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悲惨而又悲壮的“花冈事件” |
| 送交者: WATCHER 2003年05月08日16:36:55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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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冈事件”发生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被强行抓到日本秋田县花冈町的近千名劳工因不堪忍受非人的虐待，举行暴动、事败。长篇报告文学《尊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中国工人出版社近日出版）从这一事件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严重罪行。现摘发片断，让我们重温历史的一页。
漫漫的冬季夺去了许多同胞的生命。 １９４５年３月，日本人搞了一个突贯期，突贯就是突击之意，打通下水道。每天干１６个小时，并限定工作量。 死人的事每天发生，有时一天死几个。有人找到耿谆说：“队长，我们真活不下去了，你下命令吧，你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就是下火海，我们也跟着你跳！” 也有人说：“跟他们拼了，咱死也是站着死，表明咱中国人有志气。” 还有人说：“就是咱死了，让日本人不敢再欺侮中国人，我们流血斗争以后，其他地方的中国劳工的生活可能会得到改善。” 面对一双双信任的目光，耿谆在感激之余更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 暴动日期预定在６月２７日深夜。行动计划是把中山寮的日本监工和汉奸任凤歧全部干掉，然后向北海道方向逃奔。 耿谆神色威严，压低嗓音说：“今天要把几个最凶暴的小鬼子砸死，为弟兄们报仇雪恨，然后造饭饱餐，带领大家逃出中山寮。现在已快半夜，孟连祺正在鬼子们的寝室里侦察动静，你们马上各就各位。”…… 然而，暴动失败了。 耿谆带着逃出的队伍匆匆向中山寮后面的狮子森山进发。 夜幕下的狮子森山莽莽苍苍阴阴森森，月光被林中的枝叶切割成荧绿色的碎片撒在地上和人们的身上。 夜沉沉，山路崎岖，杂草灌木丛生。劳工们互相搀扶着，先是排成一字长蛇阵，但不久队伍就走散了。 跟在耿谆后面的大约三四十人，走到半山腰时，可隐约地看到山脚下带状公路上有汽车行驶的光束。 耿谆对大家说：“那可能是敌人调动兵力的汽车，天快亮了，我们争取在天亮时到达山顶，那样即使敌人追上来也便于拼杀。” 耿谆的估计没错，那正是敌人调集的兵力。这次暴动震惊了日本当局，因为当时在日本各地分散着１３５个劳工所，有近４万名做苦役的中国人，另外还有朝鲜劳工和美国的被俘人员。如果引起连锁反应将直接威胁着日本的战争后院。为了防止暴动的烈火蔓延，日本当局连夜调动了秋田县、青森县等地两万一千余人，对逃出去的六百多名中国劳工进行了围攻堵截和残酷镇压。 太阳升高了，白灿灿的阳光下枪声四起。劳工们被枪弹打得抬不起头，经过一夜惊心动魄的洗礼，大家都筋疲力尽了。 耿谆站在山顶的一棵小树旁，眼睛布满血丝，神情冷峻。对于失败，他早有思想准备，他原来想着暴动后可能还有两三天的生存时间，没想到死亡来得这么快。 环顾四周，队伍已完全脱节，身边只有四五十人。山坡上的难友一群一群地被敌人包抄，连推带打地往山下赶。 大势已去。他对身边的李克金、李光荣说：“你们各自为战吧，我要以身报国了。” 暴动前，耿谆专门让王占祥给磨了一把小刀带在身上，此时急摸那把小刀，却不知去向。 他命令李克金道：“快把你的绑腿解下来给我” 李克金迟疑地说：“队长——” 耿谆回头望了一眼正在朝山头蠕动的日本人，厉声喝道：“都什么时候了！不要迟疑了！” 李克金不情愿地将解下的裹腿递过去，耿谆迅速地将带子的一头系在树上，另一头套在脖子上，用脚猛力一蹬树——昏死过去。 耿谆醒过来时已是在押往花冈警察署的卡车上……
后来做了秋田县劳动组合联合会大馆地域协议会事务局长的谷地田恒夫说起那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发生花冈事件时他才５岁。 他家住在离花冈镇不远的名叫片山部落的村子里。村里只有一百多户人家，他家附近有片葡萄园，葡萄园旁边有个猪圈。 谷地田说，暴动发生后，大多数劳工们在狮子森山被警防团抓住，带到花冈镇上的共乐馆广场，但也有极少数零散人员跑到了别处，其中一个就跑到了片山部落。 跑到片山部落的这个劳工，在葡萄园旁的猪圈里抓猪食吃，被警防团即民兵的人给抓住了。附近的居民都来围观，谷地田就夹在这些围观的人群中，５岁的他个子矮小，他是从大人两腿之间的缝隙中看到那个被抓的劳工的。 劳工就在被抓住的那一刻，还抢先抓了一把猪食塞进嘴里，这个画面给谷地田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当时老百姓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狮子森山漫山遍野是拿着竹枪、木棍的民兵和老百姓协助警察搜山，人们把这个行动称作“打兔子”。 他们把抓到的中国人用绳子捆绑起来，带到镇上的共乐广场，扒去他们身上的衣服，让他们半裸着身体，胳膊捆在背后跪在地上。 人们盛传着，说这些中国人杀害了日本人，还说中国人吃死人肉是畜生不如的东西等等。老百姓们因此对中国人充满了蔑视和仇恨，不少男人拿青竹抽打跪在广场上的劳工，嘴里还骂着：“清国奴，死去吧！” 老师带着学生来到广场，发给学生们棍子，让他们抽打中国人，并向他们身上吐口水。听说在离镇子不远的村庄里，青年团的十几岁的少年把几个中国人活活地打死了。 谷地田曾跟着母亲一起到共乐馆去观看那些被捆绑起来的中国人，听说他们三天三夜没有吃喝，有的人受不了了，甚至喝自己的尿。谷地田刚看了一眼一个日本男子用竹子抽打中国人的情形就被母亲拉走了，母亲说，孩子不能看这种场面。 对于５岁的谷地田来说，当时不可能有什么感受，只有记忆存在了心底。但就是记忆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使他成为和平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并由他发起，在花冈事件的发生地大馆市成立了“花冈事件记录会”。…… 惨绝人寰的事情７月１日发生，地点是共乐馆广场。 广场上跪着五六百名被抓回来的中国劳工，跪了三天三夜。两个人用一条绳子绑着，如果一个人倒下，他的重量就由另一个人支撑，就连上厕所也要拖着死者。 跪着时每个人必须腰板挺直，屁股不许挨着脚后跟，稍有松懈，宪兵用枪托打，警察用刀背砍，穿着便衣的民团队员用削尖的竹竿和木棍扎，围观的老百姓和孩子用石头砸。广场上铺着碎石子和沙，劳工们的膝盖都磨破了，膝盖上露出了骨头，粘着沙粒，稍一挪动，疼得钻心。 三天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幸存者柳寿欣说：“我们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日本人变着花样殴打我们。他们用木棍一个挨一个地打我们的头，从排头打到排尾，又从排尾打到排头，一个打手刚刚过去，另一个打手紧随其后，无一人幸免。第二天，我口渴得要命，谎称去厕所，看到垃圾堆上有一个米饭团，上面爬了很多虫子，我偷偷抓起，三口两口就吞下去了，也许这两口饭团才使我不致死掉。记得一个姓马的难友，要求我们尿点尿给他喝，可谁也尿不出来。我亲眼看到厕所的出口处躺着一个死去的难友。” 后来旅居日本的林树森是这样说道： “最痛苦的是想喝水。口中，嗓子眼里热辣辣地疼。有好多人在叫嚷‘我要喝水’‘给点水喝’可是，只要一大声说什么，跟着棒棍就飞过来。现在想起来，真不知怎么活下来的。警察当中，可真有坏人啦，你想喝水，他就拎来一桶水放在你身边，用舀子盛上水送到眼前。这时当然想喝，便扯着捆在一起的人向前够着喝。于是，他便将盛着水的舀子往远处挪，伸着脖子向前够的人把后边的人给拉倒了。又说你不好，棍棒就飞了过来，最后把好水泼在眼前的碎石块上或者泼到人的头上。水从头往脸上流，伸出舌头去舔那水，看着可笑，围观者便哄堂大笑。干这种事的人，简直是没有人心哪！” “坐在碎石块上边，三天两夜，食物和水一滴不给。夜里也不能躺躺或睡觉。到了第三天给了半碗像疙瘩汤似的东西吃。现在想起来，能活下来真是不可思议。疲劳，空着肚子，各个晃晃悠悠，坐也坐不住，好多人实在受不了便倒下去。一倒下便要挨揍，所以死了很多人。即使死了，也不管不问。两个人捆在一起，死了一个照样捆着。和我背靠背捆在一起的是谁，名字也不清楚，是个身体非常虚弱的人，被带到广场的当天晚上就死了。死了的人身体慢慢僵硬，也就越来越沉重了。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都够受了，还背上一个死人，更加苦不堪言。天气炎热，尸体慢慢发臭。背着这么个又重又臭的死人，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到了晚上有好多猫、狗跑来啃死人的手、脚，夜间听到它们争夺食物的咬架声和嚼骨头的声音。有时连活着的人也要咬了。我的膝盖就被猫给 当地老百姓看到的是在三四天的时间里，没给中国人一顿饭，只是一天一小碗水，死亡无数。有记录说：“人们哀求、哭泣也无济于事，得到的只是一顿没头没脑的棒打脚踢。他们把削尖的竹刀、竹枪、棍棒当做殴打华人的武器。华人们由于饥饿和折磨东倒西歪地躺了一地。他们将小麦粉掺上泥撒在地上，华工们由于饥饿难忍就用嘴去舔吃沾满泥土的小麦粉。但是，两个人被捆在了一起，怎么也吃不到，就这样，一旦被发现，两人则一起被殴打直至到死。当时被动员来的警察官中最坏最狠毒的是：今野、后藤、菅原派出所所长、天野、永井、山口等人，这里的直接指挥官是三浦太一郎大馆署长。宪兵荷枪实弹地围守在四周，使这些凶残的警察官更是有恃无恐了。”（调查手记《花冈矿山事件》） 第一天入夜后下起了大雨，第二天清晨广场上就是一排排的死人。刚开始，鬼子们还把死人拽到广场的一角，像堆放木材一样码成一摞。后来索性不管了，地上尸体横陈，有的趴着，有的仰着，也有扭曲着的，其状惨不忍睹。 经过日晒雨淋，尸体膨胀起来，白惨惨的，肚子鼓得很大，溢出了黄水，绿色的大头苍蝇漫天飞舞，成群结队地从尸体的鼻孔口腔耳朵眼窝——凡是有洞的地方进进出出，广场上空弥漫着血腥的恶臭。 据日本提供的资料，７月４日，日本警察派朝鲜人在钵卷山上挖了两个大坑，分别埋有５７具和５３具尸体，两个坑旁树立了两根木桩。战后，的确在那两个大坑里挖出１０８具遗骨，现安放在天津烈士陵园抗日殉难烈士纪念馆里。……
警察署隔壁的剧院做了临时审讯室。头上缠着绷带的福田金五郎猎狗一般带着警察在广场上搜寻，见到身上有血迹的可疑者便拉进剧院审讯。 当时化名为李光荣的李振平是这样介绍剧院里的审讯情景，他说：“当我走进那空荡荡、高大的剧场时，我想大概是要在这里处死我们的。可一进了剧场，便过来几个人朝我们的脸上猛打。我们已经站都站不稳了，一记耳光就被打倒了。倒下去还让站起来，照样还是打。打倒了又让站起来，站起来再打。就这也不知重复了多少次，可是没有一个人坦白真情。” “随后，让我们仰卧在一个长条凳上。用绳子捆紧了。提来了一桶水，舀起水往鼻子、嘴里灌。本来身体都虚弱，很快晕了过去。他们便将条凳倒立起来，头朝下，让水从嘴、鼻子里流出来。第二天又被带到剧场中，心里也在害怕，不知道又有什么新花招哪。来了个翻译对大家说，只要坦白就饶了我们。可是，没人张嘴。这回拿来一个粗大的注射器，把注射器伸到水桶里抽满了凉水后注射到肚子里，注射过几次以后，本来瘦瘪了的肚子鼓得圆圆的了。这时，不知是谁穿着鞋蹬到肚子上，使劲地往下踩。于是，肚子里的水从耳朵、鼻子和嘴往外喷出来。那时的痛苦劲儿，简直受不了。这样，有时反复地整上四五次，还是没有任何人坦白。这回，在顶棚的大梁上吊起两根铁丝，把铁丝拴住人的大拇指，往上卷吊铁丝，身体悬了空。用粗木棍往屁股、大腿等处胡乱地殴打，一疼便摆动身体，大拇指的皮肤勒脱了，人便掉到地上。手指只剩下了骨头，血流不停。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要晕死过去。”李振平所说，被当年最先奔赴花冈现场的秋田宪兵分队的伍长Ｈ所证实。他说：“在共乐馆中，警察在审讯，在用刑拷问。用滑车把人吊上去，放下来。然后让仰面躺下，脸上蒙上湿手巾，用水壶往上面浇水，因为不能老屏住气必然把水吸了进去，肚子慢慢地鼓了起来，然后用力按肚子让水喷了出来，就这样拷问，可真够受的啦。”（《花冈事件记闻》） 虽然没有人统计过被拷问的人数有多少，但林树森的证言里说：“在共乐馆内死了的人，便运到馆的旁边堆在那里。三天中间，死了好多人，堆得老高老高，大概有２０来个人。” 刘锡才被拉进审讯室，一个会说中国话的便衣警察说：“你小子长得很结实，一定是你动手杀人的啰。” 刘锡才说：“不是。” 站在一边的警官火了，他叫人用房梁上悬垂下来的铁丝把刘锡才两手的大拇指扎起来，然后把铁丝一拉，刘锡才的身体吊在了半空中。 刘锡才疼得狂叫起来，豆大的汗珠从额上顺流而下。 警察趁此逼问：“是谁杀的人﹖” 刘锡才在半空中呻吟着气喘着说：“是我……是我……” “还有谁﹖” “就我一个。” “可是逃出来的辅导员说有２０多人。” “不……不对……就……是我一个……把我放下来，处我死刑吧……” 刘锡才最后一声“处我死刑吧”完全是一声惨叫，像锐器划在钢板上，把空气割裂成锯齿般的牙状，这声音割锯着凡是能听到这一声惨叫的人的神经。沉睡着的耿谆就是被这一叫声惊醒，他浑身打了个激灵。 耿谆隔着木板愤怒地高喊：“把他放下来！你们打错人了！我是这件事的主谋，全是我做的，跟他们没有关系！把他放下来！” 便衣警察跟那位主事的警官商量了几句，把刘锡才放了下来，他们到隔壁去审问耿谆：“谁是同谋者﹖” 耿谆缄默了，不再回答任何问题。 第八天由宪兵司令亲自审讯。 …… “你们出去后往哪里去﹖什么地方接济你们﹖” “你要暴动，计划了多少天﹖” “没有计划过。” “没有计划，怎么能把人带出去﹖” “我是队长，我向全体下过命令，就亲自领着他们逃出中山寮。” “你下命令，他们都听吗？” “战俘都是军人，军人养成了服从的习惯。” “你都指定谁去打死日本人﹖” “没有指定，命令是向大家下的。” “你知道都是谁下手打死了日本人﹖” “不知道，那时很混乱。” “按法律打死人是要抵命的。” 耿谆激动起来，提高嗓音说：“中山寮我战俘死去数百人，何人应该负责﹖” 宪兵司令说：“这与直接杀人不同，直接杀人得抵命。” 耿谆说：“我杀人我抵命，我愿自己剖腹！” 宪兵司令拍案而起，脱口说了句话便起身走了，跟在后面的翻译王冈路过耿谆的身边时对他说：“队长，他说你伟大。” 关押在隔壁的人都听到了审讯的情况，人们松了一口气，大家互相传递着消息：“大队长一人揽下来了，我们不要紧了。” 根据《秋田县警察史》下卷记载，正式的宣判日期是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１日。 其实，在“８·１５”日本战败投降的第二天即８月１６日，日本的内务省就向有关单位通报了“关于处理华人劳工问题”的文件，要求一律释放中国劳工。显然，“４５.９.１１秋田地裁的刑事判决”是对在此之前的判决做的手脚，也是日本法庭战后对所谓“战时罪”做出的判决。《强掳中国人的记录》一书中这样评价道：“这个在战后判决的‘中国人叛乱罪’，却是个严重事实。也就是说，由‘战败的国民’判决了‘战胜的国民’。”现将秋田县地方法院的判决书转录如下：
首 魁 大队长 …………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由刘智渠口述，刘永鑫、陈萼芳整理的日文版《花冈事件》一书即将出版之时，日中友好协会创始人之一的内山完造先生为该书撰写了前言。 他的前言题为《忏悔的铁证》，全文如下： 只要一听到花冈惨案，我就感到窒息般的痛苦。说它是残酷呢，说它是无耻呢﹖纵令是在战争时期，但试问这样的事是人间所应有的吗﹖而且一想到这是由我的同胞动手干出来的事，那就不止惭愧和悔恨，还要泣不成声了。这本小册子是那件事活生生的记录，是我们应该忏悔的活的铁证。那么，大家在这小册子所揭露的事实面前低头认罪吧。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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