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的老儿子小舅。 我几乎都想不起他的模样了， 只记得他性格很内向，比南屋阿姨话还少。小舅， 南屋阿姨和南屋叔叔他们三个说的话加起来也没有姥姥多。姥姥的老伴死得早，我们都没见过，我猜小舅和 南屋阿姨的性格可能都象父亲。

坛子里前些天有不少写串联的文章，谈到文革中年仅十二，三岁的孩子就去串联了，小舅和我哥当时有十五，六了，可是家里不同意，就都没去串联，他们在男孩里算极老实的。那时学校停课，我哥常从北新桥走到北海的北京图书馆看书，来回都步行，可节省一毛钱的车钱。后来我哥还帮助给来京的红卫兵做饭，每天也能挣两老钱。可惜好景不长，不久他们就都下乡了。

小舅自下乡后很少回来，抽调回城后先住集体宿舍，后来也娶妻生子了。是单位分的房还是老婆家有房就不得而知，姥姥在院里住时他还偶尔回来看看，姥姥每次都送到大门口，遇见谁就和谁打个招呼，也不外乎是，“您吃了吗？” “ 吃了，噢，小舅来了！”小舅跟着笑笑点点头，就算是招呼过了。

1976年7月28日那场大地震，震后大家都不敢回屋睡觉，就在院里坐了后半夜，南屋叔叔当时不在北京，天刚蒙蒙亮，小舅就骑着车过来了，见过姥姥和南屋阿姨后就屋里屋外地把南屋查看了一边，见房子无大碍，人也没伤着，就又匆匆地回去了，院里的阿姨们就借机向姥姥进好话：“ 还是儿子惦记着妈呀！”

80年代中。南屋阿姨家有了不少变化，南屋叔叔回北京工作了。孩子们也大了，南屋阿姨的单位给她在和平里分了一套一居室楼房。姥姥就要搬出去住，南屋阿姨也就随她了。不仅南屋阿姨和小舅给姥姥生活费，外孙女们逐渐工作了，每月发了工资都去看看姥姥，那时刚工作也就挣四五十元，也给姥姥买点爱吃的点心。姥姥并不缺钱，可是她节省惯了，回来看看也舍不得坐车，从和平里走到北新桥要六站路，姥姥说：“ 我又没啥事，慢慢走吧！” 姥姥自己过日子，家务少多了，她也闲不住，就常去检废品换钱，外孙女都觉得面子上不好看，可是谁拗不过她。姥姥一直单过到九十多岁，行动不便了才又搬回来。

自从姥姥不在院里住，小舅就再也不露面了，每当我表舅定时定点地来给我父母拜年，南屋阿姨就常和我妈发感慨。“ 你表弟大老远的每年都给你拜年，我亲弟弟离得这么近都不来。” 南屋阿姨脾气好，就是说这种抱怨话，也平平和和，倒象是说别人家的事。

可姥姥和院里人抱怨起来可总是气鼓鼓的：“ 我儿子长大了，不用他们养活了，我可不怕他们了。” 邻居们就说：“南屋阿姨对小舅不错，又不是小叔子，亲弟弟还能差那去。”姥姥说：“有点好吃的，她总是仅着她的孩子吃。” 姥姥一直当家做作，买菜做饭也都是她全包，小舅该是受不到委屈的，当年生活都困难，小舅又整是“ 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时候，南屋阿姨的女儿们都比小舅小十多岁，让着小的些也没啥不对。我在家最小也常多吃多占，哥哥姐姐们并未因此记恨父母。而我哥哥插队前一天，妈妈让爸爸悄悄地请哥哥在“东来顺” 了顿涮羊肉，全家去就吃不起了。我们姐妹后来还是知道了，也没抱怨父母。

清官难断家务事，又何况我当时年纪小，没有观察过南屋阿姨对小舅的态度，我现在想来，在住房和经济都困难的情况下，南屋阿姨还是把小舅养大了。小舅该对南屋阿姨好些，不知大家是什么看法？

再看看周围把国内亲戚办出来留学的，往往也闹得不好。如果拿半瓶水来形容，大多数人往往嫌它不满，很少有人感激它不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