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窩風似地，中國的文化人都去了巴黎。

　　以書為證：馮驥才：《巴黎：藝術至上》；林達：《帶一本書去巴黎》；一直在歐洲溜達的陳丹燕，最新的《木已成舟》忍不住要寫盧浮宮；連柳鳴九，也找出幾乎是二十年前的舊作，重新包裝上市：《巴黎散記》；再加上一路橫掃歐洲的余秋雨，《行者無疆》自然也將巴黎裝入了行囊。把計算的尺寸放得寬點，還有《拾回的歐洲畫頁》(趙蘅)以及《巴黎探戈》、《巴黎咖啡座》、《巴黎石板街》等等。

　　想想，這世道變得可真快。

　　巴黎似乎不會過時，巴黎似乎不背時。

　　因為巴黎有文化。套用一個曾經時髦過的概念，談論巴黎有格調。

　　而不能去巴黎或不屑去巴黎的，差不多去了西藏青海，去了香格里拉，最不濟的，也去了麗江。於是，在書店裡，特多的也就是巴黎，或西藏或香格里拉或麗江。

　　隨大流，已是出版的一個顯著特徵。

　　慢慢的，我對隨大流深表同情。這年頭，獨創的可能性已經降至低點，我們越來越不能夠創造些什麼新鮮玩藝出來驚世駭俗。況且，獨創的極其不易與跟風的簡便可行不成比例，模仿或克隆幾乎唾手可得。此情此景之下，我們似乎喪失了創造的必要性。

　　不過，跟風模仿也決非簡單。創造的欲望總是潛伏在我們的機體中。在跟風的過程中，誰也忍不住發揮一下。即使去了巴黎，每個人的路徑，每個人的觀察，每個人的感情，不大一樣。優劣高下，自然大可一比。

　　巴黎可寫的東西真不少。於是，看到馮驥才那冊《巴黎，藝術至上》，就很不以為然。你又寫巴黎又稱藝術，怎麼將封面做得這麼難看？羅丹的這一尊塑像，被我們用了二十多年早就用濫了。去了巴黎，不說羅丹成不成？要說羅丹，說點我們不知道的成不成？

　　寫巴黎，麻煩就在這裡。寫的人多了，要出彩可就太難了。如“鄉土中國”系列，寫楠溪江泰順都沒事，一寫紹興，就難。非一流高手，還是不要去碰它的好。絞盡腦汁寫紹興，還不如寫個咱們不熟悉的小村莊。現在有寫《石橋村》、《張壁村》的，真的很棒。

　　猶如這麼多寫巴黎的，誰的要好一些，還真說不準。

　　我們都去巴黎吧。去了以後，也來寫一本《巴黎如何》或《如何巴黎》，湊個熱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