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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佳人》口译记
送交者: 宁娜 2006年09月20日09:24:57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一)

  我看到的《乱世佳人》已是第二个拷贝。第一个拷贝可能是49年老美从上海撤走时留下的。经过多年风雨已是破烂不堪。有人说是江青给看坏的,或是她那伙人给看坏的,真假咱是不知道。反正胶片断了很多次。如果垂直断裂,接一次损失一到两个画格;平行的撕裂压伤则可能损失几丈画面。江青曾想译制这部经典,可能是拷贝太差了没弄成。搞到后来三小时四十二分的片长只剩下三小时零几分,彻底报废了。罗马尼亚朋友及时雨般送给中国一个新拷贝。这就是第二个拷贝,带着罗文字幕。

  当时的内部参考片放映制度还是江青在位时订下的呢。要严格限制观摩对象、人数、场次。我想,一是没有版权;二是内容比公映的丰富、宽松,会搞乱思想;三是狼多肉少,看坏了没地儿买新的,江青也只好如此。观摩对象限定电影界(各制片厂,电影学院,摄制组等)。一般情况下在我们单位的放映室放,这样可控制人数、场次。内参片很多没剧本,没字幕,没办法译制。再说不打算发行,译制也没必要。我们这些口译主要是靠耳朵听,找找有限的资料,当然只能译个大概齐。翻出的东西不权威,不能变字幕变声带印上胶片。人也只能跟着片子走,放一次翻一次。那时的所谓“现场口译”决不是打无准备之仗上去就译的。有人这么干过,效果可想而知。翻片既不能像配音演员那样激情出演(观众要烦:倒底是谁演?!),也不能木滋滋地毁片子败观众的兴。专业观摩时应介绍一下影片的风格流派、导演、演员、背景等,像老师分析课文一样。

  《乱世佳人》热门,一年总要放好几次。组里几个老翻译都把着口译本不撒手。我是刚进单位的新人,年轻,自然没我份。听老同志们翻过,嘴慢跟不上画面。曾分给我一部《精神病患者》(Psycho,1960),没有剧本字幕资料,完全靠听,活活听坏了一台收录机。片子翻完后养在深闺人未识。几个月过去,没有另外的片子给我,我也一直没有上场口译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83年的春节前夕,湖南的潇湘厂要求内参观摩,点了《乱世佳人》,广西厂也要搭顺车。办公室的老同志们都油了,春节除了上影厂这样的好地儿哪儿都不去。于是决定“锻炼锻炼小姑娘”,给了我几盒录音带,让我去。我可知道听录音的厉害了,又只有一周的时间,我不干,坚决要个提纲什么的。最后,一位好心的老同志把她的罗文字幕翻译本借给我。罗文字幕是请外文局的翻译翻的,提供了一个故事框架。不过,英文-罗文-中文转了几道弯,文字变得干巴巴的。其实组里有好几个口译本,可那是别人的劳动成果,不能不劳而获。我决定自己听,自己译;自力更生,自食其力。那个星期我好像没怎么睡觉,脑子里成天响着《乱世佳人》的音乐、剧中人物的美国南方口音。幸亏有罗文本提着,不然一定一败涂地。

  身着带护袖的大棉袄,脚蹬土气十足手工制的肥棉鞋(70年代的行头打扮),我背着录音机和剧本,踩着清晨的积雪,爬上了北京至长沙的1次列车。

                 (二)

  北京到长沙的路上经过了哪些地方,车窗外什么样,我一点不记得。只记得自己不停地听听听、翻翻翻、写写写、抄抄抄,忙了一路。到长沙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小雨中有人举着写有我名字的接站牌,我马上过去站到他的“旗”下。未及张口,就听那人问我身后一人:“片子拿到了?”后面的答:“已经装车拉走。嘿,很长啊,24本呢(普通片长10-12本)。翻译还没到吧?”我赶紧说,“到了,就是我。”两人一愣,一起朝我看过来,脸上立刻写满失望。我有点不高兴:不就是穿得土点、觉没睡好有点菜色、不像个翻译官吗?至于那么难接受?半晌,他们才讪讪地说对不起,你们的老张老李怎么不来?我说老张老李忙啊,就我闲着。他们不啃声了,拎了我的行李,大家上车。

  潇湘厂门口一些人在探头探脑。看我们一行匆匆马上有人上来打招呼:翻译到了?他俩反应很快:不是,来试镜头的。

  刚在业务办公室坐定,外面闹闹地有人说话:“翻译到了吧?门口要票子的已经聚了一百多号啦。他们讲那穿大棉袄的就是,北京冷她才穿那么多。哈,还‘试镜头’呢。老周呢?”里面回答:“早躲起来啦,坐在这儿还不叫要票子的吃了。”

  负责业务的老王同志开口就叫苦:放两场怎么够啊?我们厂的放映厅那么小,职工加家属根本挤不下;湖南的礼堂都小小的。你看,省委,市委,各文艺单位,协作单位,关系户,谁不想春节弄场内参看看?我们不趁这机会打点领导,以后日子怎么过?宽点儿,让我们放三场吧。“哎,这我可做不了主,跟我们头儿说说吧。”我心里对他们挺同情。可电话里头儿对我说,潇湘厂一贯如此,软磨硬泡,死缠烂打;别听他们的,你翻两场就走人。他们没翻译放不成的。要他们按时把片子寄到广西厂。还告诉他们,违反规定以后内参就别看了。然后头儿让我把话筒给老王。他们说着说着声音轻下去,我隐隐约约听到“没翻过”,“第一次”等词,想是在说我吧。最后大家说定了:两场,都在第二天。潇湘厂和一个800座位的省委礼堂。

  中饭和晚饭我都是在厂食堂买饭票吃的。没油的煮茄子和咬不动的炒肉丝。晚上住进四人一室的招待所。躺在有点潮乎乎的被子里,想着首次出征遭到的冷眼冷遇,我几乎剃头宣誓:上帝是我的见证(“As God is my witness”),我不能失败,我也决不让自己失败。我要打胜这一仗!

  下午一点。潇湘厂的放映厅。除了有座儿的,还有自带凳子的,站着的,抱孩子的,满满登登,水泄不通。临时翻译台设在过道上,上面是台灯和茶杯。地上拉满电线。我带上耳机,抓着话筒,感觉像演《永不消逝的电波》。突然,我开始颤抖。先是腿肚子抖个不停,然后手发僵,嘴发干,连牙都“格格”地响起来。我对自己说,怕什么,就当观众不存在,不存在。可没用,一点没用,紧张得无法控制。我赶紧站起来,甩甩手,喝口水,深呼吸,又坐下。影片开始了。

  片首的字幕一出现,我就像出了闸的水,哗哗地说起来。字幕才走到三分之一,我已经把全部内容翻完了。坏了,抢前了,下面慢点。人物的对话一开始,我又刹不住车地往前冲。急什么急!我真想给自己两巴掌。应该学老张老李那样慢慢拉长腔嘛。我等了三拍再开口,坏了,又慢了。对话过去啦,得追回来。我一下快了,一下慢了;一会儿看银幕,一会儿翻剧本,一会儿听耳机,手忙脚乱,大汗淋漓。老王同志递上一块毛巾:别急,慢慢来,擦擦汗吧。我定了定神:调整的步子不能大,要稳,要稳。大约二十分钟后,终于稳下来了。我跟着罗文字幕(上面总有几个字,如地名人名等,和英文长得差不多),慢慢调整速度。渐渐地,我自如起来。本人口齿清楚,说话流利,语速快,挺适合干电影口译的;本子翻得不差,读起来顺口,只要正常发挥就行。给自己打气很有效,不知不觉中,信心找回来了。影片放到三分之一时,我已完全控制了速度和局面,还不时对本子进行现场精简(不可能每句都翻的)。没对话时,给观众讲讲美国南北战争,双方力量对比,亚特兰大弹药库大火,火车站躺着的望不到头的伤兵,影片的几任导演,还有黑人演员Hattie McDaniel(黑妈咪)。慢慢观众也与我有了交流。那个北方兵被Scarlett往脸上开了一枪,满脸血污滚下楼梯时,我告诉大家那脸上抹的是黑草莓酱,引起一阵大笑。啊,黑暗中这么多观众聚精会神,我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影片结束,一片掌声。厂领导跟我握手,“翻得好,翻得好啊!”我高兴得像在天上飘,所有忧虑和烦恼统统Gone with the Wind(随风而逝)。

                 (三)

  晚餐极丰盛,是厂里请我慰劳我的。我认出了湘系名菜东安子鸡和豆瓣鱼。有人来讲,客房给我换了单间,东西也都替我搬过去了,“要让翻译休息好。”可惜享用美味的时间不多,下一场是晚七点。

  礼堂正门前是铺天盖地的人群。警察在涌动的人堆里挣扎着维持秩序。对绝大多数长沙人来说,这场是惟一的机会。“咱们走侧门,”潇湘厂的俩同志很果断。“哪里的?票呢?”验票的喝住了好容易挤上去的我们。“翻译。”“什么翻译,假的!翻译刚才已经进去了!”两位陪同很镇定:“进去的男的女的?”“男的。”“那才是假的呢!翻译是北京来的,你看大棉袄!我们是潇湘厂的。工作证。”验票的仍然迷惑:“那男的挺有翻译派头的,我们一点没有怀疑。”“是哪个剧团的演员演戏呢吧?”大家一愣,旋即大笑。

  长沙观众的聪明才智令人叹为观止。打着给翻译送东西的旗号至少混进来一个班。临时翻译台的上下周围摆满了“翻译用品”:暖瓶4个,台灯2个,笔1支,茶杯2个,新灯泡1盒,蛋糕2块。潇湘厂的同志笑:这都是一些内部人士自己找由头混进来,而把发的票给了家人亲友。哎,椅背上还搭着块毛巾——我一下想起下午的尴尬,又乐不可支。在北京,最鬼的观众要数电影学院美工系。影片上的假都能造,几张假票算啥?可终于有一天,手出汗的验票摸了一手颜料。电影学院受到警告,又是保证,又是检讨。其他还见过影星谎说票丢了想凭名脸混进去的。那哪及长沙观众一二。

  观众还没入场,我们把多余的东西归到角落,开始拉电线、试音响。这个礼堂除了大简直没有其他优点。放映厅好像跑气,兜不住声音;形状也不好,窄而长;话筒声没传多远就有气无力了。位子特多,都坐满再加站票恐怕抵得半个体育场。这决不是那800座儿的礼堂,北京知道肯定不干。可是观众这么踊跃,而我又高兴得只想让世界充满爱。睁一眼闭一眼吧。

  放人进场了,很快座无虚席。我正调台灯的灯光,一只软软的小手放到我的膝盖上。“阿姨,我能坐到你的腿上吗?我看不见。”这是个约六岁的小姑娘,人长得甜甜的。我问怎么一个人来。“没有呀,我是和我的哥哥一起来的。”她一指,那比她大不了多少的哥哥已然坐在某叔叔的腿上。“你有票吗?”我轻声问。摇头。小姑娘凑近我耳边:“我们是从大人腿边上钻进来的。”我朝旁边一位女观众笑道,这孩子机灵,观察半天发现我这儿空。那观众也乐,“坐我腿上来吧,翻译阿姨要工作的。”

  影片的音乐一起,全场大乱。前排喊:“吵死啦!”后排叫:“听不见!”调一调又反过来了:前排听不见后排吵死了。我的话筒一响,又是一片嚷:“翻-译-听-不-见!”翻译台只好在过道上移前移后,来回调整,寻找黄金分割点。这一场翻得好辛苦。为了观众,我嗓子几乎喊冒了烟。四个小时里不停地喝水、喝水。终于到了Scarlett和Rhett分手的终场戏:Scarlett问:“Rhett,如果你走了,我去哪儿呢?我怎么办呢?”Rhett回答:“Frankly,my dear,I don’t give a damn!”这句台词太有名了。因说了“粗话”(当年真够“五讲四美”的,damn就算粗话),违反了电影检查法“海斯法典”,制片人被罚款5000 美元。在北京,老张老李们都翻:“我管着呢!”下午我保守地随了流。现在想想实在不够味。掂量来掂量去,干脆心一横,反正也罚过款了,“坦白地说,亲爱的,我????管不着!”竟赢来暴雨般掌声。

  在循环反复的声音闪回中,Scarlett在亚特兰大住宅的楼梯上问自己:“到底什么东西才是值得珍惜的呢?…Tara!Tara!Tara!…家。”她抬起头,要回家去坚守土地等Rhett回来:“反正,明天是新的一天!”(“After all,tomorrow is another day!”)我用最后一点底气喊完最后一句赶紧往厕所跑。

  “他们找你,”小姑娘站在厕所门口。“哎你怎么还不回家?谁找我?”“我带你去。”她小大人样向我伸出手。潇湘厂的同志等在翻译台旁。据说刚才省委领导要向翻译祝贺要握手到处找不到人。

                 (四)

  长沙到南宁不通飞机。火车线自衡阳始有很长一段单轨,得时不时避让对开的车。去广西厂一般先飞桂林,再乘火车。因交通不便,厂里派专人在桂林送往迎来。常驻那儿的吴同志已为我在漓江饭店定了房间。临行前,潇湘厂的同志热情地送我一筐邵阳雪峰蜜桔(足有30斤)。我拼命推辞,他们拼命坚持:我们的情意,送你过年的;别忘了潇湘厂,以后常来多来;老张老李忙,你就来。盛情难却。

  飞机到桂林是下午四点半,晚点一小时。我在冷冷清清的机场溜哒了快俩钟头,吴同志踪迹全无。那筐蜜桔令人大伤脑筋:不能拎,不能抱,不能拖,不能挑;只能掀着滚着往前挪。好容易挪到了大街上。暮色中,行人匆匆。我问漓江饭店,路人指了不远处的一座摩天楼。要不是蜜桔对我意义非凡,我真想扔下它,自己奔过去。终于一个推自行车的女孩当了雷锋。她帮我把桔子架上车,一直送我到饭店门口。我给她一堆桔子,她只拿了一个。

  看到我把筐搬进光可鉴人的水磨石大厅,女服务员从柜台里跑出来。“刚下长途车吧?我们这里不能随便住。你到对面去问问,他们便宜。”我往对面看,看到一个大车店模样的“大众旅社”。我转身耐着性子走到柜台:“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吴同志为我在这里订了房间,请你查一查。这是介绍信。”女服务员半信半疑地查去了。回来说,房间订过,现在取消了,你另找地儿吧。我倔劲儿上来:我就住这。贵也住。反正广西厂掏钱。谁让他们把我扔这儿、把影片扔机场不管的!服务员不给房,我把经理嚷出来。他说房是有,80元一间。八十!我的月工资才六十。经理和服务员沉默的鄙视刺伤了我。我穿肥棉鞋的脚一跺:八十就八十,我????住了!

  晚上打了好几个电话才联系到吴同志。他说看飞机没到以为我没来,就办年货去了。我问退掉的房间是八十吗?他讲差不多差不多。我们说好第二天中午他从机场取完片和我在火车站碰头。

  这天是腊月二十八,到南宁天快黑了。吴同志叫车把我直接送到南苑宾馆自己回家了。这个宾馆很高级也很漂亮。客房修在四面有落地玻璃窗的水榭里,岸边杨柳依依。我在风吹微波荡漾中入梦。

  半夜,我被敲门声惊醒。三位广西厂同志来接我去录音。他们讲:两场电影都在腊月二十九,翻完就到了晚上,错过飞上海的班机;三十再飞晚上就不可能赶回家(南京)了。而录完音我下午就可到上海。他们保证按时把片子寄回北京。“那跟我们单位商量过吗?他们同意吗?”“你们头儿同意,说这样好。”

  厂里的录音设备很棒,夜深人静,一切顺利。录音师在每盒录音带上做了记号。我想他们专业,做到与画面同步不太难。只是空荡荡的小放映厅让我很失落。我想念长沙观众。

  早晨五点,我东歪西倒地回到宾馆。南国的春天真美啊:水鸟儿展翅飞,寒鸭戏水;花红柳绿,一派生机。筐里的蜜桔散出香味,我心里甜甜的:要回家过年喽!

  节后返京汇报工作。头儿对我在长沙的表现很满意,潇湘厂已打电话感谢。说起在广西厂半夜录音,头儿立刻严肃起来:“这是谁的主意?”啊?!我大惊。广西厂居然假传圣旨、调虎离山?!头儿说,怎么可以把录音给他们,有了录音他们可以放跑片,我们就搞不清那一天他们到底放了几场!我傻眼。头儿又说,吴同志把那八十块的单据寄来了,说我住宿超标,要北京付钱。嘿,这广西厂!

  不管怎么说,这次两厂之行成了一个小小的里程碑。我从此“站”起来了。《乱世佳人》成了我的片子。以后的八年中,它到哪儿我到哪儿,跟片口译几十次。当然,我再没有穿大棉袄肥棉鞋出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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