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北京生长，我和桦树潘涌不一样，我是小院的孩子，后来，小院又都改名叫向阳院了。大院是不会改名字的，只有小院才改。

同样是北京生长，我和老秃也不一样，我不是住在胡同里。我们那儿是解放后盖的新居民点儿，几十个院子一模一样，但不是一进一进的四和院，而是只有一进，大家全在这一圈里。院子外面也没有胡同，是短街，比一般的胡同宽。

住在我们这种院子里的人有几种，外地迁来的-比如我姥姥家；真正的老北京无产阶级-比如周大伯家，他原来蹬三轮车，绝对不可能有自己的房子，一句话，都是原来在北京没一寸土地的人，托党的福从工作单位分了一间小房。

这样的院子一圈住九到十家，每家一间到两间房不等。我家这间是我舅舅从学校里分来的，鉴于人口少(只有他和我姥姥)，所以就一间。你觉得我们家挤么？那你得看看周大伯家，两口子加六个孩子，分了两间，按人头算平均四个人一间呢。

这样的院子里住的人有工人，教师，退役军人，家庭妇女；共同的特点是都不富裕，解放前他们是贫民，解放后他们还是贫民。解放对他们的好处是突然有了北京户口。但是在真正老北京人眼里，他们不能算北京人。

我们的居民区不远处，大概走路20来分钟的地方，就是著名的几个大院，离我们最近的是空军大院。大院用围墙与贫民百姓的居住区分隔开，院门口大兵把门。这门不是那么随便可以进去的，我小的时候常跟我姥姥去看望她的一个老相识，据说是个参谋啥啥的，我姥姥给这个参谋带过孩子，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老保姆吧。

进门得先登记，进登记室填表，比如姓名，探访谁，该人的住址，电话。。。表填好，接待员拿起电话，是那种老式的黑色拨号电话，一圈一圈地拨，通了。这边说“XXX参谋长，这里有YYY老太和一个小孩找您。”再等一会儿，X参谋出来接我们，我们这才能够进得大院。

大院象另外一个世界，有很多的排列整齐的楼房，有柏油马路，路边有整齐的树(柏杨？也许我记错了)。走来走去的行人似乎人人都穿着军装，后来我慢慢学会了识别，有些女人只穿军裤，配普通上衣，一般是军人的家眷。

进到楼里也很贫民区不同，他们住的是APARTMENT，比如X参谋家，除了几间卧室之外还有自己的厨房和厕所。家具倒还是那老几样，木板床，三斗桌，估计都是部队里面发的。

混熟了之后，我和X参谋的女儿一起去逛大院的合作社，大院里的合作社和我们外边的区别不大，都是那些糖果点心。我觉得店里的顾客似乎多一些，也许因为我去的那天是周末？大院里的孩子是不是比外面的酷些，我当时还真没有注意过。至少从衣着上是看不出来的。

大院里有自己的礼堂，我在那里看过一场话剧，叫什么什么鹰，可想而知是关于飞行员的。

大院里的孩子也有在我们学校上学的，我总的印象是军人的孩子比较有钱，在学工学农的时候他们可以带蛋糕，我们一般带炸馒头片，而农民孩子什么都不带的也有。当时在木樨地一带还有很多土地，不少农民还没有转成城市人。桦树所说的那种冬天只穿件破黑棉袄的孩子在我们班上就有，手上满是冻疮。

回头想一想，我意识到在我们的小班里也一样有着阶级差别，大院里的孩子是比较上流，他们有钱，比较厉害，成绩不见得好，但是老师一般不去找他们麻烦；我这种向阳院的孩子是中产阶级，如果能力强的话还是能博得老师喜欢；农民孩子是垫底儿的，尤其是连学费都交不出的那种，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都抬不起头来。

经常听到大院的孩子和民间的孩子打群架的，特别是快要去插队的那一些哥哥们。反正都是板儿砖拍来拍去的，开瓢儿是常事。我们院里的二胖比较惨，大院的孩子认错了人，用耐火砖拍了他一下，险些交了面本儿，后来脑子一直不大好使。

大概因为混在一起上学，我没觉得大院的孩子有多少优越的地方，也许因为我自己在学校里混得不算差。他们最后很多去当兵了，走的路和我们根本不一样。

真正听说“大院的孩子”这词还是从王朔的书里，回想一下，喔，原来我曾经和他们灵距离接触过嘛。朔爷是不是美化和神话了大院的孩子呢？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