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回家看看 (1) |
| 送交者: bluestar 2002年12月23日01:09:37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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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回家看看 (1) 每次回国,总有很多感想。然而今秋十月的旅行结束回美时的心情,就和上海人当年离家去新疆支边或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一样。换言之,是离开一个歌舞升平豪华繁荣的国际大都会到美国中西部的穷乡僻壤。难怪东西两岸的老朋友都说,如今每回去一次, 就增加一份留恋的心情。 每次回国,总想轻松一点,但最后总是无一例外地忙得不亦乐乎,行程匆匆。今秋十月的旅行更是如此,应中国同行,教育部和科技部等政府机构,若干中美商务咨询公司,和美国在华商会朋友们的邀请,交流资历背景调查的方法和途径,结果连亲戚也没有时间去拜访。 每次回国,总要带回很多的书,有的已陆陆续续地送给朋友们,但还是有很多过去一二年内买的书还没看完。这次回去本想少带一点,因为网上的东西也看不完,而且也没时间特地去买书,但几次匆匆穿过书店,信手拈来又是一箱,不知要看到哪一年。承蒙上海文艺界朋友的介绍,精心挑选带回50部美国少见的的欧亚影片,每周能有空看一部的话, 也可以消受一年了。 每次回国,总想到紧咒箍“说话洋气,衣着土气,出手小气”。先说衣着,本来上海的所谓“红帮”(专做西服)裁缝的手艺就是世界一流的,我建议不但买中式大褂,就是西服套装大衣也是上海裁制的好。出手问题是有历史根源的,因为过去中国物价低,而现在消费和美国差不多,探亲人士也不是都有钱,而且即使有钱也要舍得花,难怪很多人要被认为小气。如果上述二气又土又小,那么还是有探亲人士会意识到自己只剩下几句洋话还可勉强壮壮胆,岂不知中国许多年轻人的外语远超大多数海归人士或探亲人士。为避免“洋气”嫌疑,我在中国几乎不说一句英文,避免说中文夹带英文单词。 中国同行, 出类拔萃 这次旅行的第一日程是业务讨论。加州著名知识产权律师W和我相约在上海会合,共同展开我们和中国同行连续数天的业务讨论。我们看到中国的律师业务正日益发展,走向国际化。和美国律师业近年来分化独立的趋势相反,中国同行在不断地合并以形成大型的律师事务所。但是他们已很快地认识到大不一定好,比如各个中小型事务所合并后, 表面上阵容庞大,实际上内部各抱小集团,很难协调一致地争取客户和作业。 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份统计,上海(每个律师)人均创益率排名第1的是一个拥有不到10名律师的K事务所,而上海拥有近100名律师的最大的J律师事务所的人均创益率排名为第49。这和美国情况相似,大型事务所在开支和收入上通常比不过小型所。我们正巧有机会和这两个事务所的律师会谈。 K事务所和我们会谈的C律师反应灵敏,思路清晰,英文流利,风度翩翩,年轻美貌, 衣着得体。她在阅读和讨论我带去的案卷时,表现出相当高的专业水准。世界小,说也巧,她和W律师都在明尼苏达矿物制造公司的企业里工作过,她还认识我知道的那家公司的某位人士,我们甚至还对此人有相似的评价。更巧的是,这两位律师先后都因为同样的理由离开这家公司, 以自身潜力去开拓更广泛的天地。 J事务所的H律师是事务所的合伙人, 他带我参观的整个楼面次序井然, 设备先进, 手下几十位律师和助理兢兢业业的在埋头苦干。我暗想吃老板的饭可真不容易。H律师是当代中国主流,他逻辑清楚,不卑不亢,业务为上。他给我讲他的一个涉及刑事犯罪和合同履行两方面法律的案例, 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和上述两位雷同的专业人士在上海为数不少,他们年收入在一百万人民币左右,这个数字根据我的估计是很保守的。业务上的成功同时也促使这一批年富力强的专业人士在政治上不断崛起。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撇开政治上的影响和干扰不谈,14亿人口中的专业人士要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专业人士都更有竞争力,中国的发展其实根本是不需要海归人士的,经过这次旅行过程,我更有体会。 信息泛滥, 全球课题 启程前,我有幸在明州华人学术联谊会年会作题为“信息的选择”的发言,通过当代“没有正确的答案,只有正确的选择”的世界性变化,介绍了我近年来形成的一个观点和使用的一个方法。此次在中国的第二日程,就是应教育部和科技部等政府机构,若干中美商务咨询公司,和美国商会朋友们的邀请,交流背景资历调查事务的方法和途径, 其实也是围绕和“信息的选择”相类似的议题。 我向他们介绍我最乐衷于的观点,就是信息的大众化导致领袖人物或权威人物的消失。当代世界,每个人享有同样或类似的信息渠道,反馈同样迅速,这就要求任何一个所谓领袖人物或权威人物,在消化信息的能力方面达到一个极限,而这个消化信息的极限是每个人都应有的或应能达到的。知识信息就是力量,是一个永久不变的真理,如果多年以前还存在的人均知识信息能力的差异渐渐消失,人和人还有什么区别呢? 比如在美国,大到总统,布什自任职以来外交和内政各方面的政策变化,就说明了什么人都可以做总统,只要思维正常,能合理地根据智囊团的意见决策。小到州长,一个没有什么专业背景的人也可以在明州勉勉强强地混一任。 顺便插句并非无关的话,上海有些朋友今夏遇到过明州州长,他们都奇怪这位州长是如何被选上的,我逗他们说,还记得1998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日我在上海吗?那是因为我没有竞选州长。我还将家里两个十几岁的小孩有机会在北京和这位州长交谈后得出对其反应能力的评语说给上海朋友们听,他们大乐。其实这不是玩笑,而是我观点的依据之一,读者都会同意我,当代小孩从网上得到的知识信息的速度最起码相当于老一代从书上或报上得到的10-20倍以上。 还有朋友提到美国选举和华人参政,我给他们讲了海外华人的通病,来说明孙中山用“一盘散沙”来形容海外华人还是非常非常客气的。网上这么多文章罗列了我们炎黄子孙的好好坏坏,不用在此多费笔墨。他们又问我会不会参政?我告诉他们我的性格不适合做领袖,而且我不相信世界上真有或需要领袖,所以我也不愿做领袖。我坚信这个世界从上到下, 只需要协调人, 就象联合国秘书长的作用。 我在加州这个华人聚集的地方呆过一阵。蒙特利公园市有一位华裔女性市长,在协调帮助上海同乡的活动中我和这位市长有幸合作过,她肯说肯干,给我很深的印象。那里85%全是华人,竞选应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她每次竞选都很吃力。而在她选区占10%人口的墨西哥裔的候选人却能团结一致, 每次都对她有很大的威胁和挑战。 回到我的观点,将其实用化,就是明确这个世界已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我们拥有的信息远远超过我们能消化和利用的能力,所以有效地选择信息是人人关心的问题。网上世界已包括了全球所有的信息,而且都在鼠标键动之中。咨询公司单靠提供信息已完全不能生存,根据我和各方面的交流,中国国内已经根本不需要咨询。如何选择,验证,组织,和运用信息才是今后咨询公司的出路。 智商情商, 大有学问 然而单有观点是没有用的,我还有一套方法在实际生活中使用,那就是百分指标系统。这几年,有许多心理医学专家在"自然"和"新英格兰医学"等刊物上提出了他们经过长期研究而得出的结论。那就是,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的智商概念,因为发现,决定一个人是否有所成就的诸多因素中,智力充其量只占10%到20%,宽厚,自信,坚毅,仪态等作用不可低估,心理学家把后者称为"情绪商"。 想一想仅有的两位华人科学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关系,这两人的智商都不算很低。而他们从合作到决裂的过程中,包含多少智商和情绪商的冲突。我在长期为各方客人提供法律服务和自己几十年的丰富人生阅历中,很早就体会并预见到上述情况,并根据现代科学的发展研究,我归纳并逐步创立了以人品为基本前提的,由四组(每组25%)二十种(每种5%)因素组成的指标系统。 具体来说,就是品德教养(公私道德,家庭教育,心态观念,勇气良心,社会熏陶等),谋生能力(技术手艺,教育学位,职业地位,勤苦耐劳,储蓄敛财等),仪态品味(心胸悲乐,仪表仪态,阅历经历,交友待客,兴趣爱好等),和婚姻家庭(健康长寿,生活习惯,年龄婚史,男女关系,家庭责任等)四组。用此方法来测量个人素质和成就, 取得了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准确率。 就各种目的以百分制衡量人,并不是我的发明,公开的如加拿大移民,就是人所共知的一个例子,不公开的如许多公司招聘,都有一套指数衡量。而我的以人品为基本前提的四组(每组25%)二十种(每种5%)指标系统,则是把个人的全部素质都囊括在内了, 而且是毫不留情地以品德为基础。凡是正派的人,人见人喜。 我特别提醒中国的各界朋友,在使用我上述的观点和方法时,一定要做到相辅相成地平衡化,简单一点说,每个人在物理存在上都是平等的,但在行为表现上由于品质品行品性不同而被不同的人予以不平等的对待。在雇佣海归人士或和海归人士交往时, 千万不能只看学历。假的学历不说,就是真的文凭,也存在一个有无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的问题。 我还告诉他们市场趋势是双向的资历鉴别认证。不但是海归人士,就是从中国到海外工作学习的人士,也有一部份人企图或已经蒙骗过关,所以很多海外雇主等有关方面也有迫切的需要在中国国内鉴别认证这些人的背景和资历,我已有很多这方面的委托人。 议员早逝, 光辉榜样 不由自主地想起参议员Wellstone,我回来还准备投他的票,却发生了如此不幸的事。我从共和党转到投票民主党,就是以我上述的一个观点和一个方法衡量Wellstone的结果。 我想在此借用他的光辉榜样。 我的无领袖无权威观点已为各界共享, 就拿衣阿华州美国参议员Tom Harkin的例子, 他在纪念追悼大会上的说Wwllstone能使一个矿区蓝领意识到他自己和美国的总统一样重要("made a miner up on the Iron Range know that he was as important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States")。也就是说领袖和普通人的重要性是等同的, 换句话, 没有真正的领袖人物, 只有服务民众的公仆。我坚信世界上所有的人, 特别是华裔,都需要有并都会有这样的气慨, 迟早。 再参照我的百分指标系统,Wellstone在四组二十种指标系统里占了很高的百分比。他是民众的一员,人民的公仆,理念的斗士,美国的希望。他不铺张不豪华不哗众取宠不沽名钓誉,来去从容,脚踏实地,敢说敢做,光明磊落,是我们大家尤其是华裔的楷模, 可惜好人早逝。 最近他的两个儿子聘用本州一法律事务所调查失事原因和追究法律责任,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对。在美国近二十年,我一直认为在美国最美好的事有两件,那就是(1)自由,和(2)自律。这两件事通过法制完美地融合起来,即尽管人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但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在侵犯或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后不受严厉的制裁而逍遥法外。 我也想提一句,小飞机可真的乘不得。我今夏和妻子在大峡谷也差点尝到死亡的味道, 结论是永远不再搭乘类似的飞机。 我们搭的是九人包机, 航程约一个小时单程, 我闭眼祷告花去55分钟。飞机不但左右晃动,还上下坠落,最危险的是在降落时离地面仅两米高飞机还是不平衡,翅膀差点触到地面。我本来以为小飞机都类似,但一位同行的乘员告诉我她哥哥也是小飞机的驾驶员,她搭过很多次,从来没有象那天的经历。 我庆幸再次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大学交情, 交往之情 大学毕业20年聚会是此行的第三日程。我和Z弟兄同班毕业, 同在明州,同机回去, 很难得。一路上我和他互相照顾,忍受难以入口的西北航餐,大做在上海吃喝玩乐的美梦,漫长的旅途也熬过去了。到上海第二天,就在母校新盖的大楼和三十多位学友和十多位教过我们课的老师会面,非常高兴。我借每人五分钟的发言机会,特地诚诚恳恳地给到会的老师们鞠了一个几乎九十度的大躬, 表示我由衷的谢意。 尤其高兴的是,我能有机会看到H老师健在。H老师当年是从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借调来的,他是系里涉外课程中知识最渊博的一位,能轻松自如地用英德法俄四种语言讲述那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我是对H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学生之一。我将自己在1998年作为美国全国律师协会国际法代表团访问中国后和其他成员合作的“法律转换中的中国和香港:人文和商务”一书送给H老师,他很高兴并在阅读后提出了很正确的意见, 看来姜还是老的辣。 奇怪的是,20年后的今天,几乎每个大学同学的性格都没有变化,喜当官的当了官的仍旧是一副讨厌的官腔,好捣蛋的喜欢开玩笑的照样是乱说乱讲,逍遥自在的永远自得其乐,心胸狭窄的还是神经兮兮地好像老是被人嫖。不知是大学把人性都定了,还是人进大学时性格已定。 无独有偶,我在上海虹桥和浦东机场两次巧遇一位自1978年离开工厂去上大学后一直没有音信的同事,竟然还能互相认出来。从深圳抵达上海虹桥,我因为行李中有书挺沉的,所以赖在位子上等所有的人走了再取行李。他是最后第二个,走过我的位子时顺口嫖了我一句“是否还想乘下去?”我回头想看看谁和我一样会有兴趣和陌生人开玩笑,一看乖乖,不是我认识的人吗!而且我还能脱口叫出他的名字, 他也呆住了。 这位同事是当时厂里的共青团支部书记,我是厂里内定的永远教育不好的“可教育黑五类子女”,其实我们当年心思都不在那个破工厂上,独想着上大学,只有厂里的支部书记之流恨不能治我于死地。回美国那天,在浦东机场又碰到,坐一起聊天,尽管他在美国也呆了十来年,我发觉他的性格也没变。 中学亲情, 情同手足 有了第三日程,我和几个中学同学干脆联系好第四日程:中学同班兄弟姐妹聚会。我们位育中学(上海市第51中学)和襄阳南路小学在徐汇区的同一个街区,当时是上海唯一的中小学十年一贯制实验学校。 老校长朱家泽今年九月还率领几位老师访问美国, 受到位育中学在美国校友会的盛大招待。 在美国校友中,有两个霖,刚去世的前伯克利加大校长田长霖是最有名气,我瞿德霖是最无名的了。美国校友会会刊名为“钟声”,取自当年学校每周的黑板报的名称,源远流长。我带了几份回去,和国内的同学分享。特别激动的是和几位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多年没有音信的同窗好友相会。按失去联络时间长短,略数几位,看看我们一代人的青青岁月仍然光辉灿烂。 36年没见的W兄是全班最捣蛋的,也是我的最佳搭档。他整天纵容我们溜出学校去看当时寥寥无几的几部国外的电影,还常带着我们在街上大声念道他最喜欢的法国电影“郁金香芳芳”的台词,我现在还能记得开头一句是“枪口上插着鲜花,脸上带着笑容,心里充满着爱情,(后面实在记不起了),,,”。 1966年五月文革尚未进入最野蛮阶段,W兄和现在仍旧是他妻子的女朋友报名去了新疆建设兵团,我到火车站送行。那年底全国大乱,他回沪还来找我玩。后来因为我父亲参战中国海军和美国海军,被诬陷为美国特务,我们全家受整肃而失去联系,直到这次喜相逢。 他说他其他同学都认不出了, 却能认出我这个铁杆同伙, 我不胜荣幸。 W兄现在做守门保安,他儿子已成为心脏病医生,我衷心希望儿子能保老子永远健康。 还有34年没见的三位:其中L妹妹是班上的英文课代表,加拿大留学后海归,是一家德国公司在中国的总经理;X姐姐是我们班姗姗来迟的娇小姐,这次特地从澳大利亚回上海相聚;J弟兄是当时全校“一支笔”,现在是上海出版界的主宰,听他评论国内作家和出版事务的内幕, 我惊讶不已。 H弟兄30年没见,想当年不知什么道理,他家这块宝地附近美女如云,不仅仅正对着上海市第二女中校门,我们在他家就可以守望豆蔻年华的邻校姐妹们,而且还有若干邻居姐妹风貌异常,有的妹妹是当时因家庭成份有问题而幸免被被副统帅之子选中而受牵连,有的姐姐还记得中南海陪游陪舞的丑事。文革时苦中作乐,我们在那里偷闲逍遥,度过不少欢乐时光。 H弟兄的弟弟也是我们的校友,他是中国70年代进入联合国后第一批通过联合国文职人员或译员考试的,家里条件太好,就嫌在北京集训洗脑太苦,溜回上海,放弃了如此良好的机会,人人都为他惋惜。后来他被上海海关学校当成宝贝请去教授英文,我当年过虹桥机场海关时,还打着他的名字和海关检查人员套近乎,谎称是他们师爷的师爷,想起好笑。如果他当年不从北京溜回上海,现在该是个什么常驻代表或是参赞之类, 不过他现在在瑞士和香港混得也挺不错的。 L弟兄18年前和我在上海话别,然后各去东赢北美闯荡,现在他是老板阶级,拥有自己的公司,生意兴隆。想当年他是全校有名的漂亮小生,为造反派男士嫉妒,引来不少祸事,被发配崇明岛垦荒。他的婚礼我也在,如今仍是同一个太太,儿子亦一表人才,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早些年回去上海已联络上的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再次喜重逢。Z妹妹是全班的宝贝,干部出身却那样和蔼可亲,害人之心全无,很多同学暗中钦慕;Y妹妹是排球健儿,也是当年很多同学可望不可及的公主,来去翩翩,引得一伙楞头青猜测不已。她俩现在常来往,我每次回去必聚。还有Z弟兄曾是文娱委员,舞蹈朗诵样样在行,想不到如今成了大股,其实他当时最喜欢Z妹妹,都快发疯了。聚会同学每个人的家庭几乎都被文革摧残得喘不过气来,如今每个人都活得健康有益,高兴自在,其中有一主要原因是我们曾经享受过当时中国所能提供给中学生的最优秀最全面的教育。奇怪的是回想当年, 现在每个人的性格都变了, 和大学同学不变的情况正相反。 没有主义, 没有忠诚 我早就说过,中国公众现在奉行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并比较符合实际的“没有主义”。共产主义的阴影早就没有,就连社会主义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笑话了。资本主义呢?独裁还在, 谈不上。 说一个典型的故事。上海富民路上有一家保罗饭店现在已很有名,我最近还在网上看到有文章提起。老板保罗过去在那个地方摆个小摊修自行车,后来改革开放,就在原地摆了个小饭摊,渐渐地积累资本,买下那条里弄口的几间平房,现在的饭店就是盖在那几间平房的地位上,上海寸土如金,小资本要发展可不容易。保罗饭店如今已是家喻户晓, 我有机会去了两次, 生意相当好。保罗走的是50元左右1人的消费价位, 菜肴丰实新颖,无论价高价低,用料烹饪都不马虎,所以名扬海上,人来人往,爆满。 过去的上海是不夜城,现在的上海更是夜夜疯狂。华灯初上,饭店酒吧夜总会商业广场人头拥挤,不分周日周末,绝大多数是2030岁年龄的。我不由得想,如此疯狂的消费环境,没有自制能力的人很有可能走上犯罪的路,可惜没有时间和上海警方人士聊聊。 我碰巧去了有小台北之称的台商聚集的古北新区的那一带,白天夜晚各一次。我没领教过台北的情况, 但和洛杉矶有称小台北的地区相比, 古北一带有过之而无不及, 无论是饭店还是咖啡馆酒吧,或是超级市场,到处都是消费者,几乎没有看到逛“阳春”的人, 而且确实有很多说台式国语的人。 那个地方过去是虹桥机场附近的农田,现在成了消费点,不过和洛杉矶的小台北区域一样, 显得凌乱, 层次绝对不高。 每一次回去,都很吃惊那里的贫富差距。我不清楚官僚资本和大款小款,也不太清楚下岗的人士,单说社会的中坚,专业技术人士,体力劳动阶层,和退休的前辈们。据了解,一般的律师收入在2025万,涉外或拿得到大企业案的律师可以做到200万左右, 医生的情况相似。外企工薪白领人士和有手艺特长的,好一些的能拿到大约10万到25万。 但是一般的劳动阶级, 店员工人服务行业人士, 大约每年在1万5千到3万。 我特别想说我的姨夫钮叔,他和我父亲一样是中国航海界的老前辈,工作了一辈子的退休老船长。每次回去我都要去看望他老人家,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家被整得拿每人15元生活费过日子的时候,是他老人家和我阿姨每月接济我们的生活。他俩现在靠退休金度晚年,大概每月几千,出门不用出租车,去外地挤的是硬卧,我阿姨年老有病, 开支更大。不过我得承认钮叔的景况还不是最差的。 我家另一位至交孙叔,曾是中国“红岩”牌超级载重牵引车的创造人,因病退休后和老伴在北京定居,我去看望他们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在底层的小单元房又暗又阴,老俩口一点怨言也没有,但我看得出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困苦。孙叔现已去世,我对他怀念不已,因为他夫妇俩也是我家困难时能来看望我们的患难之交,并常在临走时偷偷留下几十元接济我们。当时的几十元价值已不小,更可贵的是他们两家不对任何困境中的朋友“落井下石”的真正的知识分子风格。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消费,但却毫不在乎鞠躬尽瘁的敬业人士的晚年,能利用就利用。 这样也就不要责怪其手下的官员都能捞就捞,能贪就贪, 能溜就溜, 能叛就叛, 没有丝毫的忠诚, 更没有任何程度的凝聚力。 最近看到有评论中国领导集团的一段话,即“边缘人(指中国共产党历代核心人物)集团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鄙弃社会上共同遵守的一切规范和价值,因而行事可以肆无忌惮,这个集团在造反的时期是不惜运用任何手段夺权,在夺权以后则千方百计地保权,由于它摧毁了整个民间社会,并且独占了全部生活资源,它已转化成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阶级。” 我个人认为历史上打着任何主义旗号的独裁统治集团都差不多,而且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化,所谓领袖终究不能为所欲为,民主社会的实现已不再需要等待类似戈巴乔夫那样几十年的卧薪尝胆, 比如胡锦涛等人如有意思要为民族效力的话, 正是时候。( 社会的贫富分化,不但在经济生活上,就是在精神娱乐方面也可以看到。在上海这样的都市,高薪阶层的生活已经全球化,电视有美英法德的频道,艺术表演有世界各国艺人接踵不已(尤其是每年秋天的上海国际艺术节), 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包罗万象, 旅行体育休闲随叫随走。 我有机会和一位海归的校友画家H相聚。他在加州,纽约和新英格兰一带都有画廊签约出售他的油画,以优雅环境中的肖像画为主,我却是门外汉。我最喜欢的是简单明快的水彩画。他和很多海归的画家一样,被中国的发展和对各阶层人士的需求吸引回去, 听他聊到其他画家的海归故事中竟然也有我知道的人, 很有意思。 现在在中国,普通收入的公众有看不完的书报杂志,冗长的电视剧和电影,廉价的球赛和香烟啤酒,这是中国政府一个很聪明的避免动乱的方法。我曾见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位英国小说家写过, 社会的劳苦大众只要吃得饱, 有廉价的球赛和香烟, 他们就不会想要革命。100年过去了,在这信息革命的时代,此断论不知是否仍旧可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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