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统，曾经是北京文化中的一大特色，这大概和元，明，清三代封建
王朝定都北京不无关系。
　　但从离我们还不算太远的“文革时代”，在追溯到一九四九年中国共
产党定都北京，那时起，血统就把古色古香的老北京文化溅上了红色。

　　一九四九年后，北京有着两大主流血统。

　　一是“土著血统”。带有这样血统的人被称为“老北京”，其父母或
祖父母辈世居北京，他们散落在北京的胡同和大杂院中，一口字正腔园的
“京片子”，讲究着从“大清帝国”遗留下来的“老礼数”，延续着他们
走街串巷的“平民生涯”。

　　还有就是“红色贵族血统”。带有这样血统的人在北京一般统称为“
干部子弟”。然而，“干部子弟”内部的认同与一般老百姓还不一样。干
部的孩子不等于“干部子弟”，你的父母应是行政十三级以上，或有“厅
局级”以上的待遇（部队应为师级），才能够算“干部子弟”，称得上“
红色贵族”。“红色贵族”的父母们大都是跟着毛泽东进京的所谓“老干
部”，属于“打江山”的一代。他们操着外地口音，或蹩脚的普通话，按
着新中国重新编排的“户籍制度”成为“北京人”，他们的子女自然就生
长在北京这块土地上了。尽管“老干部”们大都出身社会底层，但他们的
子女确造就出了北京特有的“红色贵族文化”，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圈子
”，表现出不同于一般老百姓的“优越感”。

　　“红色贵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北京的“大院文化”。

　　在北京，党，政，军各部门林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些部门大都
在北京“皇城”外围（个别机关在城内）“圈”得一块地，盖起了笨拙的
苏式低层楼房，加上高高的围墙和气派的大门，再有森严的门卫，老百姓
是肯定不得其门而入的。“大院”的里面则是一个“小社会”，工作区，
家属区，娱乐体育场所等一应俱全。北京西郊大部分是军队“大院”，有
“空军大院”，“海军大院”，“总后大院”等军事单位。北京的三里河
，还有和平里一带则是国务院各部委聚集的地方。占据北京最好地理位置
的“大院”当属位于景山后面的总参“地安门大院”和沙滩后街的中宣部
和文化部“大院”，以及位于府右街南口的统战部“大院”。这些“大院
”里面是干部子弟云集的地方。

　　生长在这些“大院”围墙后面的“红色贵族”们至今依然对“大院”
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情。“红色贵族”们的孩提时代基本在“大院”里渡
过，在他们的眼中，“大院”带有母性色彩，摇篮搬地呵护着他们，宽容
地近乎纵容，在“大院”里可以任意张扬出他们的野性。姜文导演的电影
“阳光灿烂的日子”（根据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通过对一群
军队大院里的孩子们心理活动的描写反应出了这种“大院文化”：“红色
贵族”血统给了“大院”里孩子们优越感，优越感使他们敢于撒野，撒野
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是成长在“大院”里的“正宗
的”革命接班人。“红色贵族”们把这种感觉带到了北京文化中。

　　曾经登峰造极的“血统论”是“红色贵族文化”里最令人痛恨的一部
分。

　　文革初期，北京的“红色贵族”们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
动儿混蛋”的口号。在他们的语言中充斥了对一般“平民”子弟的蔑视，
象什么“龙生龙，风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对于出身所谓“黑五类
”家庭的孩子，干脆就直呼其为“狗崽子”。“血统论”表现出了“红色
贵族”们兽性的一面。凡是不属于“红色血统”的人，在“红色贵族”面
前完全失去了自尊，任由“红色贵族”们欺压，稍做反抗就有可能遭来灭
顶之灾。文革中的“血统论”使“红色贵族”们与一般北京老百姓格格不
入，甚至尖锐对立。然而，报应也来的甚快。当毛泽东把文革的矛头指向
他们的老子时，“红色贵族”们立刻遭到“平民”子弟的猛烈反击，许多
“红色贵族”如同“丧家犬”般地遭到追打围殴，但他们基本上得不到老
百姓的同情。文革结束后，一些“红色贵族”著书立说，描述他们在文革
中所受的“苦难”，试图为“红色贵族”增加一些崇高，但或许他们应该
更深刻地反省自己，让人们看到那时的“红色贵族文化”给整个社会带来
的悲剧，这样反而会赢得人们的几分尊敬，因为悲剧里面的丑恶东西最能
印证出什么是美好的。

　　精英意识是“红色贵族文化”里最大的特点。

　　“红色贵族”们的精英意识并不是源自于他们所受的教育高低，而是
来自于他们所进的中学。文革前的北京中学等级分明，学校的名气和有多
少“红色贵族”成正比。文革前，“红色贵族”们大体集中在北京海淀区
和西城区的几所中学里面。海淀区有：北京一零一中学，北大附中，清华
附中，八一中学，育英中学，“十.一”学校等。西城区有：景山学校（也
许是东城区），北京男四中，北京男六中，北京男八中，北京女一中，北
京师大女附中等。这里面名气更大一点的是：北京一零一中学，北京男四
中，八一中学和景山学校。现今中国部级以上官员来自北京一零一中和北
京男四中的人不少。八一中学集中了军队干部子弟。景山学校是北京乃至
全国唯一一所由中宣部直接领导的学校，中央直属机关的许多干部子弟就
读这所学校，

　　由于“红色贵族”相对集中，这些中学里面的学生对政治的关心达到
了狂热的程度。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坛风云变化无常，在
老师们乃至校长还一头雾水时，学生们已经准确地知道了中央的人事变动
和中央领导的各种讲话，他们根本不把老师放在眼里，我行我素，发表自
己的政治见解，以精英自居。现在看来，那时“红色贵族”们的政治见解
也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并无什么独到和高超的地方。然而，从他
们发表的“宣言”，传单和“大字报”中，你仍能看到这些不满十八岁的
孩子们颐气指使，舍我其谁的“霸气”。这种“霸气”里面唯一可爱之处
是体现了“红色贵族”们的无所畏惧。文革期间，当他们的父母们被“打
翻在地”时，他们敢于反抗，矛头直指当时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

　　随着时间的推移，“红色贵族”们的少年血性已经不在。成年后的他
们，大部分变得平淡且能豁达地看待周围世界的变化，然而他们的精英意
识已经渗透到了北京的政治文化中。现在中国有一句流行语叫：“北京人
什么都敢说！”除了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外，还说明了北京人关心政治
，这种北京的文化特征里面也沉淀着“红色贵族”们固有的精英意识。在
“红色贵族”们曾经就读过的中学里面，老一代教师仍不能忘掉他们，以
复杂的心情，有意无意地还在告诉现在的学生们“红色贵族”给学校带来
的一切。

　　大江东去，时代的巨变已经使“红色贵族文化”黯然褪色，但它打在
北京文化上的红色印记仍然依稀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