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我有一记录片，韦大军拍的，也说了这层意思。尤其小时候，对上海就是那感觉。

王： 那时我就特别想跟上走，特别羡慕那些去外地的人，我爸那时被发去五七干校，其实是一倒霉，我不懂就想去河南驻马店跟着下地，只要离开北京，我都觉得好玩。18岁当兵去了青岛。那个城市也是海滨城市。一进青岛天下雨，一片红瓦的房子，像《瓦尔特保卫撒拉热窝》里的撒拉热窝似的，越走空气越潮湿，海上有雾气，地上全湿了，有海星有贝壳，像假的一样。北京不可能见到。第一下听到的是海在喘气，肺活量倍大，雾气在散去，天大地大哪有海大？当兵的时候，看着海再无聊也愁不起来，海把你的视野全占满了。它在黄昏早晨春天秋天，各种各样的变化。给我印象青岛是个特别绚丽的城市。文革结束后，全国都非常灰暗破败阴郁，青岛是个非常艳丽的城市。

我在那儿过得挺好，回想起来像度假，当然后来觉得不靠谱，就回来了。我一直认为眼前的事都是一时的，为什么对好的东西不珍惜？为什么老不买房子，就是心里不落听儿，不知道最终落在哪儿，一买房子走不了了。一旦生活开始稳定，我就感到恐惧、躁动，说实在的，忽略了很多美好。我这前半生的幸福时光都是翻回头才知道已经过去了。后来慌慌张张去了别国，面朝大海，鲜花盛开，海水倍儿凉，鲜花没香味儿，地方是真好，也真和我没关系。那时才明白我就是北京人，去别的地方都是客，我将来哪儿也不去，哪儿生的就烂在哪儿。

孙：是，怀着各种愿望、梦想折腾了大半天，到了还是在原地呆着。

王： 说实话在中国，我从来没有过安全感。出了国是有安全感，但这种安全感时间长了也不那么重要。在一个等于你不存在的地方，你当然有安全感，什么事儿都找不着你。在这儿，你和人有关联，事物在动荡和变化，你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错了就要付出代价，只有不做事才有安全感，一个人不认识才有安全感。环境很真实，环境要求我对自己负责，我也应该有这个能力为自己负责。

我原来觉得写美好特别难，因为我没见过，除了各种装逼和各种做作。我的青少年时期，老师、年长的人都没让我感觉到美好，丑恶居多。我觉得美好太希有了，我不是不想表现美好，我只是听说过，但我没见过，我总不能瞎编。后来看宫崎峻的动画片，给我一个启示：美好其实挺简单。

孙：我们很多动画片的记忆来自童年，那种知觉，看宫崎峻的电影让我重新获得了小时候的感受，挺奇妙的。

王：他写的全是小事。和美国的动画不同，后者主要写男孩子闯荡世界，战胜邪恶，前提是这个世界是恶的，需要靠个人的勇气来战胜。而宫崎俊写的全是小女孩，在日常生活中，突然找不到家了，或者像《情书》拍得那种事，突然想起小时侯曾经遗失一段感情，曾经发生过，只是你遗忘了。宫老师的动画片非常喜欢表现这个，美好在小事里，在不知不觉里。

我最喜欢的是《魔女宅急便》。当然《千与千寻》也非常棒，就是稍微有点深刻。——魔女的传统是13岁都要离开家到另外一个城市独立生活，于是小女孩就骑着扫帚去了个类似旧金山的城市。她也没别的本事，只能骑着扫帚帮人送送东西。老太太的烤箱坏了，小姑娘帮老太太收拾收拾，然后帮她送盘烤鱼去。看第一眼我就被带动了，一下想起好多事，而且那城市太像青岛了。

动画里没坏人，最坏的是汤婆婆，也就是要你给她干活，不是要夺你性命。看着真放心。

其实，世界你把它看成美好的就是美好的，看成恶的它就越来越恶。

《“收获”王朔与孙甘露对话》连载十八

美好可以发生在特别小的事上，不见得给大家办多大事，一定要在经济上让大家翻个身。宫老师这点拿捏得特别好，大家只是有点自私，有点没顾上，都没有野心，而且都讲理，坏人也讲理，愿赌服输，否则坏人的部下都不答应。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我也可以写呀，其实，这不需要看得多透，在一个误解上达到和谐也挺好的。我觉得和谐必须建立在误解上。

孙：交流即误解，和谐即带着误解相处，老话叫求同存异。

王：我经常觉得，我内心有无限的黑暗和光明，不是说我信善或者信恶，不是那么简单。生活中有不公平，有记者去写。电影在承担娱乐功能。那作家应该回到他该去的地方，通过画面看不到的地方------哥儿几个姐儿几个的内心。我觉得作家都是生活中的失败者，或者说是主动退出生活的人，内心都非常扭曲-----不包括那些唱着歌混进作协的。那你又有能力，又比别人扭曲，也应该比别人勇一点，别人冒充完人，咱们就别了，咱们不给社会提供人性黑暗解剖图，那真叫没责任感。

现在小孩的喜怒哀乐，流行歌里有大量对症下药，不像过去一个少年发情那么简陋，只能夜里爬被窝里看红楼梦。我现在就有意识进行心情分配，街面上遭遇的爱恨情仇，我都听流行歌曲抒发。你自己在那个情形里，就觉得唱得惺惺相惜，唱得切中要害，就跟专门就你的事唱给你听似的，听一耳朵可以缅怀半年。看《指环王》、《星球大战》，是看热闹，特技到什么程度了。想证明自己还有人性，就看电视记实栏目，为人间凄苦、自己没丧尽天良感念一把。如果看人心之叵测，人性之无限可能，还得看小说。但是写苦难的小说，我不看，用不着看，我已经看电视把眼泪流干了。比惨，文字冲击力不够，可以洗洗睡了，何况再把下流当穷欢乐写，不脏不叫性啊？

孙：我见过好些看电视慈善募捐节目冲动着要捐钱的。那是真感动，不带假的。虽然最后也没见捐。

王：当然，我觉得好小说每年也能看到一点，严重脱离社会主题的，内心巨强悍的，但是没好电影多。小成本电影跟小说的功能差不多，它表现生活中可能发生的那种尴尬、无解、为难，把人置于怎么做都不对的境地，看了觉得特别惨烈，那些经历你可能永远都碰不到，这么为难，好多情景是相似的。

孙：但有个问题，被讲述了之后，肯定是被加工过的。就像记录片，有人要求完全客观，其实机器往那儿一支就是观点。

王：那小说家更不能相信了。真实生活的惨烈，你经过传达，经过公共媒体播放，经过各种意识观念的修正，只要有中间媒介存在，谁都不可能避免，我们就姑且信以为真吧！

（笑）

王：20年后，我70，我还有很多爱好，我得好好把这些爱好都干了。

《“收获”王朔与孙甘露对话》连载十九

孙：我爱好特别少，真是奇怪。闲时就那么呆着，也不是想事儿，沉思什么的。没。空白。就像我特喜欢的一句台词：我的内心有一种无生命的东西。

王：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时代在翻篇儿。70年代出生的人和50年代，其实还是在一个背景上，都是喜欢纸和胶片的。80后就不熟了，听说跟全世界80后都差不多，同一爱好，但他们是废了电影院的一代，很多小孩都在网上看电影，我看不到挡在人与人之间的淫媒消失，他们一定看得到。就让他们多当几年开心的小孩吧。
我本质上还是乐观主义者，谁都动不了的，让自然规律动他。不信谁能永远存在。

孙：你只能信这个。

王：说实话，我原来以为杂志都没了，大家都一副丧家之犬的样子，饭碗都砸了，在北京觉得，不搞影视就活不成了，大家都得改编剧。嘿，我这一听《收获》还10多万呢，发行量。我靠。那可这不就是么。都还在看呐，我记得，前几年我最后一次看《收获》的时候也10几万，没什么变化，很稳定，。你说《萌芽》都50多万，比《收获》多一点（哈哈大笑）。它当然《萌芽》是流行刊物了吧，算是那样吧，应该说是流行歌词的培训班吧。应该那样，应该那样一种状况。所以，就是，我觉得说明，这一行还能干，饭碗都在，谁说世界大变？还有退路，隔行的钱不好挣，就这么回事。（笑）

现在那个，我觉得，光靠写小说养活不了自己。还是盗版问题。至少我相信知识产权是下一个经济增长点。你抓了以后，中美贸易就会相对平衡。然后，很多人都不必这么都跟疯狗似的，上街争同一块肉。我在家里写东西，我过得也挺好。你得保证，每个人使用我的信息，你付我一份小钱就得了。

孙：就足够了。

王：就足够了！我觉得，打击完走私，整顿完房地产，下一个瞄准就应该是维护知识产权。你生产那么多鞋子干吗呀？你应该知道信息是值钱的。你别以为中国人脑子不够使，哪儿不够使的呀！就是脑子比别国人稍微多转了半圈呗。（呵呵笑）你以为谁????都是煽动家，其实是你信息没分级，被不该听的人听见了，除了官话什么话能让人都舒服？面儿上看着都是人，你哪知道肚子里装的是香肠还是鞭炮。都一对一，各自戴上耳机，不存在流毒，忧国忧民的也会踏实点吧，就不会这么疑神疑鬼。

孙：杂志，我觉得，其实，即使说起来，大的环境更恶劣。就是说出版，包括电影，发行。但是你想它，10万，其实10万已经足够了。

王：我觉得现在每个人的阅读量、文化信息接收量其实是增加的。具体到每个人，你天天都上网看电视或看碟，都听歌，只是看书少了，也许小说不看，但其实总的信息量是增加的。说现在人都没了道德感，都掉钱眼里了，不比从前，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现在最大的贪官也比从前单位里一个最小的告密者有道德。他是不贪钱，他害你全家。当代三大暴君哪个贪了？希特勒很清廉，完全没有私生活。真不明白假不明白我也不知道居然还说过去好。全世界一个人都不读小说，饿死我，我也不回到过去。

当然全世界一个人都不读小说是不可能的。环境恶劣是你原创信息的人没赚到钱，被中间这些人给截胡了。是截胡的问题。如果你把中间问题解决了，大家都踏实了，回家踏踏实实憋大牌，豪华七对也敢留呀。谁有想法谁就坐家里卖呗，不必非拐一弯到你们家这儿才能卖。我觉得那时候，当然《收获》咱也是个网站了（哈哈大笑），是一个权威介绍关于小说关于这方面的议论这么一个东西。这样可以变成小说家的门户网站。相当于我每篇东西多少下载，每个月我给你提。编辑也能活，不是不让活。（呵呵大笑）希望中间这个工作，工作量下降，大家都轻松。你也别给人瞎改了。——行了吧咱们聊的？

孙：行，这很多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