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工厂通讯来自一位主动放弃大学文凭，进厂融入工人阶级两年多的同志，他在文中所揭露的诸多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他所在的工厂是位于华中某省会城市的一家外资垄断企业，能够凭借垄断地位攫取超额利润，在十年前就开出高于一般水平的工资来收买本地老员工，使他们能在市区买房。现实有力地证明了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中的论点：工人虽不能凭借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屋而变成资本家，但仍然会因此丧失其无产者的性质，变成对资产阶级没有威胁的恭顺的奴仆，彻头彻尾浸透了奴隶的精神。有房产，高收入的本地老员工，实际上已经成了工人贵族，成了资本家统治工人群众的工具和支柱，成了工厂里的少数管理者、监工、技工。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这些小资产者总是比工人更积极活跃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善于利用工人群众的情绪主动挑起罢工、组成工联，以此为要挟跟老板讨价还价，但同时又最先对资产阶级妥协投降，为一己私利出卖工人群众。在这里，阶级矛盾以地域矛盾、城乡矛盾（在国际范围内则是民族矛盾）、脑体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对无产阶级群众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把这些工人贵族当成自己人，把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当成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当这家外企因经济危机和其他资本的竞争而部分地（不是全部）失去市场订单时，其垄断地位就开始被逐步打破，像原来那样收买工人贵族的条件也就不能再维持下去，员工中无产阶级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资本主义危机日益加剧的趋势同样体现在破产的小资产阶级越来越多，如失业的白领，大学生，监工，技工，小店主等，他们同时带着反动偏见和教育因素跌落到工人中间。从小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各种半无产者也越来越多：有些人一年中的一半时间不得不作为雇佣工人劳动，另一半时间出厂务农、做小生意或做脑力工作和技术活；有些虽然自己是工人，但家庭成员和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仍然属于小资产阶级；还有些则是和前两者地位相当的生活艰辛困苦的贫农和服务员、外卖员、小店员、熟手散工等等城市贫民。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同盟军，两者之和占人口多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机会主义者们不仅否认自己像寄生虫一样从无产阶级身上分享了超额剩余价值的油水以维持小资产阶级地位，同时也掩盖人数众多的半无产阶级的存在和重要意义，在各种统计数据和分析中模糊小资产者、半无产者和无产阶级的界限，把他们混为一谈，进而用民主主义保护资本主义免受无产阶级革命的攻击。

阶级社会中，每个人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统治着全社会的资产阶级占有了精神生产资料，必然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灌输到所有人头脑当中，但无产阶级、半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因其经济地位有本质区别，所以阶级本能不同，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支配的程度不同，在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摆脱落后思想和接受社会主义的难度也有本质不同。真正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最易于牢固地认同马列毛主义，在斗争中成为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而一只脚站在无产阶级这边的半无产者则更容易动摇和思想混乱，只能跟随在先锋队后面前进。小资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中间等级或中产阶级，其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他们本能地抗拒马克思主义，喜欢伪装成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总是自相矛盾；行动上则缺乏一贯的路线和长远的战略计划，永远摇摆于两大阶级之间，谁力量更强大就更倾向于谁，哪个阶级掌握政权就为哪个阶级服务。所以，在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能够团结和领导的只有半无产阶级，而对小资产阶级只能是争取中立，用斗争迫使他们不要倒向资产阶级，当他们倒向无产阶级时则做出相应程度的让步。要想让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改造，那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才有可能。民主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只具有反革命的意义，小资产阶级也绝不是革命阶级。那些欺骗无产阶级跟小资产阶级讲团结的机会主义者，不是对马列毛主义基本原理无知透顶，就是想利用无产阶级为小资产阶级充当炮灰，乃至以小资产者为中介桥梁和傀儡，诱骗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搞阶级合作。

从这篇通讯中还要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中间都存在的“讲人情世故”、“交朋友，拉圈子”、“搭人脉关系(networking)”等等通过某种形式的利益交换来建立社会关系的现象，如请客喝酒吃饭，介绍工作，有时甚至只是打游戏、讲笑话，闲聊消遣，打发无聊。这种社会关系，常常以同学、老乡、朋友等形式表现为各种自发形成的小圈子，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民国时期按地缘关系形成或兄弟姐妹结拜的帮派会社。资产阶级学者和各路机会主义者（如张跃然，《燎原月刊》派，激流网，红卒要过河/心在左边跳，等等）都拼命吹捧这种工厂里自发形成的小团体，把它说成是最重要的革命推动因素，描绘成某种阶级组织的萌芽，或者至少也是革命者应当采用的主要的工作手段之一（所谓的“三勤三化”）。但实际上，这种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本身是按照利己原则组织起来的，浸透了商品交易的精神，极为松散和狭隘，哪怕在经济斗争中都会一触即溃。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无私的阶级友爱，为了得到某些“物质上的”“实际的”蝇头小利而靠近你的人，也必然会因为个人利益可能受损（开除，坐牢）或无利可图而远离你，从而这层纸糊的关系也就彻底瓦解。在阶级斗争中也一样，运动和社会关系受自发性支配只会有利于资产阶级，有利于资本家通过以监工和工贼为核心的小圈子来分化和控制工人，它的排外性更是严重阻碍了革命者做广泛的揭露鼓动。我们绝对同意必须利用旧社会关系所提供的场所和便利去接触更多工人群众以灌输革命意识，像历史上的革命者利用帮派会社那样利用朋友圈子和老乡关系，正如我们必须在哪怕是最反动的合法组织和黄色工会里做工作，只要它们有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群众。像这样的工作，我们在佳士斗争前的五年多里比一切机会主义者做的都要多，交的工人朋友也比机会主义者们多得多。但机会主义者把旧社会关系和经济利益抬高到首位，夸大它的意义，用“交朋友，拉圈子”和物质收买来取代政治鼓动和组织工作，妄图把工人运动引上歧路。工人头脑中的思想不等于无产阶级思想，也可能是资本主义思想，工人运动并不一定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也可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同样的，工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未必就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阶级友爱和同志关系，也可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庸俗圈子和酒肉朋友。崇拜自发工人组织与崇拜自发经济斗争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实际上是工联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当代变种。只要觉悟的工人坚持政治挂帅，正确识别和揭露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被“三勤三化”、“自发组织”迷惑而放弃建立集中制的坚强的革命政党的努力，不丢掉政治鼓动和政治斗争的西瓜去捡经济斗争的芝麻，工人运动就会走上社会主义革命这条唯一能解放全体劳动人民的光明大道，机会主义者的无耻谎言也必将破产。

华中通讯

（工厂内景）

“我跟你说，她肯定在休息区那里躲着！她就在那个柜子第二排后面！我总在那里看到她！”

一个女工因肚疼离开岗位10分钟之后，隔壁的老太婆就像这样对班长告发她。愤恨之余，老太婆带着班长，一路追到休息区去抓这个女工，好像这女工是她的仇人一样。

回到生产线，女工在老太婆嘴里被咒骂了近一个小时：“咱们今天下不了早班，都怪她！你说她既然今天肚子疼，为什么昨天不事先请假！给大家添这么多麻烦！”

看来我们工人以后得学会算命，今天就要算到明天拉肚子，提前请未来的假——这是多么离谱、多么可笑的话啊！

我们都知道，资本家为了确保盈利的持续，往往会限制工人的请假和离岗。这件看似荒诞的事，只是资本秩序下的日常一幕，问题在于，这个老太婆为什么会出卖自己的阶级同胞？仅仅是一次离岗，就至于让这老太婆视女工为仇敌吗？

老太婆显然是个工贼，是工人中的落后分子。他们是领导的跟班，和领导的利益一致；他们身为工人却看不起工人，他们帮助资本家监督工厂的秩序，是我们工人的敌人。

可是，像这样的落后工人，在这家位于华中某省会城市的工厂中却很有存在感。他们掌握了工厂的话语权，企图腐蚀更多的普通工人。“不合群”的革命派反倒容易被这些落后工人孤立！

必须承认，对现阶段上处于弱势的革命工人而言，想要瓦解这些反动势力暂时还比较困难。但我们不会畏惧，我们要研究他们，分析他们，我们要扒出他们的老底！下面这篇通讯正是为此所写。我将介绍此工厂的情况，从中分析落后工人的特征和来源，为我们将来打击反动势力提供资料。

被背叛的罢工

（繁忙的生产线）

“刚搬厂的那时候我们是搞过罢工啊，一连搞了好几天呢，都没给它上班，哈哈！”

现年50多岁的郑大哥已经在厂里干了5年。对于他们这些老员工来说，三年前的那次大罢工是永远无法忘记的。每次讲起过去罢工的事情，郑大哥都会带着一脸喜悦的表情，为参与过罢工而自豪。

工厂过去一直位于城区，和市政府在同一个区；直到三年前，才随着政府的“产业转移”政策而搬迁到郊区（现址）。搬迁的同时，工厂却想着在赔偿工人的问题上做手脚。愤怒的工人们便不再上班，勒令工厂合理赔偿。

“唉，可是罢工也没什么用啊，人家有钱。要是有钱人来罢工的话，估计就成了。但有钱人也不会来这里打工啊。”

很遗憾，罢工最终以失败收尾，工人们在一周后陆续复工。虽然厂方进行了少部分赔偿，却将罢工的积极参与者们永远隔绝在厂门外，“永不录用”！（好像它自以为是什么高端机构一样！）于是，虽然罢工让老员工们印象深刻，但他们对罢工的最终印象就是——罢工也没什么用。

罢工真的没用吗？不，罢工肯定有用。 表面上是资本家在养活工人，实际上却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资本家的一切都是工人创造的，他们只不过是还了一些（工人创造的）残羹剩饭给工人，来确保工人明天还能继续干活。如果工人自觉地不再养活资本家，那么资本家就什么也不是了。

问题在于，工人很难“自觉地”不再养活资本家。工人能否明确自己的短期任务、长期任务，能否为了这些任务而团结起来？一般不能。这个工厂的罢工，正是输在了这一点上。工人从一开始就不团结，“本地工人”与“外地工人”的分歧很严重。矛盾重重的工人阶级，又如何能战胜组织完备的工厂管理层？

这家工厂由外国人控股，是一个欧美企业在中国的分公司之一。工厂整体上待遇较好、福利较高，工人在十年前可以拿到三、四千元工资。再加上地理位置的优越（城区），自然就吸引了一批本地工人成为其拥趸。这些工人在厂子周围买房、定居，有的还买了车，过得挺滋润。 他们披着工人的皮，却挂着小资的心，实际上已经走在成为小资的路上！

与之相反的则是来自外地的工人们，他们漂泊在外，无房无车，起居在宿舍，吃住在食堂。相比那些安居乐业的本地工人来说，他们更像是真正的无产阶级。

工厂搬迁、拒绝全额赔偿的消息一经放出，本地工人们就感知到自身利益受威胁，于是他们便成了罢工的首发力量，带动着外地工人们一起抗议；也正是由于那特殊的个人利益，这些本地贵族更愿意与厂方谈和，而不愿与外地工人一起战斗到底！

包括郑大哥在内的外地工人们孤军奋战，他们没有收入来源，无法承受长期失业的经济压力，只能选择复工。罢工就是这样被瓦解的——某种意义上，这根本就是本地工人贵族自导自演的闹剧，其烈度之低以至于警察都未出动。

搬迁到郊区后，尽管有部分本地老员工跟着工厂一起来到这里，但外地工人逐渐在厂内占据了主流。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在影响工厂。高温补贴被取消了，文娱活动减少了，食堂里免费的酸奶鸡蛋也没有了。工厂在各方面上变得不再那么“贵族”了。

“你们涨过工资吗？”

“哪里涨过，十年多都没涨！十年前也是这么多，三四千块钱！”

这番回答来自一位思想有些落后的老员工大姐。 物价上涨、工资停滞，工人实际上越来越穷。既然连不先进的工人都这样说，那问题的严重性就可见一斑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普工在生产线上忙碌时，技工在休息区玩手机，有时还和班长说笑）

搬厂后的第三年，当初的罢工早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似乎被人们所遗忘。厂里的面孔都变了，注入了不少新鲜血液——主要都是外地来的工人。一切似乎都变化了。

多年前，工厂的产量非常旺盛；如今，工厂的经济十分疲软，许多生产线的产量计划经常空缺，于是新员工就被强制休假，老员工被外派到其他生产线去“帮忙”。

“它是因为疫情的原因，现在全国经济都不行。到时候疫情过去了，估计就恢复起来了。”

“它因为是外资的厂嘛，害怕舆论，不敢乱搞的。我在这里十几年了，它从来没有拖过工资。”

像这样的怪话在工友间流传，竭力让人们相信：工厂还有救，我们还有未来！

真的有未来吗？谁也不敢确定。但短期内，大部分工友还是决定先干下去，“干一天算一天吧”。

产线上，领导们一闲下来就拿员工找乐子。咄咄逼人的女班长见工人们摘了耳塞聊天，便大吼一声：“你们搞什么！你们的耳塞呢！都说了多少次了，还不戴！给人家领导看到怎么办！”

另一边，几个“大领导”正背着手，聚在一台轰鸣的机器旁指指点点，说着什么。“大领导”们倒是都没戴耳塞，想必大领导一定有特殊本领保护自己耳朵不受损！

在班长看不到的地方，我正与老员工吴大姐聊天。吴大姐在这个厂干了有10年，思想上趋向于中间派，不算进步也不算落后，但是个很爱和工友聊天的人。

吴大姐的岗位在一处背风的角落里，她每天要直面滚烫的的金属炉，将数千根钢丝一根根精准放入机器中。既有安全风险，又有高温隐患。工厂的风扇吹不到这里，而领导又不准工人自带风扇。

前不久，工厂方面公布了所谓“提建议渠道”，吴大姐便第一时间给工厂写信，建议在自己岗位上加装风扇。她也向班长说过此事，而班长的回答就是：“你跟我说有什么用，我能帮你装风扇吗？你们要和主管说，我们班长是不负责这个的！”

这次给工厂写的信同样也杳无音讯，压根被工厂遗忘了！之后，班长开会时“鼓励大家提建议”，批评工人们提的建议太少，“我们线上目前还没有人提过建议！再这样的话，以后就每个人轮流来提，抽到谁就是谁！”

“你不是给他们写过信吗，那个班长开会时怎么没有说你呢？”我问。

“唉，写那东西有什么用？”这就是吴大姐的真心感受。

不过，现在她的注意力倒是在另一件事情上——工厂突然有了不少订单，下周开始计划会十分充足，全勤的话工资就变多了。

我看了眼未来的计划表，下周的七天都被安排了生产计划，连周日休息都直接被取消了！

工人们上有老，下有小，经常需要用钱，这些工资压根不够用！因而，许多工人是不希望休假的，因为上班越多，钱就越多。有的工友干脆在下班后兼职送外卖，一天总共上16个小时的班！

如今生产计划增多，对工人来说似乎是一件好事？也许随着疫情的解封，经济已经恢复回来了？

大错特错。

“那个啊，他们说是因为隔壁省的分厂垮了，就把东西挪到这边来做了。”

“真的？”

“对啊，分厂破产了！”

所谓的订单充足只是假象，经济危机从来没有远离我们。资本家试图制造谣言，推卸责任给疫情；实际上，经济危机本就存在，疫情只不过是个放大镜。那种欺骗工人说一切还有希望的鬼话，到底还能骗大家多久呢？

反动势力的堡垒

（班长开会，圈内为班长）

“开会！”

听到班长的一声叫喊，工人们便放下手头的工作，在生产线的入口处聚集。

矮个子的女班长一边踮起脚尖，硬是要站得比谁都高，一边清点着人数，准备处罚迟到的员工。

人数清点完毕，没有迟到的员工。女班长打开笔记本，绷起那副难看的表情，又开起长达15分钟的长会来，将本来开开心心的工人们拖入到高压和痛苦之中。

开完会后，工人们便各回各的岗位，进行一天的忙碌工作；而班长倒十分悠闲，写完一些看似复杂的报表后，就东走走、西转转，时而在生产线上摆出一副“威严”来吓唬大家，时而在休息区喝茶、玩手机，和其他班长、技工有说有笑。

最为讽刺的是，班长往往是生产线上干活最快的人，而班长却基本不需要干活，就算偶尔需要干活也会设法逃避掉。 简而言之，这些班长的日常工作就是骗人、吓人和偷懒，同时还拿着比普通工人高25%的工资。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寄生虫！

该厂大部分班长都是被提拔的本地老工人，是那批本地贵族中最落后、最反动的一些人，靠着所谓“表现好”或凭人脉关系当上班长。所以，尽管当初的本地贵族大多已经离开工厂，但那过去的反动思想还是被这些班长日夜宣传，腐蚀后来的新员工。

“我们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能聚在一起都是缘分！大家都是一条线的，要互相帮忙，不要只顾着自己，做完自己的事就想跑！”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不要临时请假！你们想一下周边的同事有多辛苦，你走了，让人家一个人做那么多事？！要考虑别人，将心比心！不要只想着自己！”

“大家去了别的线，要听从外线班长的指挥，帮助外线的员工完成产量计划！不要想着做完自己的事就早点离开！没有哪个班长不喜欢会做事的员工！”

班长开会时的部分言论如此。 她的目标就是偷换概念，用眼前利益替换阶级利益，将资本家的利益说成是工人的利益，工人关心资本家的利益就是“将心比心”，工人关心本阶级的利益就是“自私自利”！

可是，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洗脑的效果。 一些残余着小资思想的工人容易被其蛊惑，他们本来就很难看清长远的阶级利益，不知阶级斗争为何物；经过班长的一番欺骗，他们就更加重视“今天能否早下班”、“这个月发多少工资”等短期利益了，并为之与其他工人、其他线竞争。

在生产线上，以拥有房产的本地老员工董姐为中心，形成了从属于班长的落后工人圈子。圈子的日常活动就是“团结一致早干完早下班”，以及和技工赌博，用赌来的钱吃饭喝酒。圈子带头推广称呼班长为“老大”，还推崇人情世故文化，如圈子成员去了别的线要互相帮忙、徒弟必须给师傅帮忙等，而不给他们帮忙的工友就是“不会做人”、“自私自利”，会被到处散播坏话！

当资产阶级的压迫即将临近时，这些小资唯唯诺诺的真面目就会显露。

有一次，传言说领导要检查生产线的卫生情况，董姐便紧急打扫岗位数遍，把各种平时摸鱼不写的报表都补充完整。结果，领导根本没有检查这里，甚至都没注意到有她这个岗位！对此，她的回答是：“只是这次不查罢了，你怎么知道人家下次不查？只要给人家抓到，你就完蛋了！”

一些处于圈子之外的中间派也受到圈子的影响。

工人杨哥尽管过去一直进厂打工，但家庭具有一定小资产阶级背景，其兄弟是脑力工作者。杨哥本人性格孤僻，不爱讲话，只喜欢一个人玩手机、看新闻打发时间，经常嘲笑资本家和官员的丑态，“搞不赢又怎么样！大不了辞工走了。想干就干，不想干了就走了！”

郑州富士康运动期间，当我消息滞后、尚且不知道此事时，杨哥却从网上了解到现场情况，并转载给我看。之后我亦用其提供的消息作为鼓动材料，杨哥就这样成为我最亲近的进步工人之一。

然而随着时间推进，杨哥思想中的软肋逐渐暴露出来，他是一名个人主义者，并不关心外界其他人的情况，看新闻只是图个热闹！渐渐地，杨哥不再嘲笑资产阶级，而将更多精力放在“如何下早班”上，追求个人的短期安稳。如今的杨哥，一开口就是“生产线上”、“计划”、“早下班”、“做事慢”等词汇，除此之外一言不发。好似变成了一头只知吃饭睡觉的牛！

多么可悲的人！

这其中，自然少不了牛鬼蛇神们日夜洗脑的功劳！当然，由于杨哥的个人主义根基，即便受到他们腐蚀，他也始终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维持着孤僻、少言的形象。

厂内落后势力的根源即在于小资产阶级性。一方面是旧有的本地工人贵族，即便他们的主力军已不在厂内，却仍旧通过残余力量（被提拔为班长）来发挥影响力；另一方面是新工人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思想存在动摇性，容易受到蛊惑。

黑夜的点点星火

（工人们在休息区）

“线上那些落后工人，动不动请大家吃饭，还赌博来赢钱。他们每天就是算计各种人情利益，你一不小心就欠了他们什么东西！”

“哼，你说，那有什么用！”

下班之后，我与刘大哥在一处空地上散步，同时把自己的思考讲给了刘大哥听。刘大哥自然是对这些人嗤之以鼻。

几个月前，我在工厂附近的空地偶遇一位散步的大哥。大哥看上去已经很年老了，脸上有明显的皱纹，头发都有些花白。尽管我不认识他，但这位大哥看到我后，还是冲我笑着点了点头。我想这是个很友好的人，便与他攀谈几句。

我得知大哥姓刘，是已在这个厂工作十余年的老员工。大哥问我是否是中介招的临时工，中介给我们发了多少钱，是否有夜班补贴等等。看上去，大哥很关心工人的各类权益。

我意识到面前老工人的思想先进性，便借机做鼓动，“这里乱七八糟的事很多呢，之前有个学生工过来干了两天，到第三天他家里死了人，工厂不给他批丧假呢，他辞工又不给他算工资，他就给劳动局打电话了……”

“他妈的，还敢这样搞！”

大哥直接破口大骂出来，“人家家里都死人了，还不给发工资！这厂再这样搞，走不远的！”

我很惊讶，我没想到他会为一个陌生工人的事情如此愤怒，更何况他还是一个久干多年的老员工。

那之后，我与这位大哥交了朋友。他几乎每天下班后，都在车间后同一地方散步，所以这里就成了我们的谈话场所，正好附近没什么人，也方便自由讨论。

我打听了刘大哥的身世，得知他不是本地人，没有房产。他和很多人一样，出身农村，家中亲朋从事小资工作。但是他生活的经济压力很大，经常需要打零工，于是便去过许多地方。年轻时，他还在广东的血汗工厂待过数年。

常年在各地打工，造就了一种敏锐的阶级观念，他很清楚资本家的德行，对各地工人的差别也略知一二。他比那些在这个小工厂中安居乐业数十年的“老员工”要进步得多！

“我跟你说，以前我们在旧厂的时候……他连一个小时的假都不给你批！当时转班还是三个样子，变来变去！不像现在这样！”

“一周转一次、半个月转一次和一个月转一次？”

“对！”

谈到搬迁前的旧厂，其他老员工多半会歌颂过去如何美好；可在刘大哥这里却完全不同。其他人看到的是高工资、优越待遇，刘大哥看到的是奴隶劳动、严格管理！

“你们年轻人还是去别的地方比较好，这种厂，不适合干太久……”

“现在去哪里都一样，整个经济都不行，全是黑厂，还有当官的撑伞保护。”

“嗨，是啊……混的好的都是有关系的！”

刘大哥之所以没有离开，完全是因为要领社保的缘故。用他的话来说，他已经被“卖到这里”了！可是，多年的劳动并没有驯化刘大哥，反倒让他把问题看的更清楚。

一次在食堂吃饭时，几个领导正在食堂后方唱卡拉OK，音量非常大，把食堂里搅得乱七八糟。领导竟然还要求周围人给他们鼓掌——当然，真鼓掌的主要是办公室的那些人，工人大多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我和刘大哥正坐在附近一起吃饭，准备讨论一些问题。可领导们的噪音污染很是妨碍我们沟通。

刘大哥看着那些领导，表情逐渐绷紧。

“喂，喂！”他直接冲领导们怒吼，“吵死了，小声点！”

见已经有人抗议，领导也只好把音量调小。我和刘大哥相视一眼，笑了笑。被打断的鼓动也得以继续进行。

“现在中国贫富差距是太大了，能爬上去的都是有钱人，就是知识也是钱换来的呀！”我说，“按理说，政府是要管这个的，但他们管吗？他们只知道把钱贪污掉！”

“就是啊。”刘大哥说。

“所以现在很多人要给他闹！因为不闹，政府都压根不会管！”

我打开手机，调出郑州富士康事件现场的几段视频，展示给刘大哥看。

和很多看几眼就不再看的工人不同，刘大哥掏出老花镜，认真地看了好一会儿。看到警察的那副狼狈模样后，他真的笑了好久。

“你们以前应该也像这样搞过罢工吧！”我说。

“是啊，我们当初是搞过罢工！”

虽然这里的罢工远不能与郑州富士康相提并论，但作为鼓动的话题素材，是已经足够了。类似的对话，在那之后仍不断进行。

毫无疑问，真正的无产阶级是不会被资本家的鬼话欺骗的！ 无产，即意味着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决裂；只有与资本主义存在联系的小资产阶级，才会重新被资本主义勾回去，因为他们保有个人地位，保有发展的机会。

纯粹的奴隶又怎会相信获得救赎的美梦？他们的心中没有幻想，没有退缩，只有一条破与立的规则：

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

砸烂寄生虫的狗头！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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