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生日
儿子是在若干年前农历正月十五日出生的。那正是中国人高举三面红旗神志不清玩命的年月,饥馑的形势已开始露头,而我处于挺着大肚子被“监督劳动以观后效“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的人生历程。眼看预产期快到了,男人被派出差外省。我为了能在产后多休息几天,——那时产假是56天——就不敢提前请假。自己收拾好一个小包袱,准备随时发作了就去住院。
我们单位在北京德胜门外马甸以北沙河以南,那时就是远郊区了。职工宿舍在单位大院里。平时要进城,须过马路站在马路西侧等候从清河发过来的班车,大概40多分钟一趟。我们的合同医院是北医附属医院,就在德胜门外。我想,到时候自己去,能憋到医院的。
不料到了正月十五凌晨,儿子(那时还不知道是儿子)发动了冲破黑暗的挣扎,肚子开始发胀疼起来。我急忙开灯,穿棉袄,戴围巾帽子,抓起包袱下楼。大院里寂静无声,正是三九天黎明前最黑最冷时候。我就着昏暗的路灯,走到大院的大门口,敲开值班室的窗户,请值班人开门让我出去。他先是揉眼,知道了我为什麽独自起早摸黑出门之后,挠了挠头,瞪眼看了我一会,最后说:“走路小心点。别着急。”在我背后吱扭扭稀里哗啦地关上了大铁门。
过马路根本不用担心被车撞着。连一条流浪狗都没有。我抱着小包袱站在电灯杆也是汽车站下面。冻得肚子都不疼了。终于远远地两条灯光照亮了我面前的马路,心登时感到温暖起来。
顺便讲一下当时我们那条线路的公交车,是解放牌卡车改装上木板车厢,只在前右侧开一个门,车后面背着一个烧煤的煤气发生炉,供给汽车燃料。驾驶座和车厢之间用木栏杆隔开,以免拥挤妨碍驾驶。
看见我站在那里,售票员从门口嚷着:“上不来啦,下一趟吧!”我急得嚷起来:“不行我不能等呀,我要上医院生孩子呀!”售票员跳下来看看说:“那更不能让你上车,挤着怎办?”这时,黑乎乎的车厢里有个粗嗓门儿说话了:“那让她黑灯瞎火在荒郊野地生孩子吗?”随着只听得车里七嘴八舌,“快,快上车!大伙儿匀匀地儿,让她上来。”就有人伸出手来拉我,又有人嚷:哎,小心点别抻着!上车后,后面有人让座,前面的人说:谢谢您啦。等走到您那儿,孩子就生出来啦!满车人都笑起来。前面的大汉,双臂分开撑着木栏杆,让我站在他的前面。扭头吵吵嚷嚷地说:别挤我啊,我保护着两人哪!到下车时,还听到有人嘱咐:“慢慢走!天儿黑!小心脚底下!”车厢里没有灯,我没有看见任何人的脸。
这是一群进城上班的工人。五十年代的北京工人。几十年来,对这些人、这件事的怀念,支持我没有放弃生活的信心。
下车后没人可以问路,清晨六点天还没亮。只慢慢向着有很亮灯光的方向走着,果然到了医院。经过检查立即收住院,忘了是谁帮我办妥一切手续,帮我躺到病床上,喝了一点热水。我觉得肚子里的小生命也复甦了。
八点,查病房。一位看来是资深权威的中年女医生,查到我的床头柜,见里面塞满了换下来的衣服,生气地质问护士:“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没讲住院规则吗?”又对我说,这些东西应该让家属带回去的。我说家属没来。“那谁送你来的?”“我自己来的。”“ 好吧。来探视时叫他带回去。”是。我答应着。心想我还没法子通知他我在哪里呢。
折腾了一天,抽空吃饭、打盹儿。晚八点上产床,十点,生出一个头围40cm的男婴。哭声嘹亮,黑发红脸。那天夜里,病房温暖如春,北京“正月十五雪打灯”。一夜鹅毛大雪,早上隔着窗帘,屋里都明晃晃地。护士医生们上班都迟到了。
后来听说正月十五出生的人,命硬,命大。妨人还不好养活。果然,第二年他的祖父母和唯一的姑姑在都在四川老家饿死;自己在不到一岁时染上小儿麻痹落下后遗症。倒是好养活了。后来历经磨难艰险,身心伤痕累累,却是坚韧达观,算得个男子汉。
每年儿子的生日,我都忍不住讲讲这一段。其实,老话儿并不全都boring. Isn’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