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日思夜想的内容中往事回放变得多了起来，有点对一辈子做总结的意思，也有点“盖棺定论”的味道，呵呵。

脑子里最多转悠着的是那些曾经给过我帮助的人和事，很想见见他们，道一声谢谢，或为他们做点什么。

 想到了小学中学给过我帮助的那些老师们，很想知道他们的近况，身体好吗？在做些什么？我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个的输入电脑，惊喜地发现有的做了厅局级领导，有的成了民主党派理事，也有的一点信息也查不到。

如有时间，很想见见他们。

 忽然发现， 心底里最想见的是和我一起插队农村的同组的5个姐妹。

1974年3月15日，我和同一中学的5个同学一起下放到了安徽六安地区一个大山里的乡村林场。五个同学中，云和我高中同班，大英小英和我同届，芝和珍是应届初中毕业。这几个同学中，四个都比我大两岁，只有珍最小，当年只有15岁。

 在那片贫瘠的土壤上，曾有我们青春的汗水和泪水的流淌。我们一个锅里吃饭，一起下地干活，想家时，一人哭，个个都流泪。唱歌时，一个人唱，全体都和。每个人曾轮流做饭，挑水，大雪天也曾一同在屋子里睡懒觉聊天。给农民办扫盲夜校时，我们轮番去做老师，我们的知青点成了公社先进，县先进，地区先进。

 1976年9月，我们的知青点，有了一个招工回城的名额。

 听说过其他的知青点曾为招工和入党闹的不可开交的传闻，哭闹上吊的都有。哪一个知青都有一个回城梦，谁不盼望早日回家？我觉得，大概是过分的关注，大家对这件事都闭口不谈。

 决定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分管我们的大队副书记晚饭后来到我们的知青点，把全体知青包括后来两年陆续来插队的，统统召集到了院子里，他说：大家都知道了，公社给了我们大队一个知青上调名额，但是这么多的人都够下乡两年以上的条件了，每家都有每家的困难。我们大队党支部决定，让谁走这件事情交给你们自己做决定，希望你们推荐出这两年多表现最好，让她走你们都同意的人。书记的话完了，会场一片沉默，因为有私心，我的心里也难言的紧张。书记又说，大家发言，老知青和新来的都可以说。这时候，琴（来了一年多）说话了，她说：我也许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都知道，谁是这几年我们中间表现最好，最优秀的人。这就是花儿（我名字的谐音），我提议让她走。接着一贯急性子的云说话了，她说：花儿是我们的头，这几年她为大家做的最多，我同意让她走。大英发言：花儿是我们这里每年工分挣的最多的人，她极少回家，让她走我服气。小英说：我同意云和大英的提议，让花儿走。芝和珍发言最简单，都是：我也同意让花儿走。最后，书记让新老知青再做一次集体表决，他说，同意花儿上调回城的举手。

我忐忑不安的看了一眼，只见姐妹们齐刷刷的举起了手。书记说，好了，这张表给花儿了。

这个讨论会一共用了大约5分钟。

 这是我永生难忘的姐妹们。

现在每每回想到这一段，我没有了最早的那种“同学们一致推荐我回城”的骄傲，有的是深深的感恩。

我一起插队的知青姐妹中，我知道云家里的生活条件不好，家里孩子多，妈妈没工作且身体不好，靠父亲一人养家。大英妈妈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那人在等着她回城。芝脑子似乎出了点问题，她经常说起她的“男朋友”，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常常哭。小英也常叹气，说回城是猴年马月的事了。珍曾经无奈地说，我大概要在这里干一辈子了。

 当年，在那次会议上，大家却义无反顾的把回城的机会给了我，把希望和光明给了我，把快乐和未来给了我，我却一言未发。我算的哪门子优秀？今天的我，在她们面前是惭愧的，她们的人格比我高尚得多。

 1976年10月，我回城进了一家工厂做车工，年底云和小英回城探亲还来工厂看过我。后来，在知青大返城中，她们都回城了，做了工人，售货员和幼儿园老师等。我在街上遇到过大英，在菜市场遇到过正在买菜的珍，云结婚前来过我家，说了点姐妹的近况。

 78年我从工厂里考上了大学，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们了。

 信主后，每当唱起一首圣歌中的那几句：“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主啊，是你紧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在你身边......”我的心的闪过的人中，就有那几个知青姐妹的脸孔。我感觉，这几个姐妹那一刻是天使，是神让她们举起了手。

     我在google上把她们的名字也一一输入，遗憾的是一点儿痕迹也没有。

     老公说，你回去在报纸上登一个寻人启事。他知道我想找她们做什么。

     亲爱的姐妹们，我心中永远青春靓丽的你们现在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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