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高考和我家兩個孩子的故事

1976年，我們一家還都在西藏，大女兒在農場畜牧隊當知青。當時有一個推薦上大學的名額，因我女兒勞動好，講藏話、跳藏舞、吃糌粑、喝酥油茶，曬得黝黑，工人說她“象我們的普嫫（女孩子）一樣，就推薦她去。報到管人事的那裡，說是你爸爸媽媽都上過大學了，你還想上大學？讓工農兵的子弟去吧。於是乎“憑手上老繭上大學”的資格也被取消了。到了1977年恢復高考時，女兒心灰意懶說：“大學不是給咱上的”，放棄了報名。她弟弟跑到拉薩中學報名站去報名，那位接待的女教師說：“什麼？初中學歷想報考大學？大學是那末好上的？你還是回去上了高中再來吧！” 可是我的兒子正是由於初中畢業時已超過十六歲，被不允許上高中的。當時我們出差在外，兒子就被稀里糊塗朦回來了

1977年我家兩個適齡青年連考大學的名都沒報上。

1978年大學繼續招生。娃們的爸認為這是孩子們最後的考大學的機會。因為考慮到他們被文革耽誤了中學學業，年齡也大了。與應屆高中畢業生競爭升學，越往後越困難。就堅決叫孩子們報了名。這次我的兒子也報上了名。他報考北大圖書館學系和川大中文系。

孩子們準備考試直到發榜期間，我在百公里外的鄉下“蹲點”。有一天縣裡有人捎信（只有縣上能通電話）來說，單位叫我馬上回拉薩，家裡有事。我設法搭車趕回家裡，才知道孩子們高考結果。女兒以280多分被甘肅農業大學錄取。兒子卻沒得到任何通知。

當時考生可以在發榜之前去看自己的得分。我兒六門科目都及格，總分有300多。他看完分出來時聽見一位老師說“這孩子考得不錯。”他滿懷信心，慶幸自己終於能當上一個名副其實的學生了。可是左等右等。直到後來聽說連考了不到200分的同學都的到錄取通知書了。他和爸爸才跑去拉薩西郊內地大學招生組駐地查問。當時人家已結束工作，聽了情況，很熱心地仔細核查錄取名單和試卷檔案，結果說：你們的資料根本就沒送過來。四川大學的老師說，我們就沒見過300分以上的成績。（當時在西藏—包括來自西藏駐內地單位—報考錄取的幾百名考生中，300分以上的文理科考生，統共只有40名左右。）

於是父子二人又去西藏自治區教育局去查問何以檔案沒送給學校招生組。父子二人據理力爭，官員推託搪塞。你有千條道理，他有既定方針。說招生已結束，任何情況都無法補救，好在大學的門已敞開，明年再考吧。現在下班了。老實巴交的父子二人，回到家裡，一籌莫展。

兒子受到此意外打擊，頭兩天不說話，也不哭；然後就開始寫信向有關當局申訴，向報紙電台發信請求披露事實，實行輿論監督。年輕淳樸的心仍然寄希望於黨的英明，政府的清廉，社會的正義。效果可想而知。只有光明日報回了信，雖是愛莫能助，也算關注了一下。兒子這樣成天不吃不睡地寫，爸爸受不了啦，還是叫媽媽回來分擔困難吧。

這件事已經過去正三十年了，可是今天敘述起來，我仍感到骨梗在喉，氣憤填膺。主要是氣自己太蠢，太迂，太信任共產黨幹部的文化水平和道德品質。那位潘姓局長之無知無恥使我大為震驚。他先說我的兒子腿有殘疾，不宜上大學。我們要求他拿出政策依據；他又說孩子有殘疾不能適應學習生活。我們告訴他兒子能騎車、打籃球、會開拖拉機，他說空口無憑；我們專為此去到自治區人民醫院檢查，外科專家覺得好笑，就抱打不平，鄭重其事地出具了“能勝任文科專業學習”的證明。潘局長手捏着證明，無奈地說：“唉，北京是我們國家的首都，有許多外國友人。看見一個有殘疾的大學生，會影響不好的。”我們問他：小兒麻痹後遺症患者數學家華羅庚世界都知名，羅斯福還當總統呢，也有礙國際觀瞻嗎？那潘局長也許沒想起來誰是華羅庚和羅斯福，瞠目結舌一會兒，想出緩兵之計：“要不然，給你一個西藏農牧學院的名額吧？”這時他竟然忘記腿有殘疾不宜上山下鄉了。我們斷然拒絕了他的“offer”。交易沒做成。讓他一輩子保留着這件虧心事吧。

這就是三十年前恢復高考引起我家的一段故事。

後來我的兒子就連北京的大學也不上（考不上）了，下決心出國留學。歷經磨難，居然拿到一所洋大學的Master學位。得到兒子寄來方帽長袍照片時，真想與潘局長分享愉快的心情。並告慰於他：“請放心吧，殘疾腿的學生，跑到外國去妨礙他們的觀瞻了。您盡到捍衛祖國尊嚴的責任了！”

正是：回憶涓涓和淚寫，怪事咄咄帶笑談。

2007年五月十六日記於Sydney，Austral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