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父亲写的他的部分下乡经历：

1969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被通知到校本部革委会某一办公室报道。一位中层干部命我于3月18日随革命慰问团去嵊县山区一个公社，自带衣被、生活用品。我心想他们是革命造反派，而我是“牛鬼蛇神”，因此问了一句：“我去做什么？”这位干部瞪着眼睛，厉声吼道：“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我逆来顺受，心中好不懊恼。回家后，一位友好的年轻邻居却向我祝贺，他说：“等你回杭，你就可被解放了。”我将信将疑。

3月18日一早我随着慰问团乘校车出发，下午才到嵊县县城。我们在街上走动时都排着队，为首的毕恭毕敬地双手捧着毛主席像的镜框，放在胸腹前。我尾随在众人之后。到了一个不知什么机关，来到一间空屋中，大家站着面对正中墙上悬挂着的毛主席像报道。先是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然后，领队的叫大家把《语录》翻到第几页、第几段，一齐朗读。读过几段后，最后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种仪式当时已成为常规。第二天上午，我随众人来到一宽敞的会议室，慰问团成员围着长长的会议桌，领导部署当天和次日上山后要做的工作。我不知该坐何处为妥，于是就尴尬地在靠墙边的椅子上坐下。半响，那位年轻的工宣队领导才发现我坐在边上，他大概认为他们讨论的事情不该让我这个“反动”人物知道，和旁边的校干部耳语了几句，由后者传言我自回宿舍去好了。我当即离开会场。

浙江3月里的天气乍暖还寒，西南风吹来热得可穿单衣，北方冷空气南下，又可以“春寒冻死老黄牛”。我到嵊县的那天，领导拉长着脸对我说：“上山后还要走好几里山路才到目的地，你带了那么大一包行李，自己能背得动吗？”听他这么说，我想糟了！我已年逾半百，平时缺乏锻炼，在平地上空手走路，走多了尚且要气喘，明天要自己搬着行李走山路，那怎么行？此事使我发愁。正好此日天气忽然转暖，我从会议室退出来时，在阳光下走着觉得好热，穿着毛线衣直出汗呢。我暗自高兴，天气转暖了，算来已是春分时节，清明在望，杨柳已绿，该是冬尽春来的时候了。于是我决定把好些冬衣和一条打算做垫褥的军毯，打成一大包送邮局寄回家去，以便尽量减轻明日走山路时的负担。次日天明，先乘汽车上山，只见天上风起云涌，稍觉微凉。到了山上，出乎我的意料，大队里早派有运送行李的手推车在路边等候。我们这些人便空手步行到王院大队。停下来后，渐渐觉得越来越冷。晚上，我和革命群众同住一户贫下中农的一间空房内，地上铺着稻草。此室虽有窗框，却无窗子，睡在室内无异于睡在半露天。半夜下起雨来，冷风飕飕，寒气逼人。我只有一条不太厚的棉被，把所有带来的衣服，包括雨衣，全部穿在身上，还是堕指无温。熬到天明起身，到溪滩边洗漱。溪水看来很壮观，受到巨石阻挡时，泛起白浪，发出美妙的天然音乐，可是用来洗脸、漱口，冰凉彻骨，手指、牙齿冷得作痛。一连10多天，天天阴沉沉的。到清明那天老爷雅兴大发，还从空中撒下雪花，真是“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农民家里，晚上在地炉里烧着手指样粗细的树枝，围炉取暖。老太太们手抱小手炉，脚踏铜脚炉。而我身上内无棉毛衫，外无棉袄或大衣，成天缩缩瑟瑟。后来，总算有人动了恻隐之心，给我向当地卫生所借了一件棉毛衫御寒，才挨过了这山里的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