十年代直做到瑞典右翼黨主席。 然而在一封私信中自陳， 雖然他不算是猶太人， 但仍完全不能從他的猶太背景中解放出來， 因為自身身份的正付定位的矛盾。 有意思的是，到第三代， 左右選擇再度轉換。 Sten Heckscher乃社會民主黨員， 在九十年代社民黨政府中出任工業部長。

飄洋過海闖新世界的人們隨身帶着箱子。 有人說， 那箱子是包袱。 又有人建議， 箱子裡裝着財富。 從利茲的世界走開， 不免想快些打開我的隨身箱看看， 或許在路上發現潛在的機會， 更新自己。

附：WIRED雜誌提供的技術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