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鄉後第一個春節，有中學同學若干來訪，其中一位在北京的很不理解我之回鄉，並用自己的親身經驗做見證。他說他大學畢業後從京城回來，以為自己不會後悔，結果幾年後實在忍受不了，只好又考研究生回京，然後留在那裡。另一位在京的同學則替我解釋說我是“曲線救國”，“‘曲線救國’還有個救不成呢！”，前面的同學道。

三月的某一天，突接美某校某人來信，曰：“我們今年申請的截止日已過X月有餘。然你若能儘快將申請資料寄來，仍有希望。我們可以免去你的TOEFL考試，GRE過來後一學期內考完即可。”

閱信後，我忙在北京諸師的推薦信之外，加上大學校長的推薦，同其它鼓吹之材料一同寄出，於當年五月，拿到了該校的錄取通知書並全額獎學金，來信中宣稱：“我們系有很好的記錄（財政）支持學生至少四年”。我拿到信後立刻着手辦理出國手續，第一步是得到學校批准。

我的系主任還記得我當年上學時從不交他課堂作業的劣跡，並耿耿於懷。於是我先拿到了校長在我申請書上的簽字再去找他。系主任學業平平，當時正使勁給校長送禮，想當正教授，見校長已經同意，只好也同意，在我申請上批道：“來校不到一年，不符合出國規定，但本人美方學校已聯繫好，校長也已同意，所以我也同意。”

我拿着申請又去找教務長，教務長驚訝道：“你不是寫小說呢嗎？”，我此時厚顏無恥地自誇道：“我的科學研究也很好，能踢能咬”，遂獲其簽字。此教務長後去另一學校當頭兒，因貪污，現在監獄服無期徒刑。

下一個步驟是得到高教局的批准，為了慎重起見，由母親陪同，找到該局的辦公室主任一起去找具體辦事的主。誰知那同志非常堅決地拒絕辦理，辦公室主任也無辦法。

回校後，有人給出主意說我應迅速赴京尋找外語系某北京知青，該人手攥學校介紹信，正在京請求教育部（委）為我校增添公派出國名額。原來我們那學校出國主要靠公派，要出的人太多，該同學輪到，名額早已用完，當時教委負責人的秘書是我們學校畢業的，因此學校讓該生自己到京找那秘書去跑名額。

本人一聽，也顧不得F1 or J1了，馬上追到北京。可是學校也不知道該人在京住哪兒，只說其父為某出版社副社長。我到京後，即去該出版社。誰知門房一聽我提那副社長的姓，立即大罵其不是個東西，進出與他們連個招呼都不打。我見不是頭，忙提出該社一位親戚，某著名俄羅斯文學翻譯家的名字，門房轉怒為喜，使勁誇我那親戚。於是我拿到了那北京知青家的地址，當晚就找了過去。進門才知，該生已經完成任務離京，自然沒有我的份，只好坐那兒跟他漂亮的老婆聊了會兒天離去。我早聽說該生與本校一洋妞打得火熱，那洋妞還因其不肯與她結婚告到了學校，看到他留守京城蒙在鼓裡的漂亮太太，不由心生憐憫。

得，轉公派沒門兒了，還得通過高教局這一關，該怎麼辦呢？

說來也巧，這一天我在大街上遇見了小良，小良生長於本城回民的坊上，在我們鄰校念英文。一聽我被高教局卡住，他立刻說：“咳，那人姓高，比我低一級，跟碧碧同班（碧碧是我中學同桌，小良朋友，我認識小良就是通過碧碧）。不過咱不用找他，咱找他科長，他科長是我們班的，在學校成天給我打飯呢。”

第二天我倆約好，一起去高教局找到了孫科長，孫科長果然認小良，又像當年一樣去打了飯請我們吃。席間，小良說：“哎喲，你不知道哥哥前兩年受的那罪（被關過近一年）。”，科長唏噓。

高教局批了。我與小良一起去他的新家。路上，我老實說雖然認識小良他們同學無數，常被人求找他們換美元，自己連美元什麼樣子也沒見過。“你這回就要把那綠花花的票子見美了”。小良則由一對英國夫婦擔保，要赴英倫，“我不會在英國常待的。暑假我會去阿拉斯加伐木”。幾年後小良在南非起家，成為“納米比亞首富”，皈依了真主，留起了大鬍子。據他以前的一位獄友說，經常在與黑人兄弟談判時說：“對不起，我讀經的時間到了”，然後走到一邊禱告年經。黑人兄弟們都說：“我們就是要和這樣的人做生意。”

到了小良家，我從未謀面的他那媳婦吊了張臉不理我們。小良把我引進另一間房，看他剛出生二十來天的女兒，“我對我這娃看得重得很，就是捨不得這娃。”

“嫂夫人有什麼事兒？”

“別管她，她跟我着（生）氣着呢。”

從那以後，我再沒有見過小良。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