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自由(中)

上帝为我开啟通向自由之门

到了一九八八年八月，终于等来了一封来自加拿大国家林业研究所的邀请信。信中说，第十届森林气象和林火会议，将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于渥太华举行。会议决定邀请金继忠和杨韵倩参加，并要求我们在会上作‘关于一九八七年大兴安岭特大林火气候背景和天气条件’的主旨演讲。邀请信还承诺提供参加会议所需经费。接到信件，我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我终于等到了再访加拿大的机会，而且是我与韵倩同时被邀；紧张的是我的计划，看来是天方夜谭的计划，终于要起动了，这是一条充满艰辛而危险的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漫漫长路。前途未卜，但只能在此一搏了！

奔向自由之路艰难跋涉

这年八月，正是小蕾高考发榜阶段，为了争取进入更好的学校，我找了我二姐夫的弟弟，在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当副系主任，最后，他好不容易弄来一个哈尔滨电工学院工业自动化专业的名额。如果我和韵倩要去加拿大，至少她还是有地方吃住，在这方面，少了一项担忧。

申请护照

接下来的准备工作却是漫长的，一是我们夫妻两人去加拿大参加国际会议，要逐级上报，逐级批准。从最低层我所工作的森林保护研究所往上有黑龙江林业科学院、黑龙江省林业总局、黑龙江省科委、黑龙江政府办公厅。我从一九八八年8月份起申请的提出，到最高一级领导批准，竟用了七个月时间，到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七日才最后获准，发给护照。此时，离我们出国日期只剩下二十天了，这二十天时间内还要送护照到北京，把护照送入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送入后还不知能否给签证。一路走下来，到处托人，求爷爷告奶奶，给各级领导机关办事人员叩头作揖、受尽屈辱。一个代表国家出席林火国际会议的科研人员，在国外都被称为 “科学家” ，人们可曾想到，他们却要在中国经历这么一种磨难才可以出国的！

三篇英文论文

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是为参加会议准备论文。接到会议邀请信时，除了主旨演讲的内容已确定外，还没想好写哪些方面的论文。之后，我和韵倩商议，决定向大会提交三篇论文。它们是《一九八七年中国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气候背景和天气条件》、《森林可燃物含水量在白天各时段中的订正》和《利用遥感图像对一九八七年大兴安岭特大林火的监视和火后调查》。

三篇文章从收集资料、分析、撰写到译成英文稿，要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底参加会议出发前，七个月内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我调动了所有可能帮助我的人，一个在大兴安岭防火办的朋友，他曾在加拿大援助中国建立大兴安岭林火管理中心时做过中加之间的英文翻译，请他担任最后一篇论文翻译。韵倩作为《一九八七年中国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气候背景和天气条件》主要作者，写了三分之二的论文，我写了三分之一，并负责译成英文。在最后的七个月中，除了要赶写和翻译论文之外，作为研究室主任，还有日常的科研活动、行政事务要处理，并装着出国回来还要给所里干一辈子的样子，把这次两人出国，当做好象一次出差任务一样。有二个月时间，我干脆在所内办公室住着，趁晚上安静，埋头撰写和翻译论文。

计划初抵加拿大的生活安排

我必须在出发到加拿大前几个月，就安排好到加拿大后最初几周以至几个月的生活。我去信Els那里，落实了抵加的头几天就住在她家，距渥太华还有二百多公里，但靠近国家林业研究所所址附近地区，以便到那里后，还有时间为参加会议作最后的准备。我去信Jim Harrington博士，一个从事气象的研究科学家，在我第一次访加时就认识，以后成了好朋友，还到他家和他的别墅住过好几次。他也是会议的参加者，也要到两百公里外的渥太华开会。我们在信中谈好坐他的车，一起去渥太华，并且住在他太太在渥太华的家。这些后来的安排对我们十分重要，可以在抵达加拿大的头几周生活有了落实，尽可能地省下了大量的开支，这在当时几乎身无分文的我们，有了最初的生存可能保障。

但是这两处安排，仅解决了我抵加后，最初二十多天的食宿。在参加了会议之后，理应尽速返回中国，最多再多逗留几天，作一些观光旅游。为了尽可能多的延长时间，在加拿大找机会留下来，我必须找到另一个借口，合理合法地留在加拿大。于是，我与大湖林业中心的研究室主任Brian Stocks，一位在第一次访加时就认得的林火研究科学家，进行了联系。

大湖林业中心在Sault Ste. Marie，位于五大湖之一的苏必利湖畔，在我于一九八六到一九八八年初做访问学者时，先后在大湖林业中心，学习进修了半年之久，并多次参加了他们森林处方火烧的野外工作。想不到的是，后来定居加拿大，Sault Ste. Marie成了我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我写信给Brian Stocks，他同意我与韵倩在那里再访问逗留三个月，并且，事先还帮我还联系好了住处，安排在技术员Tom Blake 家，当时他还是一个独身，有一幢较小的住房。我们在Sault Ste Marie逗留期间，将暂住他的家里。

政治避难作为一个选项

在加拿大这一边，齐放实际为我做了许多访加前的准备工作，他和Golden Ramsey 一直保持联系，当得知有国际会议之后，又与会议主席Mike Flannigan 联系，并提出要在邀请信上写明加方提供参加会议的经费，而实际上私下达成一致，加方仅提供五百加元的补助，其它一切费用，包括二人来回机票、抵达后的食宿和饮食，都由我们自行解决。但信上写明的却是提供参加会议的费用，这是给国内领导看的，他们以为既然加方提供如此优厚条件，我方几乎不花分文，于是所内和院里的党委，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我们出国。在一次全体林科院职工大会上，院长还在讲话上提到，金继忠和杨韵倩夫妇主动展开对外学术交流，受到加拿大一个国际会议的邀请，我们支持这样的交流，希望全院同志，多多想办法开展这方面活动，活跃学术领域的国际交流。

但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即使到了加拿大，如何留下来，而又有合法身份，这个问题，可能从一开始就会困扰我们。这时侯，远在加拿大的齐放在给我落实参加国际会议邀请的同时，一直也为我们思考着这个问题。一九八八年年末隆冬时节，他通过在香港的三姐，给我带了一封信，三姐就把信交给了他儿子王奕，王奕正要带一帮女同学来北京、哈尔滨旅游，我出差去了北京，还接了他。记得当时北京旅馆难找，出租车把我们拉到北京南郊的小旅馆，王奕把信交给了我，王奕并不知道信的内容。等到王奕睡觉后，我打开信一看，不禁使我大大地吃了一惊，信中着重谈了我们到加拿大后，为永久留下而作的各种选择，其中，也就是在万不得已时，要我们选择政治避难。

这封信如不小心落在安全人员手中，不仅王奕（那时虽已是香港的永久居民），而主要是给我会带来不可估量的麻烦，我至少将不可避免的会有牢狱之灾，刑期可能会很长，一旦入狱，无论外面形势如何变化，很少再有机会对已判的囚犯给予豁免，更不用说无罪释放，所以，我看完信后，也不跟王奕说什么，就把信消毁了。王奕回到香港后，对她妈妈说信已亲手交给舅舅了，而他直到今天，还不知信的内容。

无论是以何种方式移民，非法的还是合法的，政治避难还是其它既不得罪中共，又能以人道的原因留在加拿大，都还在不定之天，实际上是没法在中国作出决定的。但是，不管前途是多么艰险和捉摸不定，我奔向自由的决心，已经是越来越不可动摇的了！

女儿找人托管

一九八八年十月韵倩的母亲在哈尔滨呆了两年之后，要回上海去了，她在两年中对我们的照顾真是终身难忘，特别是对小蕾的爱。最后，走前还为小蕾支付了部分大学自费的学费，临走前韵倩向她透露了我们去加拿大后想定居加拿大的打算，以及对小蕾今后的安排。我护送她回上海，在长达近四十小时的火车旅程中，她几次问我去加拿大的事，我都以其他借口敷言过去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守口如瓶的一件事，因为这毕竟涉及我的生死存亡。

最后，要落实到小蕾处，其时，她才十八岁，既单纯又反叛，是女孩子一生中最危险的年龄，也是最需要家长细心照顾、精心教育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离开她，确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但为了我们一家人能在自由的国度里生活，为了小蕾将来有更好的发展环境，作这种牺牲还是值得的。我二姐夫的弟弟，比我年龄稍小，和他妻子在哈尔滨某学院分别任副系主任和实验中心主任。一九八八年底时，我向他们提出了我去加拿大后的计划，委托他们代为看管小蕾，他们欣然接受。我说可能我们这一去就不回了，直到小蕾也能获准去加。实际上，我们当时想该是一去不返了。我们把我们的家用电器和家俱，也找他们代为保管，如果不回就送给他们用了。我现在要感谢这对夫妇对小蕾的无微不至的关爱，由于他们的照顾，小蕾得以两年后顺利地来来到加拿大与我们团聚。

通过六道审批终于拿到护照

经过长达七个多月、六道审批关口之后，我们两人的护照终于在一九八九年3月十七日发放了，接下来就要持加方发来的邀请信和护照去北京加拿大驻中国的大使馆取得签证。由于时间紧迫，这本来是由黑龙江外事办驻京办事处办理的事，还是由韵倩亲自把护照送往北京，再由驻京办送加使馆，韵倩先于三月十八日去京，送了护照后，马上回哈尔滨，做离别中国前的最后准备。然后马不停蹄地于四月一日再去上海，与家人告别，并在上海买些相应的生活用品并添置适当的衣物，然后，再去广州同我会合，乘香港-温哥华-多伦多-渥太华的航班。这航班选择和购票都是齐放在加拿大给我办的，以加拿大会议的名义，把机票寄到了上海，并来电哈尔滨，通知了我们，航班日期订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九日。

等韵倩去北京送护照一走，我也开始了临行前作会议的最后准备，把三篇英文论文最后定稿。那时，还很少有现在的英文文字处理器，像Microsoft Word，既能拼音纠错，又能改正确语法，而英文打印的字符和格式也没有一定的标准，编辑定稿花了大量的时间，而始终有许多错误。此外，三篇中有两篇论文是在会议上以张贴形式发表的，张贴用的大量图表和文字叙述又花了许多时间，勉勉强强总算在临行前完成了三篇文稿。

行前同领导告别都很随便，给人的印象是，开十几天会后就会回来的。在这之前，我已有二次出国和二次按时返回的信誉，所以，人们根本没有丝毫怀疑，我会就此一去不返了。

三月三十日，我乘18次特快去京，韵倩和小蕾以及二姐夫的弟弟和弟媳来车站送行，小蕾很轻松地和我告别，虽然，我们告诉她，此去不一定再回来，能见到她可能会在几年后的加拿大，她似乎并不相信此事是认真的，对我们去留好象无所谓。

离登机前五天终获签证

在去京的途中，路过天津，在我二姐处逗留了一个晚上，就是她的儿子齐放在加拿大，为我们到达加拿大后做了许多准备。我和二姐的感情很深，共同经历过许多苦难，由于解放前她参加过一个体育俱乐部，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打成美国特务。后来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我正好在天津，曾同她一家度过震后地狱般生活的二个多月。我们依依惜别，此一别直到一九九四年在加拿大才见面。一九九九年年末，她走完了多灾多难而又幸福的人生历程，完成了从共产党员向基督教徒转变的一生。

到达北京已是四月一日，距从香港起飞的班机，还有一个星期时间，而此时签证还没到手。由于已向加拿大使馆递交了护照，只能由黑龙江外事外驻京办事处的人去取，这帮人根本不关心你是否紧急，巴不得签证办不成，你加拿大之行去不了才好。时逢加拿大（西方）的复活节长假，签证也就停办，真是把人急死了，只能听天由命！而如果四月九日赶不到香港，所有一切努力和计划都将化为乌有了。

上帝保佑，四月四日早晨，我终于从驻京办人员手中，拿到了二人的护照和签证，高兴的心情无法形容。原计划我还要去上海与父亲告别，因时间实在不容许只能放弃了。当天马上去车站买了晚上发往去广州的火车票，乘卧铺是不可能了，即使坐着去广州，也已是万幸了。去北京车站，齐放妻子的兄嫂为我送行，两年后，俩口子分别去了加拿大和美国，却由于一方既不能得到美国的签证，而另一方又不能得到加拿大签证，只能又同时回国。

那时通讯用长途电话根本不可能，家庭没有私人电话，个人更没有手机，唯一的联系方式只能靠电报。在离京前，我给在上海的韵倩发电报告诉签证已到，请她于四日动身在6日前到广州，在林业招待所会合。我亦在6日到了广州。广州给我印象极差，不仅喧闹，对外地人歧视，而且犯罪率高，在到达后第一天就被人割了提包，令我十分沮丧。好不容易在林业招待所等到了韵倩，我们在招待所住了一夜，准备次日乘广州到深圳的火车，从罗湖过关到香港三姐家住几天，再搭机去加拿大。事情似乎离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

深圳出境被阻

第二天即四月七日，我们带了二大箱行李、随身背包及有轮的拖包若干，艰难地登上广州—深圳的火车。中午时，抵达邻近罗湖的火车站，没顾得上吃饭，就直奔罗湖海关。我们排着长队到达边防检查口，颇为紧张地提交了护照、及由香港登机的机票，不料边防检查人员示意要我们出列，等我们走出队伍，对我们说，你们没有去香港的签证，不能进入香港。一九八九年的香港还属于在英国管辖下的殖民地，要去香港，就得要英国发放的签证。在广州有英国的总领事馆可以办理签证，但短短一二天时间是绝对办不成的，更何况是否能拿得到签证，还是个问题。我说，“可我们有从香港机场起飞的机票，还不能过港乘机吗？”回答还是不行。一时间，我们差点要崩溃，又一次面临绝境，这使得我们七个月的努力，下半生改变命运的企图将要前功尽弃了！

三姐自香港来救急

去香港唯一的可能就是从广州飞到香港机场，因为属于机场区域，不入境香港。可飞经“境外”的香港，这不需要签证，但是机票须用外汇购买，我们根本就没有外汇。这时，已是下午二点钟左右，就在附近一小店内打长途电话给三姐，打到她工作处，三姐接到电话后，二话没说，就直奔深圳而来，仅是随手买了些点心带上，等我们在深圳站接到她时，已是下午四点，立即乘当日的火车又回到了广州，以便赶上第二天一早在广州民航售票处，买到再下一天即四月九日去香港的机票，以便九日准时乘坐从香港飞往加拿大的班机。

几乎一整天未进饮食，我们饿坏了，韵倩还能忍，我却在三姐面前大口的吃起她带来的点心，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美味的点心，大概吃相也是一生中最难看的一次吧。傍晚到达广州后，三姐又请我们到中国大酒店吃了一顿晚饭，花了一百多元，相当于我当时半个月的工资。当晚我们就住在民航售票处楼上的招待所，因为客满只能睡走廊，好在第二天一大清早就要排队买票，就这样在噪杂、脏乱的走廊里，我们三人象难民一样蜷缩着过了一夜。

四月八日一大早，我在广州民航售票处排了第一名，顺利地买到了四月九日上午三张广州-香港的机票，三姐不但出了机票钱，还为我们在白云宾馆订了房间，让我们好好休息，在祖国大陆渡过最后的一夜。

广州候机室最后的挣扎

一九八九年的广州机场实际上小得可怜，同几百万人的城市规模根本不相称。四月九日清晨飞往香港的候机室早早被旅客挤得水泄不通。送行者和登机的旅客挤在候机室内，直到放客上机。候机室出口又没有登机桥连接飞机，一出候机室还要在平地上跑上数百米，才由舷梯登机。

那天在最后出中国国境前，我因为在拥挤中，在穿越检票的过道时，说了一句，“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放，害得大家挤成这样”，结果有两三个工作人员，对我吼叫起来，做出一付不让我走的样子。我见状，连忙作赔礼道歉状，生怕最后关头耽误了出境。当时，三姐在一旁气得要命，但只能逆来顺受着。此时，有一帮人马簇拥着一位高官，前呼后拥，拼命往前挤，人们看到这人多势众的一帮人，虽然怒目相视，但却不敢抗议，只能让他们在自己前强行挤了过去。

好不容易挤过了检票口，一行人都以近似百米冲刺的速度，向停机坪奔去。此时，三姐气愤至极，要把已挤坏的二轮载行李小车扔掉，韵倩觉得还能带着用，两人一个要扔，一个要拿，发生了拉据的一幕。三姐说，‘把它扔了，表示对共产党的不满’。最终，还是坚决地把它扔掉了。

飞机离地的瞬间

飞机终于带着我们起飞了，在飞机轮子离开地面的那一刻，坐在我右边的三姐，用左手紧紧地拉着我的右手，我们终于走成了。祖国啊！不是我不爱你，是你不爱我啊！记得一九八五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曾批判过剧作家白桦的一部电影《苦恋》，就曾说过类似的话，“是我要爱祖国，祖国却不爱我”。自从我一九六三年大学毕业后，一直是忠心耿耿地做着工作，从来就不知道偷奸耍滑，说自己想说的大实话，虽然不是全对，却是诚实的。我不拉帮结派，不趋炎附势，同情弱者，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社会上尤其是官场上的种种丑闻，我深恶痛绝。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批斗、殴打、游街和劳改。文革后，一度平反，以为从此就能够走上事业发展的道路，不料，由于某些人妒贤嫉能，遭到一些在学术上有权势者的封杀，在我这次临走前，连象样的课题都没得到，韵倩跟着我受到牵连，最后连高级职称都没让参加评选。这一幕幕、这一桩桩事，使我万念俱灰。祖国啊，党啊！对不起了，我不得不走了！

大陆香港二重天

飞机很快降落在香港九龙机场，飞机几乎在高楼群之间穿行下降，高楼林立是香港的一大特色。我没有感窒息，我这一次呼吸到的是自由世界的空气。一出国环境什么都变了，机场设施、交通道路、服务态度、人们素质等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变得人人文明礼貌，处处秩序井然，与国内形成鲜明的对照。为什么两种制度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差别？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虽然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每年GDP都以两位数字百分比在增长，但这“改革开放”的成果究竟谁在分享着？国内贫富悬殊越来越大，贫富分化严重，官民冲突不止，群体事件此起彼伏,城乡差别越来越不平衡，竭泽而渔式的开发，资源遭到破坏，环境尤其是空气严重污染，以后的几代人将为今天的“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不是民选的政府，政府不受民众监督，成了钱权交易的平台和腐败的温床。中国的体制是共产党一党独大，无人能就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挑战共产党，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哪里？香港回归二十年了，至今，还没兑现直选的承诺。我找不到答案。而国内连讨论这样的问题都是禁止的，我们只能等待历史的裁决！

依依惜别親爱的三姐

三姐就要离开我们了，我们是“过境”，没有签证不能出香港机场。同三姐告别的那瞬间，我想了很多，三姐对我们兄弟姐妹的关心帮助真是数不胜数。她在当时，还属移民香港的初期，生活比较艰苦，自己又找不到专业工作（在大陆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从事属于前沿的激光方面的研究开发），还要提供自己两个孩子上大学和中学。但当你需要时，她会尽其所有（金钱和精力）去帮助你，她是我们这次出走国外的导演，又是我们经济和道义上坚强的后盾。三姐临走前要我们好好放松一下，浏览一下机场琳琅满目的商店，并要我们到达加拿大后，尽快与她联系。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直到淹没在茫茫人群中，我心中充满了无比的酸楚。

在机场内，虽然离登机还有很长时间，但我们都无心闲逛商店，更没有舍得花一分钱，去机场的快餐店买一份午饭，三姐给我们留下的港币，紧紧摞在手上，以后还有许多地方要花钱呢。上飞机已是下午三点多了，登机后被告之，因飞机有机械故障待修，我们在机上又等了二个多小时，飞机才开始滑行在跑道上，飞机在加速加速终于飞上了蓝天。至此，我们实现了计划中的第一阶段，离开了祖国。我们急切地等待着机上提供的晚餐，因为又有近十二小时没有进餐了，实在是饥饿至极了。

飞机经过近十二小时的飞行，在当地时间四月九日中午时分，降落在温哥华机场，对韵倩来说，是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在机上一夜似睡非睡，但到温哥华还是相当兴奋。办了入关手续，也不敢出机场，就在机场内等候下一个去多伦多的班机。温哥华到多伦多飞行了五个多小时，抵达时已是晚上九点了（有三小时时差）。虽然已是四月九日，天空竟下起了鹅毛大雪，我们感到十分茫然，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命运在等待我们。心理上的担忧，加上近二十小时飞行而引起的疲倦，两人变得十分萎靡。最后的航程是多伦多到渥太华，一个多小时飞行中我们俩竟然乎乎地睡着了。飞机降落时，轮子着地震动的一刻，我们醒了，那时已近午夜十二点了。

重返加拿大,林火和气象会议会议前前后后

Els和她的丈夫在渥太华机场迎接了我们，车子开了两个多小时，到Chalk river她的住所，我们就在那儿住下。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中，会见了许多老朋友，都是在我前二次访问时结识的。有Golden Ramsey，Peter Kourtz，Jim Harrington，Susan Yatabe，以及原子能研究所的尹世泽博士。剩下时间我还在Petawawa国家林业研究所，就三篇英文论文的稿子，作最后的润色。所里派了一位秘书，帮助我改错，改文件格式，以及打印完整版的文稿。韵倩跟着我进行各种社交活动，虽然，我们还不太适应，但都受到了十分热情和友好的接待。在国内为出席这次代表中国林火科研的国际会议，好象完全是个人行为，一路上走来，困难重重，孤立无援，从论文的准备到护照的层层批准，历尽了磨难。到了加拿大，则一路绿灯，大家都在帮助你，把开会前的准备做好，一方面是大家把我们看作代表中国第一次参加林火国际会议，寄予厚望，尤其是中国一九八七年才经历过一场烧毁原始森林面积达一百二十万公顷的特大林火，都想知道这样林火的起因、气候背景、天气条件、林火后的损失估计；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自共产党中国而夫妇二人同时出席会议，充满了好奇和疑虑。

一星期后，Jim Harrington开车带着我们又到了渥太华，住在他妻子Kathleen家里，趁会议开始前几天，他带我们游览了渥太华，但是，我们都无心欣赏美景，一心想着开会和会上作主题演讲的事，所以，当时的情景，现在的记忆已变得依稀了。但四月十日那天，偶然从电视新闻中传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以及其后几天在北京有日益发展的悼念活动。电视台报导似乎强调这些活动正在造成北京政府的麻烦。

胡耀邦是在一九八六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而下台的，赵紫阳接过这个位子，直到一九八九年春天安门事件，被指控对外（指对戈尔巴乔夫）泄漏党和国家机密，成为又一个下台的总书记。实际上二人都是最高权力机关和党内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人民对党和政府不满，却没有发泄的地方，只能借助胡耀邦逝后的“合法”悼念活动，进行变相的游行示威，以抗议当局的政策，以后事件迅速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到党和各级政府各个层面。此时共产党到了亡党的边缘，为此造成了举世震惊的天安门广场及其四周地区开枪大量伤亡事件。由于我们在Kathleen家作客，没有连续关注事态发展，而这时，还只是事件的开端，并未引起我太多的关注。

第十届林火和森林气象会议正式开幕

四月十九日第十届林火和森林气象会议正式开始，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这以前的几届都是由美国和加拿大轮流主办，也是当时国际上仅有的林火和气象国际会议，直到九十年代后，才有许多其它林火会议在欧洲和澳洲召开。因此，当时这个会议称得上是顶尖的林火学术会议。

会议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大会主题演讲，安排由我进行，我从来没有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过演讲，更不用说用英文演讲，其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了。韵倩在台下帮助我打幻灯，我们早已把必须展示的图表数据制作成胶片，以便在投影机上放送。给我的时间是半小时，其中十五分钟演讲，十五分钟听众提问和我回答。上了台，为了镇静自己，先放了几张大兴安岭美丽景色的照片，接着我来了一点幽默，说中国的林业部付部长，因为这场特大火灾而撤职，而黑龙江的对岸，虽然火情比中国还严重，火烧面积比中国还要大，却没有一个俄国林业部长因此而下台的，显然，俄国人比我们幸运得多了，引起台下一阵哄笑。但是，毕竟我没有经验，演讲中罗列了过多数据细节，却没有把握时间，把整个报告的重点突出，很快15分钟过去了。主持人没有打断我，到了二十分钟时，主持人第一次打断我发言，要我注意已过了时间，等到第三次也就是三十分钟到的时刻，主持人很客气的说，对不起，时间已到，因为会后许多人还要赶飞机，不得不中断你的演说。随即会上响起了掌声，不知是为我发言鼓掌，还是为会议终于结束而鼓掌。此时，我真想找一个地洞专进去，太不好意思了。我悻悻地下了台，有几个人还对我的演讲表示祝贺，大概出于礼貌和友好的表示吧。

会议期间，还会见了一些朋友，其中安大略省林火与航空管理中心的Dick White，作为加拿大援助大兴安岭林区建立林火管理中心的专家，来过中国多次，在后来我合法留在加拿大后，是他给了我第一份正式工作。我们还出席了在国家展览馆举行的会议正式宴会，比较隆重。我记得有一个美国人同我攀谈，他第一句话就说，他很像美国总统老布什。我们也在会上认识了Tim Lynham的妻子，看上去十分漂亮的Kathie。后来在一九九八年初，还收养了一个可爱的中国女孩，起一个英文名字叫Peri，我们同他们保持非常好的个人关系，Tim后来几乎为我们二人成功地介绍了许多的工作。可是，他们夫妻俩人最后还是以分手告终，这是二零零八年的事了。

会议结束后，Jim Harrington和 Kathleen又请我们到渥太华河对岸的 Hall 市的Gatineau 国家公园去玩。在附近的小饭店吃的午饭，记得当时还点了饭后的甜食，有一种叫奶酪蛋糕(Cheese cake)，我对Jim说，这是我们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吃这种奶酪蛋糕吧。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因为当移民成功后，总是买这种蛋糕，并向人们重复着这个故事，不同的是结局是我们从此可以无数次地品尝这美味的奶酪蛋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