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1644年人关之后，东北作为龙兴之地务守满洲本习。射猎游牧，一直视作"皇家后花园"，出贡山参、貂皮、鹿茸、珍珠、鳇鱼，严禁汉民出关惊扰。顺治、康熙年间，修筑了著名的柳条篱笆，即柳条边，从盛京开原北边的威远堡到吉林北边的法特哈，长690里，以后又几次向西扩筑，防止汉民自蒙古地区逾入。1740年，乾隆皇帝首次东巡吉林长白山，即发出"今观满洲旧俗，渐至废驰"的感叹，于是颁布了最为严厉的封禁令，对吉林等地及松花江、乌苏里江、长白山等处相通水旱道路“永行查禁"，白山黑水一时荒芜漫漫，成了野兽出没的天然乐园。
清朝的封禁政策是逐步升级的，贯穿顺治、康熙、乾隆三朝，但关内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一条篱笆当然挡不住人们对生存的渴望，甘冒被官兵捕杀杖枷之祸，甘冒被野兽撕咬受伤之险，甘冒被寒冬冻毙冻伤之灾，偏偏要与皇帝老子交换故乡，他们或从山海关至古北口、喜峰口沿线坍塌边墙的便利隐蔽偷越，或贿赂各边口守关员弁网开一面，或从海上偷渡辽东半岛秘密登陆，前往吉林、黑龙江等地，致使流民人数大增，故有"闯关东"之说，闯过来是生，闯不过是死，一个"闯"字沸腾了一段生活，轰鸣了一段历史。这些"闯关东"者，一部分人从事垦荒农耕，另一部分人则为采参交易。由于人参又名棒棰，采参者又多是赤贫之人，因此，当地土著居民称“挖棒棰”者为“穷棒子”。嘉庆年问(1796-1820年)遣戍吉林的铁冶亭，就曾有感于此，写了《吉林穷棒子说》一文，谈到"吉林每岁穷棒子，几及千余人，严冬酷寒，无衣无食，死亡者不计其数"。后来由于山东挖参者占多数，就逐渐以"山东棒子"泛指所有挖参者。再后来，也泛指垦荒者了。
不过，清末魏和声在《鸡林旧闻录》中又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也颇有道理："吉林省之土著，除八旗外，大抵山东人居多。百年以来，清廷政令解驰，佣工或挖参者，先后纷集，日增月盛，凡劳力之人，几于无地非山东人也。其来时，肩负行囊，手持一棒，用以过岭作杖，且资捍卫，故称之为山东棒子。”早期闯关东的“山东棒子”大部分是单身汉，人们习惯叫法谓之“跑腿子”或“光棍儿”，使“山东棒子”更加形象化，光杆一人，木棍一根，上顶天，下立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也。
早期哈尔滨归吉林管辖，根据1763年－1890年档案记载的有名有姓有籍贯的人来看，的确是山东、山西的人为多，比如山东黄县人田保辉、山东德平县人傅宝山、山西太谷县人王尚德、山西孟县人姜全仁、山西交城县人郭逢禄，并不知籍贯有名有姓者：傅正、傅成德、武文选、张越青、赵福、宋广福、张花、钱永、钱海、张得鹏、张得禄、李海、李坤、张俊、王仲、李彦勋、张悦全、李景德、郑殿青、顾永亮等，这其中不乏“山东棒子”，他们在哈尔滨有了立锥之地，亲友们就会投奔而来，大多数人也都会回到老家，或受父母之命，或托媒妁之言，带回一个花花绿绿的乡下媳妇来，喊一声亲爹娘，抓一把故乡土，也算是圆了思乡梦。
时光在飞逝，山东棒子的后代都成了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他们的眷恋都注入脚下这片土地，故乡只能是听老辈人讲述遥远的记忆，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可能再保持那一份相对独立的生活氛围。而在骨子里，流淌的仍是山东人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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