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個沈從文 |
| 送交者: 韓三洲 2003年01月22日19:47:03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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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沈從文在文革期間卻依舊擺脫不了政治的困擾和人事的的紛爭,據陳徒手《午門下的沈從文》一文所述,當時,寫大字報揭發他最多的居然是自己曾經幫助過的畫家范曾,他在大字報上說沈從文"頭上長膿包,爛透了。寫黃色小說,開黃色舞會"。對這種肆意構陷和無限上綱,沈從文在大字報上面寫下了八個字來表達自己的憤怒:"十分痛苦,巨大震動。"這也成為他晚年心境最感震驚和傷害最大的一件事,使他從此再也不提范曾這個名字。前兩年,范曾還曾就此事做過一番自我辯解,後來也就不清不白的撂下了。 然而,作家蕭乾在去世前曾出版過一本《風雨平生》的口述自傳,首次透露出生性孱弱、宅心仁厚的沈從文也曾用類似的方式對待過自己的"右派"學生蕭乾。蕭乾在1999年1月30日的最後遺作里,又詳細述說了這件事情:"人家都說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大弟子,其實我在文學道路上得到沈從文的指引提攜,比汪曾祺要早。他是我的恩師之一,1930年把我引上文藝道路,我最初的幾篇習作上,都有他修改過的筆跡。" 但到了1957年的反右期間,在文聯大樓公開批判蕭乾的大會上,沈從文站起來積極發言,聳人聽聞地說此人早在30年代就同美帝國主義相互勾結上了。他指的是1929年蕭乾曾協助美國青年威廉·阿萊編過八期對外宣傳中國新文學的英文刊物《中國簡報》一事。對這件事,作為蕭乾的第一個文學老師的沈從文,是應該最了解情況的。這樣的揭發出人意料,但蕭乾只是把它看作是在階級鬥爭面前的自保的一種方式,沒有過多去計較。因為只有這樣上綱上線,聲嘶力竭地來批判,才能讓大家知道他們之間已劃清了界限。所以,那時候他們的關係還一直維持下去。 到了文革的殘酷歲月,無路可走的蕭乾亦想走恩師沈從文走過的老路,也曾服毒自殺未遂。1972年。蕭乾從幹校回京治病後,為解決自己的住房問題而四下奔波。在去看望沈從文時,見他正在狹小的住房裡編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便出於好心,也頻頻為他呼籲擴大住房,並想托當時市革委的一位朋友幫助他解決一下。沈從文得知此事後,勃然大怒,二人在路上相遇後,便聲色俱厲地痛罵蕭乾耽誤了他的政治前途,並質問道,"我的住房問題,用不着你張羅。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請入黨呢?"說罷,掉頭不顧而去。 為了此事,兩個有着幾十年師生之誼的友人,斷然絕交,不復往來。後來蕭乾還收到沈從文的一封親筆信,說他一旦去世,不許蕭乾參加追悼會、亦不許他寫悼念文章。蕭乾在遺稿里寫道,他並不認為老師真的要申請入黨,他只不過用這種方式來表明,自己並沒有像學生那樣淪為次等公民,只是想在政治上占一個上風罷了。到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隨着政治環境的寬鬆,他們之間的關係逐漸融合解凍,但由於種種因素,最二人終未能見上一面,以盡釋前嫌。 誠如一首打油詩所說,"請看剃頭者,人亦剃其頭。"幾十年來,中國文壇上類似這種互相整治、冤冤相報的事例不勝枚舉。如當年違心去批判胡風的巴金,到頭來自己也成了文壇"黑老K";幾十年一貫正確的周揚,不但文革時遭受厄運,到晚年時也難逃被人批判而無處申辯的困境。蕭乾對這件事的態度上,學生對老師的理解過於寬容。仔細分析一下,只能用在政治高壓下知識分子所表現出的性格軟弱、人性扭曲來解釋。按理說,這兩位作家都是屬於自由知識分子,都很難見容於那種特殊的政治氣候與與高壓環境,他們都曾以自殺的方式來抗拒過所謂的思想改造,但又都大難不死的活了下來。在另一方面。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環境,來適應社會的生存機制,他們又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與官方所說的"壞分子"劃清界限、也會違心地或主動地用向黨交心等方式,去迎合當時的政治氣候,來換取一個較好的生存環境。 對此,我們可以從新近出版的31卷本《沈從文全集》新增佚文中找到作者心靈軌跡轉化的零碎答案。作者在文革期間上交的思想匯報《勞動感想》裡,一方面懺悔自己"脫離人民過了六十多歲,過的完全是寄生蟲的生活,不以為恥";另一方面,又企盼着"但手中的筆還得用,將可用到謳歌這個地方人民的一切新成就。"看看這些沉痛的語言,不是告別舊我迎接新我的反思又是什麼?所以,沈從文主動與自己的學生劃清界限、說出自己正在申請入黨的話語,都可視為是在非常時期里,人的生存本能的一種正常反應。諸如此類的事情,人們已經看得很多了,像名震天下、學養豐厚的大學者如馮友蘭、周一良、魏建功諸人,都不免晚節不保,去依附權貴,諂媚事主,誰又能保證沈從文沒有過這樣的想法呢?要知道,幾十年來,有多少開始還有些骨氣的知識分子,都是在這種左右搖擺和彷徨動搖之間,才逐漸喪失掉自己的自由精神與獨立人格的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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