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的前姐夫，其姐曾对我在议论儿子的时候评论过：“（儿子）跟他爸爸一样，脑子不清楚。”

姑且将他称做易尚。

易尚从101毕业后没报军校，却给发到了张家口军外，身为革命烈士子弟的他，倒也高高兴兴地去了。

书念了一年，易尚趁回山东老家探亲之际流窜了几个省市，深感农民伯伯们实在是太苦了。于是乎，暑假一结束，他就向学校递交了退学申请书，声言要回到老家去，与贫下中农同甘共苦。学校领导对这么革命的要求也没办法，只好让他去了。

老家如何是长住之地？易尚没几天就颠颠地去了牛大，在聂元梓总支书记与校长的帮助下，当了一名旁听生。

未几，文革开始，易尚自然而然地成了一员干将，却与其姐（其姐是校文革成员）一起站到了聂帅的对立面，终因此而遭遇牢狱之灾，先后坐过“半步桥四十四号”和“功德林一号”。

出狱前，经牢头提示要给中央文革的领导同志表示感谢，于是写下“江青阿姨我错了”，得以回到老家种地。

地没种几天，突然想去长白山看看地形。一去就置办了当地人的三皮：皮衣、皮靴、皮帽，与人结伴逃到北朝鲜。消息传到金首相那里，老金真在那儿生闷气呢。我国红卫兵还嫌老金不够左，给丫定了个修正主义份子。

金首相闻知有人来投，大喜，把他们都送入平壤大学深造。还没等易尚们反应过来呢，周恩来总理去了，把老金挠快活了，易尚们都下了大狱。后来易尚说过，“北朝鲜的监狱比中国的厉害多了，每天都打一顿。”

做为一个山东的农民，易尚回到了那里被审服刑，他们村的支书大爷去探监，填完了表，人家问“你看谁呀？”

“俺看俺勒大爷爷。”

“你看看你这位老同志，这么大岁数了，又是党员，还把这么个小毛头犯人叫爷爷。觉悟都到哪去了？”

其实易尚在家谱里就是那书记的大爷爷。当地民风淳朴，久经考验，管它国民党共产党，只要是自家人进局子了，就连名具保加以营救。不久在县学毛著先进代表大会上，易尚的乡亲们又连名要保他出狱。

再以后，易尚上了牛大，进了哈佛，仍然犯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