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年，那場觸及靈魂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爸爸上班被整挨斗，回到家裡當然也情緒不好，星期天常硬拉著我哥倆去玄武湖照相，回來自己把照片洗出來自己欣賞。我們從心裡不願意去公園，因為別人家都是爸爸媽媽一起帶孩子去，只有我們，身邊只有爸爸一人。總有些喜歡雙胞胎的人會問及媽媽，讓我們尷尬。
不久文革進入了高潮。一天夜裡，我們被一陣瘋狂的敲門聲驚醒，一個個目呆呆地站在廳里。進來一大幫人，宣讀了關於爸爸是國民黨殘餘，裡通外國的特務嫌疑，要審查抄家的決定。爸爸被關進了牛棚。家被抄了個底掉，家裡的存款，糧票全部沒收。我們熬了一夜，第二天五姐弟忐忑不安地照常上學。不知怎麼那麼快，同學們都知道了，我們在學校被孤立了。從此，我們姐弟五個，就像一群受傷的小老鼠。沒人同情，只能自己可憐自己了。由於斷了和媽媽的一切聯繫，爸爸又被關了，我們生活的很苦。但生活的苦我們一點都不怕，難過的是事事被歧視，處處受排擠。無論您如何小心翼翼，總是不能得到信任。
一九六八年底，我們小學畢業被分配到南京八中上初中。那年初春，金川河上的薄冰剛化，河邊的小路還很滑。我和幾個新認識的同學，剛看完電影“南征北戰”，回家特意繞道到小河邊玩。一路上，大家討論著電影裡的內容很起勁。在過一條小溝時，我學著電影裡敵軍長的腔調對前面的同學說“張軍長，看在黨國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話剛落音，只見同學小平拉長了小臉，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壞了，我闖禍了。
第二天清早，我剛進學校大門，就被通知說學校工宣隊的陳隊長要我去他辦公室。我把心提到嗓子眼，不知走了多久才到陳隊長辦公室。一進門見一個肥頭大耳一臉芝麻的中年大漢坐在裡面看報。自報了姓名後，我戰兢兢地站著等待處罰。
“知道為什麼請你來嗎？”
“我不應該學電影裡壞人說話”
“您爸爸是幹什麼的”
“在銀行”
“現在幹什麼”
“隔離審查”
“媽媽呢？”陳隊長的口氣越來越凶了。
“......在香港”我遲疑了一下還是說了。
“在香港幹什麼？”
“我已經不記得她了，現在也沒聯繫”這是真話。
陳隊長狠狠地丟下報紙﹐瞪著眼珠:“學電影裡說話，要用階級分析！你小小的年紀，頭腦里被刻進了很深的階級烙印！你不記得了，但資產階級思想還在你腦子裡。好好寫份檢查，要從你資產階級家庭里走出來!”說完，把我帶進一間空教室，讓我寫檢查。第一份沒通過。再寫第二次還是不行。一連寫了四份，每份都是兩三頁。這時已是下午三點多鐘。陳隊長不得不來 啟發我了。
“你的檢查沒有觸及靈魂！你要從你怎樣和反動家庭化清界限角度來寫。”他是要我批判爸爸媽媽.
沒辦法，我只好極不情願地把爸爸媽媽在檢查里批一通。最後過關時已是 下午快五點了，學校里空空的。我一人背著書包飢腸轆轆地回到家。吃過晚飯，我就倒在床上睡著了。夜裡我夢到了爸爸媽媽:"...我坐在爸爸的自行車後﹐不小心 把腳圈進了後輪，疼的厲害。媽媽着急地幫我把腳往外拔...”;醒來是自己的腳插在床框裡。我把腳收回被子，眼前一片漆黑。我睡不着了，睜著兩眼等著天亮。第二天，在全班的批判會上，我讀了餓著肚子用一天時間寫出的檢查，偏偏跳過那我最不願讀的一段。還好，那好心的老師幫我混過去了。

那年代我們兄弟姐妹遭遇這樣的打擊數不勝數. 我們自己也不知道這"黑鍋"要背多久.但我們都堅信,媽媽不是壞人. 總有一天會揭開這口"黑鍋"讓我們重享陽光的溫暖.

一九六九年，爸爸被釋放了。回家不久，我們全家就被下放了。爸爸當時看起來很高興，一是在“光榮下放”的通知上，爸爸被稱為“同志”；二是我們都逃離了這個是非的城市。到了農村，我們和媽媽反到有了斷斷續續的聯繫。在離別十二年後，我們五姐弟一起給媽媽寫了第一封信。我們從來就沒忘記媽媽，我們是多麼想有一個和別人一樣的家，和別人一樣的媽啊！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