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窝风似地，中国的文化人都去了巴黎。

　　以书为证：冯骥才：《巴黎：艺术至上》；林达：《带一本书去巴黎》；一直在欧洲溜达的陈丹燕，最新的《木已成舟》忍不住要写卢浮宫；连柳鸣九，也找出几乎是二十年前的旧作，重新包装上市：《巴黎散记》；再加上一路横扫欧洲的余秋雨，《行者无疆》自然也将巴黎装入了行囊。把计算的尺寸放得宽点，还有《拾回的欧洲画页》(赵蘅)以及《巴黎探戈》、《巴黎咖啡座》、《巴黎石板街》等等。

　　想想，这世道变得可真快。

　　巴黎似乎不会过时，巴黎似乎不背时。

　　因为巴黎有文化。套用一个曾经时髦过的概念，谈论巴黎有格调。

　　而不能去巴黎或不屑去巴黎的，差不多去了西藏青海，去了香格里拉，最不济的，也去了丽江。于是，在书店里，特多的也就是巴黎，或西藏或香格里拉或丽江。

　　随大流，已是出版的一个显著特征。

　　慢慢的，我对随大流深表同情。这年头，独创的可能性已经降至低点，我们越来越不能够创造些什么新鲜玩艺出来惊世骇俗。况且，独创的极其不易与跟风的简便可行不成比例，模仿或克隆几乎唾手可得。此情此景之下，我们似乎丧失了创造的必要性。

　　不过，跟风模仿也决非简单。创造的欲望总是潜伏在我们的机体中。在跟风的过程中，谁也忍不住发挥一下。即使去了巴黎，每个人的路径，每个人的观察，每个人的感情，不大一样。优劣高下，自然大可一比。

　　巴黎可写的东西真不少。于是，看到冯骥才那册《巴黎，艺术至上》，就很不以为然。你又写巴黎又称艺术，怎么将封面做得这么难看？罗丹的这一尊塑像，被我们用了二十多年早就用滥了。去了巴黎，不说罗丹成不成？要说罗丹，说点我们不知道的成不成？

　　写巴黎，麻烦就在这里。写的人多了，要出彩可就太难了。如“乡土中国”系列，写楠溪江泰顺都没事，一写绍兴，就难。非一流高手，还是不要去碰它的好。绞尽脑汁写绍兴，还不如写个咱们不熟悉的小村庄。现在有写《石桥村》、《张壁村》的，真的很棒。

　　犹如这么多写巴黎的，谁的要好一些，还真说不准。

　　我们都去巴黎吧。去了以后，也来写一本《巴黎如何》或《如何巴黎》，凑个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